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眼光下探究《班主任》的局限性

1、结合时代背景探究班主任的局限性12 级中文班 兰华平 学号：20124022057摘要：对于文学乃至整个文化来说，一切意义都只存在于比较之中。就以我们现在要谈到的话题斑主任来说，在七十年代末它之所以引起广泛的社会赞誉和高强度的社会冲击，就是因为同当时存在的当代作品相比它显得深刻而且有力，因为它的出现恰逢其时。关键词：局限 班主任 故事当时，中国作家们还在写与“四人帮”作斗争的英雄故事，还在以赞美“文化大革命”的语言和格式赞美新时期和新领袖，真正的文学还没有复苏。在这种文学状况下班主任的出现就不能不使人侧目而视了。无论你今天喜欢不喜欢它你都必须重视它。或许只有充分地认识它我们才能真正深刻地认识整个新时期文学。如果说批评家们当时对班主任的认识限于那时的文化环境只能是肤浅的话，那么今天的批评家有必要重新认识。这是一种责伍感:批评家不能只是象册棒子的狗熊一样永远跟着新作品写时评，他要充分利用时间的推移所赋予的高度来思考旧作，批评不仅要追踪而且要追溯。但这又不仅是因为责任感，重读旧作还是一种吸引人的、有趣的诱惑。重读旧作你往往会有一些意外的愉快发现。让我们把班主任从昨天拿到今天来进行再观察。我在

2、这里不想重复七十年代末人们对这篇作品的赞誉尽管这些赞誉都是真诚和可取的;我也不想对它作出盖棺论定式的全面评判那将是未来文学史家的事情，我必须避开这种重负使自己轻松、自由起来。我只是站在今天文学认识与文学创作的水平上进行一些片断式的、随想式的回视批评。班主任首先给人的直观印象是长。刘心武摆出一副架式，把这篇小说一共写了九章，印刷篇幅一万九千多字。这在今天的短篇小说中是罕见的，所以今天读来这种“长”的特征极为明显。于是就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刘心武是怎样把这近两万字组织到一起的?这里面有姓名且有形象人物共有六个，刘心武是怎样用这些篇幅来构造这些形象的?他的组织方式体现了当时怎样的创作氛围和作家心态?刘心武当时也许还没有明确的小说结构意识，他也许只是按一种自然而然的惯性展开小说的。但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作者无意而成的东西往往比有意为之的东西更值得重视，因为后者常常是外加的、不成熟的，而前者却带有深刻的本质意义。班主任当时对读者的强烈冲击主要是因为谢惠敏形象所包蕴的尖锐的政治批判锋芒。今天在中国文学界从事创作和批评的人们都不应该忘记刘心武十年前这勇敢的一举所留给我们的馈赠，小说带上了浓重的政

3、论色彩。从一角度看，我们为刘心武的新鲜思想没有稳定为作品的形式而惋惜;而从另一角度看，任何不能内化为新形式的新思想和新观念都是有局限的和不彻底的。所以尽管小说中有不容忽视的挑战性，然而从小说的本质上来看它又带着明显的保守性。谈到这里我们又得把话题引回到作品的结构上。班主任的人物结构是一个众星拱月式的英雄中心结构，在这一点上它沿袭了过去写英雄人物的惯例甚至还带有某些“三突出”方法的痕迹。它以班主任张俊石为中心人物，分别设置了党支部书记老曹、工作同事尹老师和工作对象宋宝琦、谢惠敏以及石红。与这种人物结构相适应刘心武讲述了一个英雄模范从书记那里接受任务、与工作同事发生争论并在面对工作对象时克服困难最后取得胜利或进展的模式故事。所不同的只是这种结构与模式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不同了。班主任的进步性也仅仅体现在这种具体内容的不同上而没有突破作为作品存在基础的旧的人物结构与故事模式。然而这篇小说更本质的文化特征还不是体现在人物结构而是体现在它的篇章结构上。班主任共分九章而写了六个人物，刘心武没有让他的人物蜂拥而上而是让他们渐次地鱼贯而出。他在开始的几章让每一章都侧重于描绘一个人物:第一章:老曹;第二章:

4、张老师，第三章:尹老师，第四章:谢惠敏;第五章:石红，第六章:宋宝琦(不言而喻这些人物都是为张老师而设置的)。而且他对每个人物的描绘方式也大致相同:从外貌开始写到性格及历史。这些描绘都是在静态中实现的，好象传统戏曲中每一个人物上场都要报出家门一样，又好象传统电影中每一个人物出场时都有一刻短暂的定格同时以画外音介绍人物。这样一番描绘之后再让他们进入情节。而刘心武对情节的组织也是环环紧扣:当第二章结束张老师从公安局回来时，他刚好碰见了尹老师，于是开始了第三章;当第三章结束张老师同尹老师谈完话时，谢惠敏刚好来找他，于是开始了第四章，如此等等。这样就把情节推向了高潮。总之这篇小说的篇章结构从容、匀称，一切都是事先着意安排好的，有条不紊，天衣无缝而且滴水不漏。这种结构方式我把它称之谓“有序结构” 。这种结构在传统文学中是典型的。在这种“有序结构”中极少会有什么差错和不可理解的东西，故事被组织得清晰、准确而又完整，什么时候出现什么事情是一定的，伏笔是为了让你后来恍然大悟，每一枝挂在墙上的猎枪到最后都要打响，每一个人物、每一件事的存在和发生都是有充分理由的，你读完作品你就把整个事情都弄明白了。有序结

5、构来源于对生活的确定把握:作者在表现生活时胸有成竹，对生活有一种固定而稳定的认识。只有对生活有一种固定认识他才可能把作品结构得这样头头是道。从班主任秩序井然的有序结构中我们异常清楚地看到了这种确定把握。作品的结构形态决定于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形态。而作家的这种确定把握又根源于他在文学创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扮演的实际上是一个审判者的角色。也就是说，他在创作时他就不再是一个人、一个姓刘名心武的人了，他成了一个社会的代言人，代表正统文化和社会公共价值标准在选择、在评判、在肯定和否定。在小说中出现的时隐时现的作者形象不是一个与他的人物同处于生活中的人而是一个超越于、凌驾于生活之上的神，他就是社会、道德、规范的化身，他成了现存社会准则的象征。与此相连他成了一个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一个循规蹈矩、顺理成章的结构设计者，他居高临下、洞见一切。无所不知也无处不在，他不仅能发见人物的外表和行动也能洞察人物的心理活动，他不仅仅限于隐蔽叙事，而且还是出来直接评判和议论。他的愤怒、他的赞叹、他的褒扬与谴责都是他代表社会作出的，他拿起笔写小说时也就摈弃了属于个人的复杂而多变的感受，所以他不可能有对生活的不定把握，他的作

6、品也不可能出现无序结构。这也是传统作家共同的创作态度。刘L武在这里是一个传统模式的保守者和继承者。而班主任这种有序结构所揭示的作家的审判者角色又有力地决定着这篇小说的主题。刘心武作为一个审判者社会代表的角色特征在他的主题取向上鲜明地体现出来了。具体地说，面对宋宝琦、谢惠敏和石红这些人物，他是以社会现存的公共评判标准来确定自己的倾向的。这种倾向大部分寄托于小说中的那个教导者形象张俊石张老师身上。这个形象是刘心武作为社会代言人和审判者角色在作品中的直接外传。同教导者形象连在一起的是作为教导者对象的另外两类人物:守规者形象与越规者形象。我们正是从这三种形象的相互冲突中见出了班主任的主题。班主任主题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作者刘心武对人的理想和设计，他对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构想。在这一点上他既表现了鲜明的进步性又表现了明显的保守性。谢惠敏是一个僵化的守规者形象，刘心武对她身上过份遵循与依附的一面是进行了严肃批判的，这种批判体现了刘心武进步的思想意识。但这种进步性是有限的。谢惠敏性格在“文化革命”时代是典型的，但因为“文化革命”本身就是一个极端它是我们社会中落后、黑暗的力量极度膨胀、漫画化发展的结果，因而

7、谢惠敏也是一个极端的形象。刘心武所否定的不是她对社会现存规范和文化的因循性，而仅仪是否定她因循行为的极端性。谢惠敏连看一本书都必须经报纸推荐，连牛蛇都不敢读，这太过份了，因而刘心武要救救这个孩子。但刘心武也只不过是想让人们回到五、六十年代能读牛蛇的文化环境中。他所理想的石红也同样是一个守规者形刘心武无疑是一个社会中心论者。 班主任中“好孩子”的理想无疑体现了这种倾向。刘心武把社会看得太神圣了，把人看得太无足轻重了，在他的作品中人的好坏只是根据他和社会的和谐程度、社会对他的接受程度来判定的。这是落后社会中人们所广泛集合的一种文化倾向。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缺乏对自身价值与权利的觉悟，没有看到人本身才是社会的目的和中心。在自由、健康、合理的社会中，社会是为了人而存在的。人为了自身能有效地生活必须组成社会，而且人也应该对社会持一种肯定与承认的态度，但是， 肯定与承认并不是必须认为现存的社会一定是合理的或现存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人必须对社会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对社会保持一种选择、审视的眼光。人必须随时以人为出发点、为标准去检验社会，用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体验与愿望去检验所有的社会规范，必须有意识地去改造、冲

8、破那些与人的本性和人的理想不相容或不相同的社会束缚。他要把社会看作人的、可变的创造物而不是看作神的、永恒的创造物。如果一个社会中大多数成员都处于这种放弃个人责任、无条件依从的状态，那么这个社会就是病态的、不道德的，这样的社会也是无法进步的。 班主任和刘心武的其他一些作品就充满着这种对社会的崇拜与迷信情绪，或者说它们根本就缺乏审视与检验的意识。刘心武对人的僵化、对人的机器化的谴责与批判是以对社会的绝对向心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的，因而这种批判只能是有限度和不彻底的。所以尽管他在班主任中怜悯极端守规者谢惠敏，而在醒来吧，弟弟中他又谴责精神越规者弟弟。这两者在刘心武身上是不矛盾的，他否定谢惠敏的也是她的极端性而不是她的烙守本身。正是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班主任深刻的局限性，看到了它和中国当代旧文学的继承关系。所以， 班主任从它对谢惠敏的剖析和对“文革”的批判上来看是新时期文学的开端，而从这种剖析的保留性和批判的表面性来看它又是旧时期文学的总结。在班主任以后的几年中，中国文学中出现了徐星的无主题变奏 、 无为在歧路 、 城市的故事和陈建功的鬓毛等一系列人与社会的关系为主题的作品。这些作品从主题上和班

9、主任属于同一系列，但其倾向却截然不同。 无主题变奏这些作品由班主任的作者叙事过渡到了人物叙事，由居高临下的、属于神的第三人称转成了自我表露的、属于人的第一人称。在人和社会日常性的文化冲突中， 无主题变奏等作品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人的立场上来发见社会。它们揭示出了社会贫乏、专横、庸俗、虚伪和窒息的一面，从而对于人在这种生活状态下出现的精神痛苦和压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继而对人的精神叛逆的合理性与正义性作了肯定。这是当代文学中作家文化立场的一种根本变化，标志着一个文学新时代的来临。从班主任到无主题变奏等作品的顺序观察使我们看到当代文学蜕变的可喜，看到了作家们由社会立场到人的立场，由中国式的庸俗化的古典主义观念到现代生活观与文学观的变化，而由无主题变奏等作品到班主任的历史回溯使我们看到了当代文学进步的艰难，看到了开拓者所承受的沉重的历史负担。值此班主任发表十周年之际，我们谨向它的作者致以敬意。参考文献：1刘心武著. 班主任. 南京市：译林出版社, 2013.01. 2陈墨著. 刘心武论. 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 3刘心武著. 我是刘心武. 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08. 4刘心武著；陈淑渝，高玉琨编. 刘心武代表作. 郑州市：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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