企业与政府距离解读

1、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社会和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一大批企业伴随改革的进程逐步发展壮大，其发展态势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紧密相关。目前我国仍处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系之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较大，市场化程度不足的问题也体现在政企关系上，在促进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理顺政企关系是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点。政府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方面发挥着多重作用决定了其必然成为企业最重要的环境因素，也是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如何与政府打交道，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自然就成为企业在经营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企业的政治行为就随之而来。另一方面，我国本来就是一个注重关系的人情社会，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更是密切，企业与政府保持一种合理恰当的关系，有利于企业获取社会资源和具有良好的发展机遇。一、 新兴市场下企业与政府关系相关理论交换理论是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流派，该理论以经济交易做类比将人类的社会互动视为一种包括有形和无形资源的交换过程，与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交换不同的是，社会学中更为广义的交换并不要求交换的对等

2、性，即交换双方的付出和汇报不完全对等也不会影响交换的继续。交换理论认为尽管权力和依赖性对社会关系是重要的，但一个交换关系成立的关键特征是为了共同利益的资源转移，交换理论强调两个系统的互相依赖。当政府或官员希望或需要企业提供资源时，企业的权力（或对政府的依赖性）就是高的。用社会交换理论分析政府行为时，行政交换理论就应运而生了，政府需要与企业进行资源的交换，两种组织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政府作为企业服务与产品的立法者、执法者、政策性资源的提供者、购买者、合作者、支持者、投资者，政府的多种角色与企业、企业群体、行业协会都有密切的关系，政府和企业由于各自所持资源的差异性为政企交换提供了可能。政府官员所渴望或需要的企业资源，包括信息、威望和资金，而企业也同样渴望得到政府所拥有的一切重要资源。行政交换范式的提出说明人们对政府、公权力现象的认识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即从仰视政府的心态转向平视心态。然而，政府俘获理论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社会互动过程入手，着重研究有较强实力的企业对政府、对公共政策规则等方面的影响。在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企业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有实力的企业组成了规模和实力可观的利益

3、集团，能够影响政府决策，使得最终的决策并不能完全代表公共利益，而是被利益集团绑架。政府俘获理论在分析政企交换关系方面有很强的解释力，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看，地方政府与企业的交换关系中地方政府仍占有主导地位，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企业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大。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的过程中，可以将企业纳入行政序列中进行管理，控制企业的领导层和资源，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公司管理的经营者角色，这种紧密结合的组织结构被称为“地方国家法团主义”。地方法团主义将地方政府和当地民营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二者称为利益共同体。地方政府一方面通过有选择性的私有化加强集体经济，另一方面把扶持的对象和范围扩展，延伸的民营企业。地方政府运用对重要公开资源的控制、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形成的共生关系，将私营企业整合到法团主义的框架之内。诸多转型经济时期存在的制度缺陷，如政治对经济的干预和对稀缺资源的控制、政府对企业的监管规则模糊粗放而导致监管者具有很大的自由裁决权以及政府行为不规范而未形成依法办事的环境等，使企业有必要采取非市场策略以改善自己的生存空间，而政治联系就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方式。企业对政治联系

4、的重视体现在政治联系的建立上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精力等资源，以渴望得到更多非正式制度的庇护与支持。这种租金强化了企业与政府联盟的动机，因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可为企业带来数不尽的好处，其次，政治家有利于行政权利人为创租动机，因为逼使企业向政府或政府官员纳贡是企业获取政治租金时的必要门槛。在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下，容易出现制度漏洞、模糊以及失序等问题，特别是产权属性的差异更加明显。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国家，无论是从行业准入，到投资融资，到破产保护，在企业生存的每个环节上，国有企业都在享受着民营企业无可比拟的政治关照。改革开放以后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完全改变中国经济格局的事实，由于政治联系的确可为企业带来“隐形”保护与帮助，因此已被多数企业视为非正式制度的替代机制。制度体系在经济主体交易中起着系统性控制机制嘴用，它明确规划了交易参与者的行为合规性边界，与突破该例规性边界的经济后果，即交易参与者会因失去合规性而遭受更高的内外部交易成本。企业的行为模式可潜在地被制度统一，健全的制度体系不仅能限制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也可降低因内外部环境不稳定而带来的成本与风险。因为当环境不确

5、定时，企业面临着更高的契约风险，从而提高了交易成本，企业通过有效利用与外部利益相关主体的关系，即政治联系，可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从而获得科尔曼租金（在特定关系中由于交易成本降低而带来的经济性），从而有效对冲外部不确定性风险。企业花费一定的成本与政府部门建立政治联系，往往能够形成一种隐契约，给企业带来优惠乃至于垄断权，从而造就其在特定的排他性基础上获得高增长和突出的业绩。在资源依赖理论中，企业为了生存，必须依赖社会其它组织提供资源，并管理与其它组织的依赖关系。在获取资源过程中，资源的重要性、资源拥有者对资源使用的自由裁量权和资源替代程度决定了组织依赖其它组织的重要程度。企业师徒通过政治机制为企业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的动机驱使企业用政治方式改变企业的外部环境，越是依赖政府的企业就越有可能涉入政治行为，政府管制机构控制企业经济资源越多，企业也会投入更多的政治行为。企业与政府之间构建的政治联系给企业带来了资源，这种资源主要是企业的有形资源，这种政府资源必然能够缓解企业暂时依赖政府的程度，缓解资源限制对企业发展的阻碍。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其实是围绕着一定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在考虑如何投入获得最大

6、的经济收益的前提下，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也在不断进行调整，他们不断变换着自己的角色。经济自由主义认为对市场不进行干涉，由市场自由调控是政府最好的经济政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给予市场绝对的自由，政府在整个过程中发挥着“守夜人”的作用。市场的稳健运行要求政府取消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给予经济运行最大的自由，政府应当为“社会公众提供最大的利益”。国家干预主义理论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市场自身的局限性，市场的总供给和总需求需要政府的适度干预。由于市场具有相对的滞后性、盲目性以及自发性等特征，政府通过强制性的政策或方针以及其他各种手段，对经济活动或经济过程进行调节或监控，为了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实现不同的发展目标，政府和企业合理界定自身在市场中的定位，他们间的关系也就形成了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角色关系。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的职能不是重在协调或宏观指导而非对经济社会的过度干预。政府服务应当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广泛授权或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给予管理者相应的权限和激励措施，以便发挥公民需求的积极回馈。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重在促进政府服务效率、效果以及质量管理情况，而且在行政规则方面要有所放松，

7、并实现绩效目标控制的切实实现。应建立以政府引导的多元化职能模式，通过“政府本位”向“市场本位”转变等。辽宁禾丰牧业有限公司2003年3月27日在沈阳市浑南开发区注册登记，公司主营业务饲料生产、原料贸易、禽食品加工等，2014年报告期止共有在职员工3522人，2014年总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7.2%，总资产比上年同期增长3.15%。禾丰牧业于2014年8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其中国家持有股份为0股，企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2014年报告期内现任及离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曾在政府部门任职。从政府持股和政府任职两个角度来看，禾丰牧业与政府的关系较为疏远。大连万达集团创立于1988年，形成商业地产、高级酒店、连锁百货、文化旅游四大产业。2914年，企业资产5341亿元，年收入2424.8亿元，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万达商业地产公司2014年12月23日在香港成功上市，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2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挂牌上市。万达集团提供的2014社会责任报告中说明了其2014年在创造就业、支持创业、慈善公益、缴纳税收、绿色环保等方面认真履行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依据

8、交换理论和寻租理论可知，企业认真履行社会责任也是拉进与政府关系的一种手段，企业承担越多的社会责任，就为政府解决了越大的问题，为政府提供了更多的资源，从而拉进与政府的距离。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于2000年4月30日在沈阳市和平区注册登记，2009年在深证创业板上市，公司2014年总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5.5%，截至2014年底，公司正式员工2480人。公司第一大股东是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2014年报告期持股27.37%，公司法人为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所长，公司2014年报告期现任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中有四人在最近5年的工作经历与政府关系密切，自2000年成立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国科学院领导、全国人大常委、辽宁省党委书记等高级政府官员多次到新松机器人进行视察调研。对比以上三家企业可知，新松机器人与政府有着最紧密的联系，而禾丰牧业与政府的关系较为疏远。这两家企业都属于技术密集型企业，但是与政府的关系却相差甚远。新松机器人隶属中国科学院，凭借其产业优势以及资源优势，在企业发展状况上与禾丰牧业相比表现的更为乐观。而万达集团属于资源依赖型企业，且为非国有企业，相

9、比新松机器人，万达集团在资源分配上存在先天劣势，但是万达集团通过完美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从而拉进与政府的距离，为自己的资源分配争取优势。另外，受行业影响，万达集团在资源获取上对政府的依赖性较高，因此还需不断寻求突破口以拉进与政府的距离，从而为自己谋取更多的资源分配。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政府干预”观点认为，政治联系是政府对公司进行干预的手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公司带来消极影响。而“关系”观点则认为政治联系是不完善的制度环境的有效替代机制，公司愿意主动建立政治联系以获得政府管制下的某些“租金”。因此，企业与政府之间是非线性的复杂关系，政治关联的强弱并不一定意味着对企业带来特定方向的影响，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最适合的距离。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倾向于任命政府官员而非具有专业背景的人员担任董事会成员，而相对于不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而言，政府通过政治关联保留了对私有化公司的控制权，私有化所导致的价值最大化目标难以实现，依据“政府干预”观点，这类缺乏专业知识的董事会成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从而对企业带来消极的影响。根据以往的研究表明，并不是所有政府官员任命董事会成员的公司都在政治关联方面表现出消极的影响，不同的政治关联方式对公司的影响差异很大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会降低企业的会计业绩，而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则往往对会计业绩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且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的层级越高，真实业绩越佳。但是非关键高管的政治关联往往可能并非积极的，企业为了维持这种政治关联必须付出一定的成本，此时资源投入成本可能超过政治关联所带来的好处。另外，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度企业价值的正面影响要大于中央政府背景，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可以显著增加公司价值政府的干预程度越强，地方政府的任职背景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越强烈。私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则可以为企业带来更高的声誉和资源分配，尤其是在市场制度和法律保护比较弱的地区，政治关联对私营企业带来的正面影响更加明显。但是政治关联越强的企业，在突发恶性事件的时候在传闻期间所受的损失越大，通过政治关联建立起来的较高的声誉会在发生恶性事件时受到更大的质疑。在最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迁与转型的背景下，由于中华老字号企业与政府的不同“庇护”关系，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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