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BOUND-地方政策追踪与观察-第131期

1、2012年3月13日总第131期【地方如何在“”活动争取资源？】2一年一度的“”，各种政治资源云集。在此期间，地方政府为争取中央支持都有哪些活动？如何借机获取财经资源【地方政府为何争相推动“营改增”试点？】4上海今年进行“营改增”试点以来，北京、天津、江苏、深圳等地也积极向中央争取纳入试点范围。此项试点短期内对地方财政并非有利，为什么各地仍争相推动？【基层“阳光政府”建设难在何处？】6“阳光政府”建设已提出多年，但真正开展的地方可谓凤毛麟角。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的政府公务费支出明细公示项目入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最后一刻却主动放弃【县域经济：产粮大县今年仍难摆脱财政困窘】8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增加农业补贴，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增加粮食生产大县奖励补助资金。但“产粮大县，财政穷县”的现状很难突破，产粮大县财政困窘出路何在？【地方如何在“”活动争取资源？】2012年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参加了山东团第五小组谈论。临沂市委书记张少军就临沂的问题提意见和建议时说，“中国物流之都”临沂虽有港口，在建设国家进出口基地有优势，但受进出口商品手续制约以及国家相关优惠政策缺乏的束缚

2、。他说，这些跟海关总署、质检总局等部门关系很大，“我们请请不动，请王副总理去找他们一下”。王岐山当场表态，4月份派商务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和工商总局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王岐山副总理还嫌这个问题他知道晚了，批评临沂的市长怎么不早点跟他说“我要不来，我就不知道了”。由此可以看出，中央对地方反映问题持开放态度，地方官员可借助等渠道，及时向中央反映各种问题，以便获得政策支持。不仅山东临沂一家，其他地方政府也巧用各种机，向上表达自己的意愿。例如，3月7日，湖南代表团在驻地举行第四次全体议。受国务院委托，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盛光祖到听取意见。湖南省代表团专门就铁路建设相关的问题，建议高铁开通物流服务，以及建议进一步加大对湖南中西部地区铁路建设的支持力度，让“养在深闺”的湖南特色农产品更好地开拓市场。盛光祖听取发言后表态，铁道部将一如既往地为湖南铁路建设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更好地服务湖南经济社发展。同日，胡锦涛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议云南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云南代表如实回答胡锦涛的提问，反映云南省沧源县还有8000多户茅草房、杈杈房。在总书记过问下，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回应将这种情况纳入国家十

3、二五农村危房改造范围。叮嘱“一定要在十二五期间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期间，政治资源聚集，充分利用此种机拜访官员及相关负责人也是地方官员的一项选择。例如，3月7日上午，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他拜了央行行长周小川。他表示，湘鄂赣三省正联手推进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建设，迫切需要湖北进一步增强金融服务的辐射和支撑功能。同日下午，李鸿忠同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国生利用议间隙，与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李家祥一行举行工作谈，希望国家民航局对湖北民航改革发展和项目建设等继续给予大力支持和指导。更进一步，通过代表发言，借代表反映地方政府呼声，希望中央能下放更多权力。例如，3月10日，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副市长王东在全国广东团小组议上直言，感觉部委的权力逐年在加大，“逼着地方政府越来越忙”，建议削弱部委的权力和财力，把多一点的财政支配权下放到地方政府。他认为，现在部委权力逐年在加大，中央集权某种意义上变成了部委集权，“部委的文件是越来越多，这里面打架的也多”，碰上这种情况，依法还是依文是个问题。而且，他还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如果想通过部委一个文件把所有地方的问题都解决，难度可能很大且欠缺科学性，

4、“不如给地方政府更大的权力，当然，前提是要从各方面去监督它（这个权力）”。与央企的合作更是地方政府融资渠道收窄时的上上之选。期间，湖北宜昌、广东中山、山西长治、甘肃天水、吉林四平等地均与央企签署合作协议，签约项目均在百亿元以上。另外，同在3月4日，重庆市政府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签订金融战略合作协议，农发行经批准投资15亿元入股重庆兴农融资担保公司，支持重庆创新开展农村“三权”抵押融资业务。看来，已不再只是共商国是，也已成为各级地方展开活动、吸引中央注意、获得中央资源的竞技场。【地方政府为何争相推动“营改增”试点？】从2012年1月1日起，我国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等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率先纳入试点范围的主要行业企业包括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3月6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接受记者提问时表示，上海首批12万家企业参与“营改增”试点，其中8万家小额纳税人已从原来5%的营业税改成按3%缴纳增值税。但是，其他4万户一般纳税人中，运输业和金融租赁业的税负有所加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对上海试点进行调研后指出，“据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特别是货物运输服务是物流企业最基本的服务，且实际可

5、抵扣项目较少，导致试点后企业实际税负大幅增加。”对于税负增加，上海采取财政扶持政策，通过财政返还减少这部分加重的税负。从地方财政收入来看，营业税和增值税均属中央与地方共享税。营业税中地方占较大比重，而增值税中中央占较大比重，因而“营改增”减少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同时，对于税负增加的企业提供财政返还等财政扶持政策在短期无疑又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但这并未影响北京、天津、江苏、深圳、重庆等地积极申请纳入试点范围的热情。3月11日，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就透露，北京正在准备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地方热衷试点的原因何在？上海试点以后，该地试点行业的企业注册大幅增加，这让其他地方看到了试点工作对企业巨大的吸引力。而且，如果周边地区不积极表态申请试点，“营改增”试点地企业可能将注册地迁至上海，以获得上海试点的税收优惠政策。3月2日，深圳更是在其市委机关报对上海大加赞赏，“上海放弃眼前利益而追求长远利益打破重复征税桎梏，立足于做大现代服务业蛋糕，税收蛋糕当然也能成倍放大”该文结尾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上海进行营改增试点的价值看成降了多少税，那就把试点看小了。它的最大社价值是，只要拿出

6、毅然决然的改革勇气，敢于放弃眼前利益，没有冲不破的制度障碍和羁绊，要想凤凰涅槃必先壮士断腕。”对京津、江苏、深圳等地而言，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在即，第三产业的潜在力量正待挖掘，现代服务业被寄予厚望，积极争取“营改增”也在情理之中。而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对所谓税负加重的企业给予的财政扶持政策更可能只是权宜之计。在我们看来，地方争相获取“营改增”试点的动机既有抢占政策先机的成分，更有为未来获得更多财政收入“打基础”的因素。【基层“阳光政府”建设难在何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推进政府改革”，具体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以财政收支公开为主的“阳光政府”建设自然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工作。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在“阳光政府”建设上走在前列。最新一期的中国改革杂志对该乡进行了深入报道。白庙乡的政府公务费支出明细公示项目入围了第六届政府制度创新的非官方奖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该乡也是本届奖项惟一入围的乡镇级政府。但是，白庙乡在最后时刻弃权了，放弃了前往北京参加创新项目陈述和答辩的机。理由是原定参的乡人大主席因为感冒

7、住院了。真正的原因当然不在于此。白庙乡在2010年1月开始公示了政府公务费开支明细。其“政府公务费开支明细公示”项目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个方面。第一，将“表五步法”作为财务公开的运作载体和流程平台。“表”是“白庙乡公共业务费统计表”和“白庙乡资金结算运行表”。“五步”依次为“申请-经办-申报-公示-结算”。第二，实行财务单笔明细公开的“三新三强”：公开内容新、针对性强；公示流程新、操作性强；公开方式新、前瞻性强。以一些公众特别关心的费用为例，白庙乡推行以招待费、议费和工作餐费为内容的“三费一差”细化接待标准，规定公务费开支不得超标；通过“月费限总、淡旺有别、逐月推进、轻重缓急”把控预算总额。白庙乡打造“阳光政府”的尝试，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招商引资初获成功，而且当地群众对相关工作的满意度有了大幅提升。然而，白庙乡的制度创新使其上级领导和其他乡镇感到很大压力，也惹恼了一些干部。在这些干部看来，白庙乡的制度创新是“另类”和“没事找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白庙乡制度创新之初得到了时任中共巴中市委书记李仲斌的充分肯定。而随着李仲斌2011年调任四川省司法厅厅长后，白庙乡开始体到创新外部环

8、境的艰难。这时，甚至有领导申斥白庙乡负责人“你以为现在还是李仲斌当书记的时候吗？”在外部压力下，白庙乡不得不做出妥协，以求改善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和此项改革的生存和发展。白庙乡已大幅度减少接受媒体采访的次数，回避他们在改革创新中遇到的困难，同时放弃了本可获得的第六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提名奖。白庙乡已将主要精力放在上级党委和政府更加重视的招商引资等工作上，少谈或者不谈“阳光政府”相关的事情。问题在于，即使是省级乃至国家层面，都在呼吁改革，甚至有学者指出“不改革，就被改革”。基层“阳光政府”建设难在制度环境欠佳，也难在上级政府官员改革的决心不足。这一难题的破解，亟需具有改革精神的地方主政者大力推动。【县域经济：产粮大县今年仍难摆脱财政困窘】2011年我国粮食产量1.14万亿斤，再创历史新高。但粮食生产收益低、农民收入受益少的现实依然严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今年的提案就是提高农民粮食收购价。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郑风田则表示，农资是随市场价波动的，种粮投入的生产资料上涨幅度更大，导致种粮利润很低。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农业厅副厅长马岩波期间指出粮食主产区普遍财力

9、有限，产粮越多，包袱越重；粮食主产区农民种粮补贴标准偏低，生产成本上升，比较效益下降。他呼吁国家进一步加大对粮食主产区补贴力度。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做了回应，“农业补贴要继续增加总量，提高标准，扩大范围，完善机制，新增补贴重点向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各种生产服务组织倾斜”，“继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今年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平均每50公斤分别提高7.4元和16元”，“增加粮油、生猪等重要农产品生产大县奖励补助资金”。实际上，2010年，全国产粮大县奖励资金规模约210亿元，奖励县数达到1000多个。奖励资金依据粮食商品量、产量、播种面积各占50%、25%、25%的权重，结合地区财力因素，直接“测算到县、拨付到县”。2011年，中央财政安排的奖励资金增至225亿元，对粮食生产大县除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奖励政策外，对增产部分再给予适当奖励。从政府工作报告的表态来看，今年对产粮大县的财政奖励资金将获得二三十亿元甚至更大规模的增长。但具体到某个产粮县市，中央的财政奖励对当地的财政可谓杯水车薪。而且国家对农业的其他补贴最终受益人主要是农户，粮食生产本身对县域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以2011年全国产粮大县排名靠前的黑龙江省龙江县为例，2011年粮食总产实现57.8亿斤。2011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实现70.55亿元，一二三产业分别实现33.76亿元、18.26亿元、18.53亿元，农业占将近一半的比重。但该县财政保障仍然不足，当年财政总收入5.27亿元、财政总支出19.3亿元。再看河南产粮第一县滑县，2010年粮食总产实现26.3亿斤，当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3亿元，全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20.65亿元，收支差距明显。根据最新数据，2011年滑县粮食总产实现27.1亿斤。而2011年全县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3.80亿元，和同样增长的一般预算支出相比，财政收入增加额度依然很小。2012年产粮大县如果在农业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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