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英国文学史研究中前辈学者的贡献

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新时期英国文学史研究中前辈学者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英国文学史研究与整体外国文学史研究都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1956年，教育部参照苏联高等院校同类教学大纲，制定了英国文学史教学大纲，教科书则采纳了苏联学者阿尼克斯特的英国文学史纲。该书1959年初版，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可见影响之大。尽管美国文学简史和法国文学史已于1978、1979年相继问世，中国学者用中文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却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出现。本文首先回顾陈嘉、范存忠先生出版于80年代初的两部影响深远的英文版英国文学史，随后介绍王佐良先生领衔编撰的中文版英国文学通史，最后评述杨周翰先生撰写的断代史，总结前辈学者既有的学术贡献与成就，展望英国文学史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一、陈嘉和范存忠先生的贡献陈嘉、范存忠教授是国内英国文学研究的老前辈。20世纪30年代，两人在耶鲁和哈佛大学分获博士学位，是最早获得英国文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回国后他们长期在南京大学任教，研究、教授英国文学，并在8

2、0年代初分别推出两部英国文学史，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嘉著英国文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四册，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英国文学史教材。由于编写量大，四册教材全部出版历经了五年时间：1981年10月出版第二册，1982年7月出版第一册，1986年1月和2月出版第三、第四册。从1986年开始，陈氏文学史一直作为我国高校英语专业英国文学史教材，已多次再版，声誉卓著、影响广泛。陈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他在著作前言中提出：“根据作家及其作品在社会和文学史的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否健康来确定其地位。”陈著文学史采用了编年史的结构和体例，第一册分为四章：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文学、中世纪英国文学、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资产阶级革命与王朝复辟时期英国文学；第二册不分章，标题为“18世纪英国文学”；第三册分为三章：19世纪初期英国文学、19世纪中期英国文学、19世纪后期英国文学；第四册也不分章，标题为“20世纪初英国文学”。本书内容丰富，学术性强是陈嘉先生多年研究讲授英国文学史的结晶，对于英国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有重要参考价值。由于本书是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编写的，不可避免地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即“首先综述时代背

3、景，然后介绍作家生平，再次分析主题思想，最后略及艺术特征”，也就是说作品的艺术特点被摆在末位。但值得强调的是，著者在叙述和分析重要作家时，不是简单陈述其社会背景和创作经历、罗列作品，而是对其主要作品的主题思想、艺术特色以及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全面介绍、分析。该书以其完整的知识体系和严谨的分析方法具备了教材和学术著作的双重特点，是国内用英语写作出版的篇幅最长、质量最高的英国文学史，是不少高校指定的英国文学教材。全书1986年2月出齐，而陈嘉先生数月后即辞世，令人扼腕叹息。199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的陈嘉、宋文林合著大学英国文学史，这是弟子宋文林教授在陈先生指导下缩编的两卷本。1983年范存忠教授编著的英国文学史提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范先生在“后记”中写道：“这份材料是1954年度和1955年度南京大学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四年级英国文学史课程的讲授提纲。同志们认为仍有参考作用，有些高等院校还翻印流传。这次承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希望它在较大的范围内能起到更多的参考作用。”英国文学史提纲是英文稿，但“为了读者便利起见”，由张月超等翻译成中文作为“附录”，这份中文附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

4、建国后在大陆出版的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中文版英国文学史。全书共12章，末章标题为“一些现代作家”，介绍了哈代、高尔斯华绥、威尔斯、萧伯纳等隶属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家，却没有提及现代派作家，真实反映出那个时代对于现代派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该书1983出版后，许多高校的英语专业将其当作教材，受到普遍欢迎。关于这部书的编写目的，范存忠在“后记”中写道：“一方面对于并行的文学选读提供必要的历史知识，另一方面扩大文学视野，为以后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范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英美文学、比较文学、语言学、翻译学等方面均造诣深厚、著述丰硕。他渊博的学识通过本书的三个特点得以体现：其一是将英国文学置于欧洲文学的整体框架中加以叙述。例如，第三章谈到英国人文主义者时，介绍了意大利文艺复兴代表作家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对英国作家的影响；介绍伊丽莎白时代时则指出，此时文学翻译相当繁荣，众多翻译作品极大地促进了英国文学的发展，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作包括廷德尔和科弗代尔的圣经以及托马斯诺斯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等。其二是将英国文学发展史与英语发展史相联系，使读者既掌握英国文学的概貌，又了解英语的演变。例如，谈到古英语与现

5、代英语的区别时著者指出，古英语重音多，辅音多，词尾屈折变化大，语言的变化自然会在文学作品中体现，从头韵体诗到双韵体诗的变化就是很好的例证。其三是在叙述作家和分析作品时，结合提出独到的、精辟的评论。例如，前人关于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评论见仁见智，有人认为威尼斯商人是一部反犹主义的作品，范存忠对此并不认同，相反，他指出莎士比亚对受到迫害的犹太民族表示同情，夏洛克对基督教商人的愤懑是有其原因的。又如，对笛福的鲁宾逊飘流记，范存忠没有从阶级或意识形态方面去评论，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作品表达了普通人处于逆境时克服困难的拼搏精神。二、以王佐良先生为代表的英国文学史写作 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用中文撰写的英国文学通史方才出现。最先出版的乃是王佐良、周珏良主编的英国20世纪文学史。王佐良先生是我国英国文学研究的前辈，著作等身的学界泰斗。60年代开始，他便与周珏良、李赋宁等老友共同编写英国文学活页文选，其实已在为英国文学史编写做准备。李赋宁先生在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中的一段话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之间的友谊：“我和当时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的王佐良和许国璋学长，以及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的周珏良学长通

6、信相约，将来学成回到清华外文系教书。我教中世纪，佐良教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国璋教18世纪，珏良教19世纪。这时杨周翰学长也在牛津留学，夫人王还学长在剑桥教中文。适逢吴达元老师休假，来美访学、游历。我向吴先生谈到我们将来企图办好清华外文系的设想，并建议清华聘请周翰来清华教书。”这是40年代末李先生在耶鲁大学读博士时的设想。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被改造成理工科大学，这几位老友分别到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但是他们共同推动英国文学教学研究事业的志向没有变，因此才有60年代初的英国文学活页文选。1982年出版的英国文学名篇选注在活页文选基础上编写而成，影响很大。其中为名篇所作的详尽注释凝聚了编者的学术探索与心血。在某种意义上，通读英国文学名篇选注就相当于回顾了一遍英国文学史。 1984年底，王佐良和周珏良先生开始携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在项目进程中，王佐良先生首先于1988年出版了英国诗选。他准备在此基础上编写多卷本英国诗歌史，并在199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长达350多页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连续出版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英国诗

7、史和英国散文的流变之后，王佐良先生独立撰写了单卷本英国文学史，长达686页。遗憾的是他在1995年去世，未能亲眼看到英国文学史在次年的出版。在宁波大学段汉武教授看来，该书的出版在中国学者叙述和研究英国文学史的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叙述与研究英国文学史的中国学派开始形成，其学术价值是每一个研究文学的人都不应低估的。王氏文学史是单卷本，在有限的篇幅之内，既要把英国文学史的演变过程交待清楚，又要对各个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作出独到评介，实属不易。著述的过程无疑也是一个学术探索的过程。王佐良在“序言”里谈到：“没有纲则文学史不过是若干作家论的串联，有了纲才足以言史。经过一个时期的摸索，我感到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以几个主要文学品种的演化为经，以大的文学潮流为纬，重要作家则用特写镜头突出起来，这样文学本身的联盟发展可以说得比较具体，也有大的线索可寻。”正如著者所言，王氏文学史采用编年史的结构、体例，而且按照文学品种来编排。全书共分20章，除了第一章“引论”、第二章“中古文学”、第十五章“二十世纪文学：总图景；新戏剧”、第二十章“英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其余16章的标题均为文学品种：第三章叙述

8、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与诗剧，以马洛、莎士比亚等作家为特写镜头；第四章叙述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以培根为特写镜头；第五章叙述17世纪诗歌，特写镜头推向弥尔顿；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分别叙述18世纪的小说、诗歌、散文，小说的崛起无疑是18世纪英国文学的亮点，因此著者用大量篇幅论述小说的兴起与发展；第九章、第十章叙述浪漫主义时期的诗歌，彭斯、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兹等著名诗人成为这一时期的特写；第十一章叙述浪漫主义期的散文；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分别叙述19世纪的小说、散文、诗歌，重点论述了司各特、狄更斯、奥斯丁、萨克雷、哈代、丁尼生等作家；第十六章叙述20世纪诗歌；第十七章叙述地区文学中的诗歌；第十八章、第十九章叙述20世纪小说和散文，现代主义曾一度占据20世纪英国小说的主流，著者用相当的篇幅评介了詹姆斯、康拉德、乔伊斯、吴尔夫等现代主义小说家，并以尤利西斯为例，对乔伊斯的贡献作了充分的肯定。作者指出，一方面，直接模仿尤利西斯的小说家极少，也许因为它是无法模仿的；另一方面，学乔伊斯的样子自由、大胆地运用英语的则大有人在把小说从传统的模式里解放出来，乔伊斯的最终功绩也许是在这里。王氏英国文

9、学史用了八章讨论诗歌、五章讨论散文、三章讨论小说，而对于戏剧，除第三章论文艺复兴时期“诗与诗剧”外，只有第十五章讨论20世纪爱尔兰“新戏剧”。这一方面反映了英国戏剧在文艺复兴黄金时期最为辉煌，另一方面则是显示出作者对诗歌和散文的偏爱。在本书中复辟时期的喜剧只得到这样一句话：“颇有一些成功之作，其中如康格里夫的世风和韦丘里的乡下老婆，是至今还常上演，叫座不衰的。”对18世纪喜剧则只在第六章最后有“戏剧一瞥”，简单提及盖伊、哥尔斯密斯和谢里立丹的创作。王先生引用了萧伯纳论菲尔丁离开戏剧舞台导致戏剧衰弱的话，然后说：“这话有一定道理，只是抹杀了18世纪80年代哥尔斯密斯和谢里立丹的贡献。”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王先生对18世纪戏剧的简单处理也是一种抹杀，因为他的文学史竟然没有给这些剧作家展示的机会。但是，作为个人独著的英国文学史，本书不求面面俱到，只求保持特色，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了解欣赏英国文学的特殊视角。“五卷本英国文学史”项目从英国20世纪文学史开始着手，1996年又出版了王佐良与何其莘合著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但是，其他三卷的编写进展缓慢。按照最初设想，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由李赋宁先生撰写，但是由于年事已高，他只撰写了古英语部分，接近全书一半篇幅，剩余部分则由何其莘教授负责组织几位学者合著。18世纪卷吴景荣先生只参与拟定了大纲，还未开始撰写就去世，因此整卷实际由刘意青教授负责完成。这个大项目从1984年启动，直到XX年五卷出齐，历时20多年，共有33位学者参与编写工作。这套英国文学史从总体上看是通史，但每卷作为断代史又自成体系，可为研究具体某一时期的英国文学史提供较完备的材料。在最先出版的英国20世纪文学史“序”中，王佐良先生谈到了编写模式的问题。他认为，英国文学史编写有两种模式，一是英美模式，一是苏联模式。英美模式注重学术考证和作品欣赏，有可读性，但缺乏系统性；苏联模式虽然系统性强，但史的根据不足，叙述空泛、刻板，政治色彩过于浓重。显然这两种模式都不尽人意，有严重缺陷，因此他提出要运用中国模式来编写英国文学史，并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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