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戏研究生眼中的《西京故事》

1、上戏研究生眼中的西京故事导师附记：三四年前，我为我的研究生开设了一门课程：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入选剧目研究。这学期行课期间，适逢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来沪演出秦腔西京故事，这部戏的编剧是曾经两次获得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奖”的著名剧作家陈彦，他的力作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所取得的成功，曾大大鼓舞了我国从事戏曲现代戏创作与研究的戏剧工作者们。可以期待的是，陈彦以及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艺术家们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于是，2011年11月17日晚上，我与我的十多位研究生早早地来到了逸夫舞台。看完戏，不免又一次由衷地对陈彦以及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艺术家们心生敬佩之情。走出剧场，心潮澎湃，我的观后感的直接表达方式竟然是与学生们讲了一句与西京故事看似无关的话：此生与戏剧为伴，幸之，福矣。当然，孩子们早已读懂了我欢悦的眼神里溢满了对西京故事的倾慕与喜爱。近年我在各种场合一直焦灼呼唤戏剧舞台上的“国家形象”的诞生，西京故事着实令我眼前一亮。一方面，这部作品所体现的内容与形式上的思想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作品所展示的民族的观念、情感和审美的深度，已具备了“国家形象”的品质。另一方面，剧中罗天福这个人物形

2、象，吸纳象征中华民族精气神的“千年古树”的不竭灵气，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密码，他坚韧、乐观、勤朴、自强的品格，更是让人们能真切感受到舞台上“国家形象”的思想穿透力与艺术震撼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部中国戏曲现代戏史上不可多得的里程碑式的作品。编剧陈彦直面人生，书写当代，勇于担当，作品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审美的愉悦，思想的启迪，更是在现代戏创作上具有鲜活的示范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去认真研究剧作家陈彦，研究“陈彦现象”。我想，这项工作，可以先由我的研究生开始做起。于是便先有了同学们这十多篇虽未深思熟虑却绝对诚恳的观后感，这些即兴式的剧评，文字也许粗疏，见解也许偏颇，感慨也许随意，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西京故事所达到的艺术成就的敬畏与赞叹。愿这些年轻的文字能仰仗西京故事的张力在广袤的戏剧园地里得以传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陆 军一曲秦腔动心魄 评陈彦剧作西京故事 2010级博士生 李世涛贾平凹在其散文中提及秦腔时说道：“爱者便爱得要死，恶者便恶得要命。”这爱与恶的分明，盖因秦腔那独特的西北味道，爱者对它高亢激昂的气魄情有独钟，恶者则嫌弃它不够婉约的腔调。的确，与沪上戏曲观

3、众偏爱的沪剧、越剧等剧种相比，秦腔少了些柔美和温软，多了些粗犷和沉重，前者秀丽如少女，后者则敦厚如壮汉。然则，在这个壮汉敦厚的外表下，却深藏着至情至性的率真。于是，此次秦腔西京故事抵沪，不但给阴柔委婉的沪上舞台注入了难得一见的阳刚之气，更以其至情至性的率真打动了沪上观众的魂魄。戏剧演绎故事，博观众一笑容易，赚一点廉价的眼泪也不难，难的是能否动人心魄，古今多少剧作家昼夜伏案，无外乎是想以笔下故事触碰到观者的心魄，希冀与观众达到情感或精神上的共鸣。陈彦的多部作品走出陕西后北上南下，所到之处赢得各类观众的好评，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便是剧作家用生命激情给作品灌注的艺术感染力。在西京故事中，陈彦以苍劲的笔触给作品烙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印记，以生动的故事和鲜活的形象传达了剧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感悟、对文化现状的反思和对民族传统美德的向往。长久以来戏曲在表现现实生活方面总是遇到各种困难，剧作家陷入困惑时或者凭借生活化的故事对现实生活进行隔靴搔痒式的反映，或者无奈的将视角投向广袤的历史时空，真正具有现实深度的作品并不多见。陈彦对现实生活有着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感悟，这使他的作品脱胎于现实生活，而又不乏思想深度

4、。在当今中国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充斥着各种社会现象，在千丝万缕的日常生活里选取角度，折射我们民族的历史进程和文化进程中的真实面貌，是剧作家不可推卸的责任。陈彦把视点凝聚在罗天福一家，以这一家人“西京寻梦”的故事为切入点，反映了普通百姓在社会急剧变化下辛酸的生命状态。西京故事中，罗天福举家从乡下迁至西京，源于罗天福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一最朴素的梦想，这样的故事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他们居住在西京城的城中村里，这个破落的城市角落对罗天福一家来说已经是提升了他们的生活层次，面对城市人鄙夷的眼神，罗天福忍辱负重，女儿罗甲秀努力的改变困境，儿子罗甲成则渐渐迷失了方向。该剧看似简单的故事情节，实际上包含了我们社会中的众多现象，比如农民进城、“凤凰男”等，这些现象正是我们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热点问题。剧作家并没有简单的罗列现象，而是带着感情去思考造成这些现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并试图找到解决这些现象的途径。城市化与现代化是当今中国的时代主题之一，在我们大张旗鼓的向城市进军、向文明进步的社会语境下，我们理应放慢脚步反思一下到底什么是“城市”和“现代”。显而易见，城市化和现代化不仅是指生活方式，更是指生活在

5、其中的人民的精神状态，以罗天福一家为代表的农民进城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写出他们的喜怒哀乐，进而触碰他们人格的深处，是每位有艺术良知的剧作家的追求。因此，怀揣着这种艺术追求，陈彦笔下的人物便鲜活起来。“为小人物立传”，是陈彦每部作品共同的艺术追求，正如剧作家本人所说，“我写作的初衷，就是想在社会总是或多或少地遮蔽了小人物生命价值的今天，努力打捞和提升他们的生命价值和认识价值。”我们的历史并非由所谓的英雄人物或精英人物构成，恰恰相反，处于社会底层的众多小人物才是历史真正的书写者，陈彦在西京故事中关注他们的生命状态和生活状态，揭示他们在时代变迁冲击下心灵世界的反应。罗天福朴素的梦想遭遇了种种挫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在他坎坷的西京寻梦路程中透出了小人物的辛酸与无奈，但他的可敬之处正是他在如此艰难的困境中始终坚守着最初的信念，他待人诚恳、勤劳朴实，处处显示着中国传统百姓身上优秀的性格特点，使观众在同情他的遭遇的同时又情不自禁的钦佩其人格的伟大。西京故事的艺术价值不仅是塑造了几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更可贵的是在人物身上承载了剧作家对这个时代的认知。戏剧作品的背后都隐含着民族信仰和价值观念，

6、西京故事也是如此，该剧通过罗天福与罗甲成这对父子之间的矛盾纠纷揭示了当今时代变迁下各种观念的对抗与纷争。“父与子”是西方文学作品中永恒的母题，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也贯穿始终，但这一母题的艺术创作在古代中西文化语境中却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形态，直到近现代，中国文学才与西方在“父与子”的母题上达成了创作倾向上的一致篡弑，“亵渎父亲”成为当代中国最值得关注的创作思潮。经典文学作品中往往把父亲塑造成一个保守、固执甚至腐朽的形象，创作者对其怀有否定的态度，有意的规避父亲形象的丰富性，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以父亲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无论是篡弑，还是亵渎，都是对父权的一种抵抗和消解。但抵抗与消解之后，我们是否应该换一种角度重新思考今天的“父与子”？与篡弑和亵渎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陈彦在西京故事中，是对父辈文化的一种回归。父亲罗天福是传统文化道德的代表，儿子罗甲成则代表了被城市生活激醒的新兴文化，挑起二者纷争的是金钱，这是一种最直观也最具戏剧性的矛盾方式，罗天福与罗甲成在金钱观念上的分歧实质上是传统文明与新兴文明的强烈对抗。在戏中，儿子罗甲成因饱受歧视而形成了人格缺陷，认为只有占有金钱才能与人平等，为此他屡

7、次要求父亲卖掉老家那两棵价值不菲的古树，而父亲罗天福则始终不肯，他坚持认为那是祖宗留下来的宝物，况且救过相亲的性命，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卖树的念头。父子二人围绕古树展开的矛盾随着剧情的推进越发激烈，两种观念的对抗也趋于明显。戏的最后，儿子终于理解了父亲的良苦用心，在他跪倒在父亲面前的那一刻，实质是金钱至上的新兴文明向传统文明的折服和回归。在西京故事的舞台上，矗立着一棵千年古树，这棵古树参天而立，干支粗壮且枝叶茂密，饱经沧桑而不失神韵，这既是城市历史的象征，也是传统文化的象征，它见证着城市的变迁和人群的来往。古树下，是父亲罗天福弯曲的脊梁，他以坚强的毅力顶住重重压力扛起整个家庭，也以自己的言行诠释着传统文化中最宝贵的精髓。树人相映，传统文化在新兴文化的冲击下始终坚守着不朽的根基，它包容、自强、和谐。剧作家陈彦用罗天福与罗甲成的“父与子”从对抗到和解的故事表明，我们的民族需要传统优秀道德的滋养，我们的价值观念只有建立在完善的人格基础之上才能使我们在城市化、现代化的前进道路中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因此，父亲罗天福那佝偻的身躯，挺起的不只是一个家庭，更是我们民族的脊梁。罗天福一家的故事每天都在我

8、们的城市里上演，正如戏的最后，当罗天福还乡之际又有新的家庭来西京寻梦，父辈总是以这样前仆后继的姿态努力地提升着年青一代的生活状态，在他们日趋衰老的背影中，我们应该用心去解读父辈留给我们的点点滴滴。这大概是西京故事最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吧。喧嚣过后是宁静，秦腔那高昂激越的曲调穿过城市的水泥森林，直入我们的心底，或许我们真的该沉下心来，静静的思索一番，关于现实，关于传统，关于父辈，关于梦想。倘若我们看过西京故事之后，果真被触动了魂魄，能获得一份内心的安静，便没有辜负了这位西北汉子至情至性的歌唱！西京故事随感录 2011级博士生 周爱华随感一：人物的意义秦腔西京故事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这些人物除了演绎故事、组织矛盾、推动情节、形成纠葛、完成结构以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传达主题，诠释立意，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西京故事中的罗甲成，是农村孩子上大学的一个典型，他的家庭也是中国普通农村家庭的一个代表。父母辛辛苦苦省吃俭用，把节省下来的钱供子女上大学，但是上大学以后，却发现现实与理想大相径庭，就如戏中罗甲成所唱：“原以为走出大山天就辽阔，挣断肠跳过龙门命越龟缩。告别了沟壑，告别不了我的穷窝。走进了

9、城郭，走不平等我的人格。我第一次深刻认识我，再努力还是一个登不上台面、进不了场面、遭人边缘的山里哥。”诚然，罗甲成的想法和看法都有些过于偏激，但是他说的话也不无道理。有人说，知识改变命运。在这个金钱至上的时代，这句话似乎早已在打折扣。一句“农村孩子不应该上大学”曾经在网上引起过恶评，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讲，这句话似乎也不无道理。而农村的孩子，对这些更是感悟深刻。知识，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有了多元的含义。知识不仅仅局限于书本上的教条理论，还包含了许许多多方面的内容，比如人际交往，比如工作经验，比如如何创新，如何适应，这些都应该被包含在知识的范畴之内。但是现在包括从教育者到受教育者，对知识的认识大部分还仅仅局限于课堂上的讲课听课，其实，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身教比言传更重要，对于受教育者来说，能力比学历更重要。究竟如何看待上大学，穷人的孩子如何改变命运，这需要社会多方面的阐释。从农民本身而言，应该以正确的态度看待上大学的问题，大学当然应该上，但是不可以把上大学当成全部的寄托和希望，对于学生本身而言，更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大学不仅仅是学习知识的地方，更是一个个人与社会的过渡交接点，通过大学，学生应该正确的去认识大学的功用，并适当的去利用上大学的机会，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而作为学生梦想的殿堂，大学也应该在学生入学之初就告诉他们大学的功用，不要让他们对大学期望太高，大学的职责也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还要教给学生如何正确的看待和运用知识。农民把所有的希望寄托的孩子身上，孩子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到考大学上，但是考上大学以后呢，上大学就真的能改变命运吗？西京故事以真实的笔触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启示：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大学，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要想在社会中胜出，靠的不是学历，而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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