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与《法显传》：研究史的考察

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法显与法显传：研究史的考察引言 法显是 中国 东晋 时代 的僧人，也是中国 历史 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到达了印度本土的中国人。中国历史上的佛教求法僧，最杰出、最有成就的，公推法显、玄奘和义净，其中法显的年代最早。法显传是法显唯一的著作，写成于他归国后不久。法显的事迹今天能为人所知，绝大部分亦依赖于此书。但此书的价值，不仅仅限于记述了法显个人的经历，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人最早以实地的经历，根据个人的所见所闻，记载一千五六百年以前中亚，南亚，部分也包括东南亚的历史、地理、宗教的一部杰作。与它同时，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人有类似法显的经历，或者写有类似的书，法显传因此有它的特殊的地位和价值，这种地位和价值独有而不可取代。今年是法显赴印求法归国的1590周年。为了纪念法显，同时推动对法显与法显传的 研究 ，本文拟就一百多年来法显传研究史做简要的回顾和考察，在某些 问题 上，也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和意见。 一、19世纪以前 法显从印度及斯里兰卡归国，义熙八年在青州长广郡牢山

2、即今天青岛的崂山登陆，第二年到达当时东晋首都建康。在建康，法显写成记载自己求法经历的法显传，写成的时间大约是在义熙十二年。法显传写成后，似乎一时流传颇广。这在稍后编成的佛经经录的记载中可以得到证明。1流传的范围，虽然主要是在佛教徒中，但不仅限于佛教徒。就佛教方面而言，当时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高潮时期，法显传是法显印度旅程的亲身记载，既为中国人增加了有关印度和印度佛教的知识，也正好可以作为其他打算西行的求法僧的 参考 。如果讲到对法显传的研究，佛教徒之外的学者则似乎做得还多一些。最早的一位，现在知道的，应该是北魏的郦道元。郦道元撰写水经注，广采群书作为资料，其中有不少是佛教徒的著作。佛教徒的著作中，就有法显传。河水注中，引用到法显传有二十多处，大多与北印度有关。水经注一书，使用材料之丰富，考订推理之精到，语言叙述之优美，一千年来，一直让人赞叹不已。史称郦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法显传当时大概也可以算是“奇书”之一。郦道元书的成就，此处无需赘言。2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一样，法显传也收入了清代编成的四库全书中，归入史部地理类。四库全书收入释家著作很少，地理类只有这两种。收入四库全书史

3、部地理类的法显传称作佛国记。两个书名，早已存在，可以互通。四库全书总目有馆臣撰写的“提要”，这段提要，代表了19世纪也包括此前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对法显传一书整体的看法或者说研究水平： “佛国记一卷，内府藏本。宋释法显撰。杜佑通典引此文。又作法明。盖中宗讳显，唐人以明字代之，故原注有“国讳改焉”四字也。显晋义熙中自长安游天竺，经三十余国，还到京，与天竺禅师参互辨定，以成是书。胡震亨刻入秘册函中，从旧题曰佛国记，而震亨附跋，以为当名法显传，今考郦道元水经注引此书，所云於此顺岭西南行十五日以下八十九字，又引恒水上流有一国，以下二百七十六字，皆曰法显传，则震亨之说似为有据。然隋志杂传类中载法显传二卷、法显行传一卷，不著撰人。地理类载佛国记一卷，注曰：沙门释法显撰。一书两收，三名互见，则不必定改法显传也。其书以天竺为中国，以中国为边地，盖释氏自尊其教，其诞谬不足与争。又于阗即今和阗，自古以来崇回回教法，钦定西域图志考证甚明，而此书载有十四僧伽蓝，众僧数万人，则所记亦不必尽实。然六朝旧笈，流传颇久，其叙述古雅，亦非后来行记所及。存广异闻，亦无不可也。”3 实事求是地讲，馆臣们写的这段提要，对法显传撰

4、者姓名的辨正以及版本流传情况的考订，都做得不错，大致也都到位。但讲到于阗一地的的情况，就完全外行。于阗即和阗，曾经是西域道上佛教最为盛行的地方。于阗“自古以来崇回回教法”这句话，暴露出当时的馆臣们对边疆或者说域外历史的浑然无知。接下来馆臣们又以当时刚编成的书钦定西域图志为依据：“钦定西域图志考证甚明，而此书载有十四僧伽蓝，众僧数万人，则所记亦不必尽实。”这就更使人为馆臣们惟“钦定”是从的态度感觉到悲哀。至于对“以天竺为中国，以中国为边地”的批评，也有些勉强。看得出来，馆臣们实际上不太明白这里讲的“中国”和“边地”究竟是什么意思。其实，这里重要的倒不是馆臣们撰写的“提要”中有一处或几处错误，而是其中反映出的馆臣们对历史和中国以外的世界极大的无知。要知道，编修四库全书的馆臣们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最高知识水平！同样的情形其实不限于此。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在佛国记之后，收入的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馆臣们为大唐西域记撰写的“提要”正好以佛国记作比较： “昔宋法显作佛国记，其文颇略,唐书西域列传较为详核。此书所序诸国，又多唐书所不载。史所录者，朝贡之邦，此所记者，经行之地也。所述多佛典因

5、果之事，而举其地以实之。晁公武读书志称，元奘至天竺求佛书，因记其所历诸国。凡风俗之宜，衣服之制，幅员之广隘，物产之丰啬，悉举其梗概，盖未详检是书，姑据名为说也。我皇上开辟天西，咸归版籍，钦定西域图志，征实传信，凡前代传闻之误，一一厘正。此书侈陈灵异，犹不足稽，然山川道里，亦有互相证明者。姑录存之，备参考焉。”4 这与讲到法显传的态度并无二致。馆臣们不知天下变化的大势，而只以“钦定”为真理，其气度完全不可与魏晋南北朝时相比，遑论汉唐！回顾中国近两三百年的历史，在这个时候，这样的自满与无知还只是开始。这种情形要延续到大约半个世纪之后，到鸦片战争发生，中国人才不得不“睁开眼”去发现外部的世界，并为此付出不小的代价，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四库全书编撰时间大致在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的十年之间。在此之后不到一百年，西域记也包括法显传等书的价值却被当时西方以及在印度与中亚活动的西方考古学家所认识到，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标志之一，就是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出现了这几种书的西文的翻译。 二、十九世纪 在欧洲，最早注意到法显传，并将它翻译成法文的应该是法国学者AbelRmusat。Rmusat是法兰西学院第一

6、位汉学教授，他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学有着广泛的兴趣。后来在法国形成气候的汉学及中亚研究的学术传统，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他开始的。Rmusat翻译的法文本法显传，原书我没见过，国内似乎也很难找到，只知道这个译本曾经经过增补，1836年在巴黎出版过。5法显传在欧洲的第二个西文译本是SamuelBeal翻译的 英文 本，题目是TravelsofFa-hsianandSung-yun:BuddhistPilgrimsfromChinatoIndia(400and518)，1869年在伦敦出版。Beal原是一位英国传教士，清代来华。他翻译过好几种书，其中大唐西域记最为著名。他后来对法显传的这段翻译，又做过修改，放在他翻译的大唐西域记前面。6平心而论，现在看来，Beal的翻译质量并不太高，研究也很一般。但Beal的这个译本，与他翻译的大唐西域记一样，在 英语 世界，是最早的译本，所以直到今天，在西方及印度仍不时还有人提到并引用。在Beal之后，又有一位英国学者做过翻译法显传的工作，这就是剑桥大学的HerbertA.Giles。Giles翻译的法显传，题目是 The TravelsofFa-hsien(3

7、99-414)orRecordoftheBuddhisticKingdoms，1877年出版于剑桥。7Giles原是英国政府派驻中国的外交官，任满后到剑桥做教授，是剑桥大学汉学研究最早的开拓者之一。在中国五十年代制定的汉语拼音被广泛接受以前，西方使用得最多的一种拼写汉语的规则，是所谓的威妥玛式拼音。这套拼音有两位设计者，其中之一就是A.Giles。这个时候，欧洲的学者一致对法显传发生兴趣，并非偶然。欧洲学者，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学者，为了研究印度和中亚的历史、考古、地理以及宗教诸多问题，多方面地搜集资料。他们突然发现，在中国古代的 文献 中，原来有这样丰富细致、详实明确的记载，真是如获至宝。因此，他们花了很大的精力来研究和翻译这些著作。这些著作中，包括法显传、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一批中国求法僧的书。我们只要看这些书先后在欧洲被翻译出版的历史，就可以明白这点。大唐西域记的第一个英文译本由Beal完成，不久又出现第二个英文译本，这就是由T.Watters翻译并详加注释的OnYuanChwangsTravelsinIndia。对法显传，Watters其实也很有兴趣。

8、他发表过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法显传的翻译。8Watters最早也是英国驻华的外交官，曾经做过驻宜昌的领事。他做过的最有名的工作，是大唐西域记的翻译和研究。9在这样一种翻译和研究求法僧著作“热”的形势下，又有了法显传的第三个英文译本，这就是JamesLegge翻译的ARecordofBuddhisticKingdoms,bEinganAccountbytheChineseMonkFa-hienofHisTravelsinIndiaandCeylon(399-414)，1886年在牛津出版。10Legge的翻译，比起他的先行者而言，已经比较讲究版本。他使用的底本，是当时在欧洲留学的年青日本僧人南条文雄提供给他的日本安永年间的一个重刻本，这个重刻本的底本是高丽藏本。到 目前 为止，在西方学术界，提到和用得最多的，是Legge的这个译本。一个遗憾的事实是，这个时期，我们中国学者，在法显传研究方面，除了上面讲到的四库全书馆臣们撰写的那一篇提要以外，几乎没有可以值得一提的东西，甚至连关心这部书的人也极少。当然，这主要是当时的大形势使然。 三、二十世纪至今 时间进入二十世纪，中国 社会 发生了极大的变

9、化。中国学者也开始注意到法显传一类的文献。尤其是清末民初以来，由于外来各方面的刺激与清代朴学传统相结合，对边疆史地的研究，也渐渐形成风气。与法显传有关的，民国初年，有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卷七节录晋释法显佛国记与丁谦的晋释法显佛国记地理考证。11再后有岑仲勉的佛游天竺记考释。12中国学者的工作，往往显示出自己的优长，中国学者因此逐渐成为研究法显传的重要力量。在这一时期，日本学者也在法显传研究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这方面最主要的著作，是足立喜六1935年在东京出版的考证法显传。足立的书，1940年再版时改称法显传：中亚印度南海纪行研究研究。13足立喜六清末曾经在中国西安做过教习，后来回到日本做教授。他对唐代的历史兴趣最大，著作中与考证法显传相关或相类似的还有大唐西域记研究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以及唐代长安史迹考证。14其中最后一种，最近国内有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译本。足立研究法显传的书，包括日文的翻译。他以北宋元丰三年福州东禅寺的刻本和北宋政和二年福州开元寺的刻本为底本，而以日本石山寺写本以及高丽藏本共五种作为参照，在文字上稍有校正，同时对书中的 内容 做了详细的考证注解，并附以地图多幅。这种研究方式和著作的形式，在日本学者这类的研究中很典型。足立的书，出版后得到不少称赞。对足立喜六的考证法显传，北京大学的汤用彤先生写过一篇很好的书评。15汤用彤对书中的一些地方提出了不同意见，例如对北宋本与高丽本之间的异同，主张“版本之善否，不能全依年代断定”；对法显在崂山登陆后南下的行迹；以及标点方面的错误。这方面的问题，在足立的其它几种书里其实也有不少。汤先生的书评不长，

《法显与《法显传》：研究史的考察》由会员bin****86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法显与《法显传》：研究史的考察》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