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日本的元史研究

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近年来日本的元史研究近来发表的论著表明，在日本史学界非常盛行“蒙古 时代 史”和“蒙古帝国史”的 研究 (参看森田宪司：元朝的科举资料以钱大昕的编著为中心，东方学报第73册，XX年，第158页;堤一昭：东亚，史学杂志第109编第5号,第215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学者陆续发表了元史诸领域的研究成果。近两三年来发表这方面论文的数量也逐步有所增加。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许多相关资料的发现、整理和公开为日本学者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环境,尤其是碑文资料的出版,为史学工作者带来了很多方便。从1980年起快速增加了史料集成的出版和关于新出碑刻的报告。珍贵的地方志和文集孤本也陆续问世了。日本学者也可以利用这些资料,包括全元文等基础资料进行研究。他们利用这些新出资料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指出了以往学术界很难发现的新事实。例如松田孝一和森田宪司等学者主要使用碑刻资料进行了综合性研究, 目前 发表了 科学 研究费补助金基础研究的成果报告书(松田:基于碑刻等史料的综合性 分析

2、 对蒙古帝国和元朝的 政治 和 经济 组织进行的基础性研究,XX年;森田:据石刻资料对元代汉人知识人 社会 的研究,XX年) 。关于在使用碑刻资料时应注意的 问题 ,杉山正明和森田已作 总结 ,可以参看他们的研究成果(杉山:使世界史改变面貌的蒙古时代史的描绘角川书店,XX年,第三章蒙古时代史的研究过去、现在、将来,216-220页; 森田:曲阜地域的元代石刻群，奈良史学第19号,XX年,49-51页)。在日本史学界“蒙古时代史”的研究非常活跃的原因不仅是有了上述的新增史料，杉山正明的诸论著对日本学术界也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 。他强调在“世界史”中的“蒙古时代”的重要性,一贯主张需要探讨“蒙古时代史(history of Mongol period)”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日本蒙古时代史研究,中国史学第1卷,1991年;蒙古时代史研究的现状和课题,佐竹靖彦等编:宋元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6年;日本辽金元时代史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第12号,1997年)。史学界最近提出的许多观点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他的影响。他提倡的用语“蒙古时代史”似乎在日本史学界成为定论，“现在正逐步遍及世界”( 杉山

3、: 使世界史改变面貌的蒙古时代史的描绘151页)。对于引人注目的“蒙古时代史”，限于本人学识,笔者不能给予全面的评价。在此,笔者欲介绍近来日本的“元代史”研究趋势,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这里提到的大致以XX年3月刊行的论著为下限。这意味着我将以“元代史”来表达我的研究对象。“元代史”的意思是在中国史的范畴中研究当时的中国本土(China proper)的 历史 。“元朝史”与“元代史”有大致同样的含义。另一方面有人从“蒙古帝国史”的角度研究当时中国本土的历史。他们用“大元兀鲁思(ulus)的历史”表现自己的研究角度。日本学者们对于同一时代的研究适当地使用许多术语,表明日本“蒙古时代史”研究的多样性。 二 欲了解日本研究中国史的动向,应特别关注由于新出资料所引起的研究 方法 的变化。我们不仅解读 文献 史料的 内容 ,也应重视资料本身的历史,即资料的大小、形状和素材以及出版的时期、地点和传播范围等等。我要首先提及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特定领域研究的两个研究项目古典学的再构筑20世纪后半叶的研究成果的汇总及基于贯穿不同文化研究的将来展望,以及东亚出版文化的研究(此两种研究项目是事务局出版news l

4、etter的古典学的再构筑和Nao de la China公开研究的概要和现在正进行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可以参看网站:古典学的再构筑: / ,东亚出版文化的研究:/index_)。这些项目不仅仅以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由于探讨围绕文献本身的各种问题,解释诸地域和国家及各各时代的制度和社会文化等等,也就是说作者利用以往中国史研究上往往被忽视的角度和观点。但该项目似乎俱采用同样的研究手段。这个项目的成果并未公开,其中有许多是关于元史的题目,是非常有希望的研究成果，学术界期待着这些研究成果的公开发表。后者东亚出版文化的研究集日本史,朝鲜史和中国史研究之大成,可重点关注。这些项目中,已经发表过的与元代有关的论著如:金文京:作为规范的古典及其日常的改变元代类书所引法令考;宫纪子:的对策大元兀鲁思治下的科举与出版;古松崇志:元代江南的禅宗与日本五山的成立与流传(古典学的现在2,XX年,115-125页;,XX年,5-126页,127-147页,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特定领域研究总结小组);杉山正明:东西方地图显示的蒙古时代的世界像;古松:女真开国传说的形成世纪的研究(论集 古典的世界像研究成果报告集,

5、XX年,;)及古松:修端元代三史编纂的过程(东方学报第75册,XX年,123-200页)。这些研究均用并未展开基础性研究的资料,如、等,各自探讨元代制度和社会。从该项目的news letter得知,也有未发表的元史有关的研究题目:古典学的再构筑中,平田昌司中国的制度与古典科举制度与言语史、文学史的相关;杉山正明伊朗、伊斯兰文献所描绘的蒙古时代的世界像的研究;古松崇志1013世纪东亚的历史文献研究以元代编纂为中心。东亚出版文化的研究中,花登正宏中国近世小学书出版的研究;关场武和汉的字书、类书的书志学研究;德永洋介元明时代 法律 实用书的基础研究;森田宪司中国近世的知识人社会与出版文化以科举关系资料与类书为中心;金文京中国近世的商业出版与文人等。此外, 正在进行对几种元代史料的译注:研究班:刑法类、公理类译注;人事类译注，东方学报第74(XX年);75册(XX年);冲田道成等:译注稿,中国研究集刊律号(第30号,XX年);内陸亚细亚言语的研究第 XVIII 号。 三 下面介绍出版与出版文化研究盛行的情况。有关出版方面的研究有所增加,这不仅是对中国史研究的趋势,甚至是整个日本历史学界的大趋势

6、。关于元代史的研究,首先要提及宮紀子的诸论。她系统地分析了书籍出版的经过、背景,研究了蒙古时代的大元兀鲁思治下的出版与大元兀鲁思的文化政策。她首先探讨了孝经直解,提出了几个重要的观点。参看(的插图,东方学第95辑,79-93页;的出版与其时代，中国文学报第56册，20-57页,1998年)。首先她认为:该书中所用的白话不太像元曲或平话中的白话,就像元典章等政书中的“蒙古语直译体白话风汉文”(蒙古硬译体)。这个观点对“汉儿言语”与“蒙古语直译体白话风汉文”之间有何关系问题引起了争论。第二:提出孝经在当时颇受欢迎,自统治者到庶民之间广为流传。第三:认为现存列女传不可能是宋刊本,应是元刊本。第四: 指出元刊本孝经直解的出版与武宗命令刊行的图象孝经有密切的关系。孝经、列女传等书籍的出版也在武宗和仁宗时代。并认为从这种情况来看,大元兀鲁思采取了积极的推进“文化”的政策。宫在围绕大德十一年的诸问题(中国社会与文化第14号,135-154页,1999年)一文中，也清楚地论证了大元兀鲁思治下保护文化的真相。从许多保存下来的元代文化遗产可知元代非常尊崇儒教的修养和行动。尽管如此,我们在文献上经常看到蒙古

7、轻视中国文化的记述。到了1980年代,日本的研究者们也一直费心地寻找能够正确研究这种两面性事实的恰当的答案(参看森田宪司:元代汉人知识人研究的课题二、三,中国社会与文化第5号,40-58页,1990年）。宮对书籍出版的经过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古典性的解释问题提出了准确的方向。其次她在郑镇孙与(上)、(下)(中国文学报58,46-74页;59,99-132页)中介绍了直说通略的内容、特征、著者郑镇孙的生平,探讨了该书的出版背景,并指出此书中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地方。除了语言学方面的问题以外,她论述到蒙古时代的各种通史直说通略、历代蒙求纂注和历代史谱等书的特征。得出以下结论：1,作者郑镇孙的身份是监察御史;2,直说通略可能是英宗硕德八剌的即位纪念出版物。;3,大元兀鲁思的朝廷尽力进行出版事业,整顿了 教育 系统。就是说,关于蒙古时代史她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了新的时代认识。有些元刊本是朝廷遇到喜庆之事时,作为即位纪念而出版的。这种看法在日本学者当中正逐渐成为共识。比如杉山正明指出,经世大典是一种文宗图帖穆尔纪念即位的出版物(蒙古帝国的兴亡(下)世界经营的时代,讲谈社,1996年,213页),宫纪子

8、认为孝经相关文献和直说通略等是皇帝即位的纪念出版物。意识到元代很多出版与蒙古政府的影响有关,但是,国家在出版图书问题上起到怎样的作用等问题也有模糊的地方。宫在程复心的出版始末大元兀鲁思治下江南文人的保举(内陆亚细亚言语的研究16,XX年)一文中,以四书章图的出版经过为中心与其他出版的原委相比较,描述了元代国家出版的具体情况。她在这几篇文章中指出:1,儒学提举司、肃政廉访司在国家出版的初期阶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元代没有不经由肃政廉访司的出版;3、监察官在统治体制中的重要任务，就是在出版、保举和教育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结论补充了李治安关于廉访司的研究(元代肃政廉访司研究,中国史研究XX-XX年),强调了堤一昭等提出的元代监察官和监察机关的重要性(堤一昭:元朝江南行台的成立,东洋史研究第54卷第4号,1996年,71-102页;村冈伦:元代江南投下领与Mongolia的游牧集团,龙谷纪要第18卷第2号,1997年,13-30页)。;4,指出了保举的实况。;5,认为以赵孟頫为首的文人们围着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和硕德八剌等皇帝实现他们的目的。总之,虽然宫的论文题目看起来好象是纯粹的文

9、学论,但是内容非常广泛而富有启发性。此外,最近日本学者开始充分利用图书馆所藏未出版的史料(宫纪子:蒙古朝廷与,日本中国学会报第53集,XX年,165-179页是一例）。我认为今后的日本的元史研究大有希望。 四 日本元史 研究 的还有一个潮流，就是对元代江南的研究。植松正多年来一直关注江南的统治情况,他的元代江南 政治 社会 史研究(汲古书院,1997年;笔者有书评东洋史研究第57卷第4号,1999年,156-164頁)一书,一半 内容 基于1990年前后发表的诸论文。植松最近 分析 了苏松历代财赋考等新增史料,讨论了自南宋到明代的税制和漕运制度(元末浙西的地方官与豪民江浙行省检校官王艮的议案,史窗第56号,1999年,25-51页;元代浙西地方的税粮管辖与海运的关系,史窗第58号,XX年,111-118页）。除植松外,许多学者从各自不同角度对江南 问题 进行了研究，近几年来日本学者对元代江南的研究大有进展。例如堤一昭从政治史和军政史的角度关注驻在江南的军团及其中心人物,探讨了江南真正的统治阶层。 他在元朝江南行台的成立(东洋史研究第54卷第4号,1996年,71-102页);大元兀鲁思的江南驻屯军(大阪外国语大学论集第19号,1998年,173-198页);大元兀鲁思江南统治首脑的二家系(同前第22号,XX年,193-218页);大元兀鲁思治下江南初期政治史(东洋史研究第58卷第4号,XX年,倒1-32页)等论文中提出：“王族成吉思汗一门与准王族的一些部族的特定系统占着(江南地方)政权的中枢”,即“蒙古帝国中普遍的基本构造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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