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爱国事迹

1、老百姓爱国事迹现代王进喜王进喜的故事除了“铁人”，他还有一个“工人工程师”的称号，他们总结出的“三老四严”等制度成为当时全国工业系统学习的榜样。以王进喜为代表的新中国石油工人，由苦难的旧社会解放出来，在新社会里表现出强烈的主人翁意识。据大庆油田负责人宋振明说，王进喜率领的12O5钻井队在1953年到1959年7年间，共完成钻井进尺71000米，等于旧中国1907年到1949年42年钻井进尺的总和。 从1960年6月1日大庆运出第一批原油，到3年之后大庆油田会战结束，中国石油结束了用“洋油”的时代，实现基本自给。毛主席非常高兴，于翌年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尽管这是在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上的一种尝试，但是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人的奋斗精神仍是永远值得学习的。 王进喜在技术上也肯于钻研，他曾带领伙伴用40年代的老钻机，克服技术上的困难，打出全油田第一口斜度不足半度的直井，创造了用旧设备打直井的先例。他与工友们发明了钻机整体搬家、钻头改进、快速钻井等多项技术革新，对改进钻井工艺技术做出突出贡献，被油田党委授予“工人工程师”的称号。王进喜等人的经验和做法有很多成了油田的规章制度。如“三老四严”（

2、即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和“回访”制度等，还在全国工业系统推广。 缺少拖拉机、吊车，就用绳子、撬杠把60吨的钻机一寸一寸地运到井场；没有水罐车，他带领工人硬是用脸盆端来了几十吨水开了钻 石油，相当于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血液。在旧中国，外国人给中国扣上“贫油”的帽子。全国解放后，虽然李四光等地质学家从理论上认定中国有较多的石油资源，但在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要进行钻探和开采仍是难而又难。50年代前期美国石油年产量达3亿吨，中国的石油年产量不过10O万吨。身为石油工人，王进喜等英雄的中国工人，正是在这种为国争气的背景下，投入了如同军事斗争一般的石油大会战。 在玉门油田的一段时期，很多钻机因为没有钻头而停钻。当时还没有国产钻头，靠进口来不及，王进喜便组织青年突击队从废料堆里找到许多旧钻头，架起大锅煮去油污和泥沙，擦去锈，修修配配，拼装成可用的钻头，用了半年打了5口井，给国家节省了开支，又不耽误生产，经验在全油田推广。 王进喜刚到大庆时，脚下荒原一片，朔风呼啸，滴水成冰，吃的是苞米面炒面，住的是四壁漏风的马棚。没有公路，吊车、拖拉机不足，设备在

3、火车上卸不下来。他当时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带领全队30多个人用绳子拉，撬杠撬，木块垫，将60多吨重的钻机一寸一寸地运到井场。打井需要水，可当时没有水管线，没有水罐车，为了抢时间他决定用脸盆端。有人说这是“瞎胡闹”，没见过哪个国家端水打井。他说：“有，就在中国。”他表示，就是尿尿也要让机器动起来。硬是用脸盆端来了几十吨水开了钻。他与工人们日夜奋战在井场上，饿了就啃几口冻窝头，困了就躺在钻杆上睡一觉，他率领的1205钻井队被誉为“硬骨头钻井队”。 工人们说，你就是把王铁人的骨头砸碎了，也找不出半个“我”字 “铁人精神”是什么？工人们总结得好：不怕苦、不怕死，不为钱、不为名，一心为国家，一切为革命。 1961年王进喜当了大队长，1965年又当了钻井指挥部副总指挥，却仍然以普通工人自居。他家人口比较多，身体也不好，党委决定每月补助些钱，他说什么也不要，实在推脱不掉的，在病危期间交了党费。他的胃不好，上级为了照顾他，送来一些猪肝和苹果，他马上就分给了工人病号。当了大队长之后，管理员要给他换一把新办公椅，他说有个板凳坐就不错了。给他发的新劳保鞋，他说什么也不要，自己打草鞋穿。

4、 工人们说，王铁人这个人，国家就是他的命，你就是把他的骨头砸碎了，也找不出半个“我”字。他当领导之后很少坐办公室，试验打直井的时候亲自扶刹把。钻头卡住了，他亲自去提钻，怕的是万一架子倒了，把工人砸伤。他在现场累了困了，就把老羊皮袄脱下来和工人们挤一挤。工人们说：“我们身上有多少泥，咱铁人队长身上就有多少泥。” 王铁人的性格率直。他工作中也犯过错误，出过娄子，却勇于承认并加以改正。他的队曾经打废过一口井，每次队里来了新工人，他都要带着去看，吸取教训。有一次开大会，台上领导批评他们的射孔错误，王进喜去的晚了，门口有人叫他快趴下。他坦率地说：“披红戴花的时候，你让我抢着往头里走；批评了，就叫我悄悄趴下当狗熊？我不当这个狗熊！”时传祥新中国成立后，时传祥被工友选为崇文区“粪业工人工会”委员。1952年，他加入了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继续从事城市清洁工作。此时，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了体现对清洁工人劳动的尊重，不仅规定他们的工资高于别的行业，而且想办法减轻掏粪工人的劳动强度，把过去送粪的轱辘车全部换成汽车。运输工具改善之后，时传祥合理计算工时，挖掘潜力，把过去7个人一班的大班，改为5个人一班的小班。他带

5、领全班由过去每人每班背50桶增加到80桶，他自己则每班背90桶，最多每班掏粪背粪达5吨。管区内居民享受到了清洁优美的环境，而他背粪的右肩却被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因而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也赢得了很多荣誉。他以主人翁的姿态，以“搞好环境卫生，美化人民首都”为己任，肩背粪桶，走家串户，利用公休日为居民、机关和学校义务清理粪便，整修厕所。1955年，他被评为清洁工人先进生产者，1956年当选为崇文区人民代表，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1959年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 1959年，时传祥作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10月26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时传祥高兴地表示：“我要永远听党的话，当一辈子掏粪工。”从此， 时传祥成为载誉全国的著名劳动模范。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都对他的事迹作了报道。他更加努力，更加热爱本职工作。 1964年，北京环保局分配部分青年学生作掏粪工。时传祥时任崇文区清洁队青工班班长，为转变部分青工怕脏怕丑的思想，年近半百的时传祥，脏活累活抢在前，对青年工人言传身教，以“工作无贵贱，行业无尊卑；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净” 的职业道德观，教育影响青年一代安心本行业工作。 1966年国庆观礼，时传祥作为北京市观礼团副团长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周恩来总理在招待宴会上为其敬酒。“文化大革命”期间，时传祥惨遭迫害，被诬为“工贼” 。1971年被遣送回原籍。1973年8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将他接回北京，政治上予以平反，恢复名誉，生活上照顾安排。1975年5月19日病逝于北京，终年60岁。 去世之前他还反复叮嘱，让儿子继承父志，也当一名称职的环卫工人。古代爱国代表弦高稿军 弦高是郑国的一位行商,经常来往于各国之间做生意。鲁售公三十三年(前627年)他去周王室辖地经商,途中遇到秦国军队,当他得知秦军要去袭击他的祖国郑国时,便一面派人急速回国报告敌,惰,一面伪装成郑国国君的特使,以12头牛作为礼物,稿劳秦军。秦军以为郑国已经知道偷袭之事,只好班师返回。郑国避免了一次灭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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