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60周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谈话

1、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国庆60周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谈话建国六十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 灵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门城楼了。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道这 一块，但我知道，为了六十年大庆，会有很多大规模的宣传， 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六十年来的老办法了， 一直没有变过。前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 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 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给我 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 可是，和他们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 乱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 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轻 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 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 就把问题提给了我。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 国都六十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 会不会变？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 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

2、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 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 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 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关系， 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 建国都六十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六十年该当 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我告诉年轻教授，建国六十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 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 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 说，我们党有7000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 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 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六十年了，还是空白，没有 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 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六十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 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 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 真正

3、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 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 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 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 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 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 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 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 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 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 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 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 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六十 年来没有变化的。后来，教授告诉我，他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特别有研究，但还是 没有想到怎样来理解这么一些基本事实。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 这十多年来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流 派，对国家六十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

4、不可以变、能不能够变， 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 我对年轻教授说，你提那么个问题，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 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这 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 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 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跟中央领导同志 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我保证转达到。后来， 一位常委同志来看我，我就传了话。我特别忘不了的是，这位 老同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 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 建国六十年了，我想，这是好机会，应该好好总结，好好讨论 的。我是个老头子了，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那种感情 是怎么也割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 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 “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 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 里会扣掉的

5、，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 在90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 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 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我的话没有人听。 这六十年来，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变，不但年轻人要想一想，我 们这些过来人更要想一想，这叫反思。六十年了，应该好好庆 祝了，也应该好好反思。要举国反思，要举党反思。一个执政 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的执政党，总应 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 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就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 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 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六十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 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有一位八十年代初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晚年在深圳住过 几年，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 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

6、是， 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 个遗憾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 憾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 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建国都六十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 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六十年来都是如此呀。 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 住脚的话，那么，六十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 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 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 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六十年在这方 面还没有变化呢？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 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 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 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 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 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六十年对二十二年，这 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概念？我曾经是这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 我问年

7、轻教授、由我来说出这些话，是不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呢？他老实告诉我说，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可思议。我想要 说的是，正因为是高级干部，就更应该从历史责任的高度来考 虑问题，否则，高级干部就等于高级官员，这万万要不得。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 好想一想这个问题。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对许多问题想了很久。记得七十年代末的 时候，乔木同志有一次党内讲话时提到了政治伦理这个词，这 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有一次开会休息的时候，我专门向他 请教，他说他经历了党内太多的风风雨雨，政治伦理问题真是 一言难尽。可惜他后来再也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是啊，到了建 国三十年，党内才有这么一位大秀才提了这么一句。之后，又 不提了。又是三十年了，还是没有人再提。我是做具体工作的， 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可脑袋里一个疑问转了三十年了：我 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 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六十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 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 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这么多问题，在那次深圳谈话 以后，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撞来撞去，赶

8、也赶不走。说老实话， 我还没有想明白，这恐怕不能用“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解释。这 正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好好研究的。去年，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在国庆那一天到天安门广场， 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行礼献花。后人向过去为主义、为理想的献 身者表达敬意，不正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伦理吗？没有他们的牺 牲，就没有共产党掌权，这是基本的事实。可是，有谁站出来 向老百姓解释一下，为什么过去五十多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 连个简单的交代都没有。看来，要一下子找回政治伦理也难。 你属下几千万党员，你治下十几亿国民，五十多年了，连个庄 重的致敬仪式都没有，是不是应该有个庄重的道歉呢。谁没有 做应该做的事情，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站出来担责任的。这 是起码的伦理。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 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 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 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 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 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

9、失察责任， 把人关起来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 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 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 理又从何谈起呢？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 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 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六十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 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 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 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六十年 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 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那位让我传 话的老同志对我说过：你我都垂垂老矣，怕的是盖棺难定论呀！ 我已经走到了晚年的晚年了，这样的自责总摆脱不了。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 大概也是如此。我这么一个老人总想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是要 竖起耳朵，听听这些后来人怎么说我。这位年轻教授对我说， 六十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 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 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和教授 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我他写的一篇短文， 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引起讨论。文章 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 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 事实说起。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四九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六十年的现在， 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六十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 的政治程序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没有。老家的一些省市长经常来看我，我总是对他们讲，你们的职位 是需要选举才能得到的，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 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这种作用选上，脸 要红的，对有选举权的党员用党纪约束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 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 下，这就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共产党这样大 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六十年来都是如此，没有 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 这没有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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