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四化”之后增加“绿色化”

1、为什么要在“新四化”之后增加“绿色化”内容提要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 “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 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 ，首次提出“绿色化” ，与原来倡导的“新四化”并 举，具有重大意义。当前，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 过程，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就必须在生产方式和 生活方式上坚持“绿色化”方针，提高国民经济“绿色化”程度，就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和 “绿色化”观念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内，就必须用制度建设和法律保障巩固生态文 明建设的成果。 2015 年仲春，中国发展迎来“绿色化” 。 3 月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会议提出， “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 和全过程，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 ” “绿色化”一词，首次与原来倡导的“新四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 业现代化并提，成为“新五化” ，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 “绿色” ，形容环保、低碳、高

2、效、和谐。 “化” ，意指改变、革新、发展、教化。 “绿色 化” ，意味着从改变自然观和发展观开始，驱动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转变，释放改革和创 新驱动能力，助推生态文明重大制度确立，培育生态文化，最终浸染社会的价值底色，融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一个以观念转变助推制度建设、再由制度建设凝练价值共识的 良性发展路径。换句话说，它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的双重改变，是制度建设和 价值共识的彼此推进，是社会关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进，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互相砥砺。 这是当今时代的关键抉择。 面对全球化环境危机和现代性生态困境，生态重建，大 势所趋。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绿色发展，时不我待。提高国民 经济“绿色化”程度 上溯两个世纪，几乎与现代化相伴随，生态恶化开始挑战人类文明，甚至成为越发展越 严重的文明病症。 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或先或后， 每个走上现代之路的国家和地区，都遇到了生态之槛。 能否走出生态困境，成为如何评估现代文明的关键性问题。如何解决这种困境，成为人 类历史发展理论的重要依据，生态伦理，随之成为现

3、代性批判的重要维度。 从大的方面来说，对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解释，大致形成了两个方向：一种认为，危机 是由技术化、工业化、城市化等一般性原因引起的，与制度无关；另一种则认为，危机是生 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尤其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体制）的产物，源自制度性缺陷而非文明发 展的胎记。很明显，第一种解释为现代文明打上了“原罪”的烙印，使生态困境成为无解的 问题。第二种解释却有着和科学发展、现代文明、历史进步一致的方向，为危机的解决提供 了积极的思考方向。 马克思主义为第二种解释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马克思主义摆脱了之前哲学对人与自然关系抽象空洞的理解，区分了自在自为的自然界 与“人化的自然” ，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建立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成 为人及其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关系，实现了自然、社会与人的真正统一。通过实践理论， “人 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被科学地揭示出来，前者体现为生产力，后者则集中体 现为生产关系。马克思要寻求的是这两种关系的双重协调与和解。前者的和解是以后者的和 解为前提的，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要内置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解中，生态的和谐要通过生产关系、生产方式

4、的革新而完成。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发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 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 这一警告并非泛泛而谈，而是有针对性的。 资本论中马克思这段话为恩格斯的警告 补充了批判对象：“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 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 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 件。 ”也就是说， “对自然界的胜利” ，是逐利性生产关系的涸泽而渔；自然界的报复，则是 掠夺性生产方式带来的恶果。 这些至理名言，为今天我们理解“绿色化”提供了基本视域，为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 提供了深刻启示。 以“人与人关系”求解“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提醒我们，必须改变那种滥觞于传统工 业社会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经济增长方式、生产方式和消费模 式。 它同时启发我们，中国本应该更有能力发挥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通过优化 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推动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促进资源节约循环高效使用、健全生态文明

5、制度体系，缓解甚至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和裂隙。 转变生产方式首当其冲。这是“绿色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 GDP 能耗虽然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但有数据显示，2012 年我国 单位 GDP 能耗仍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5 倍，甚至高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墨西哥。对 于最能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农业生产，有专家指出，中国不到世界 10%的耕地，耗掉了 全球化肥总量的三分之一。这种高能耗、低能效，高污染、低环保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之后 整个消费、交换、分配等链条的走向，迫切需要彻底扭转。 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大幅提高国民经济 “绿色化”程度、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已成“绿色化”的第一要务。生产不仅是 个经济学概念，而且也是一个哲学范畴，人类全部生存活动都可以理解为生产的过程和结果。 它既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也包含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后者是 前三者的建构者和消费者。合理推演这个逻辑，生产方式的转变，天然内含着人自身生活方 式和消费模式的调整。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绿色化” ，在时间上是同时的，在逻辑上则

6、互为条件。 从一些现代化国家的成功经验看， “绿色化”的实现固然是由立法、制度建设、政策引 导、惩罚机制设计等国家治理措施主导的，但也同样深深得益于社会的环保启蒙和民众环保 意识的觉醒，与集体性的低碳生活、绿色消费、循环利用习惯密不可分。 一个环境友好型社会，必然会有习惯垃圾分类、自觉节约水电、选择可回收包装的普通 市民，这几乎成为生态文明所特有的生活方式体现。 实际上，按照人类自身再生产的理论，生活方式的“绿色化”有着更宽阔的内涵。它不 仅意味着绿色的、低碳的生活，而且也意味着简单的、讲求明规则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 不仅意味着勤俭节约的个人生活，而且也指向涤浊扬清的政治生态。多一分风清气正，少一 些庸懒散奢；多一分廉洁自律，少一些奢靡追求，这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而且也是 “绿色化”向价值共识层面延伸的合理结论。生态文明与“绿色化”应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内容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系统工程，包括制度建设、路径探索、法制保障，包括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铸魂工程” 。 随着社会建设的不断进步，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文明和“绿色化” ，同样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7、观的重要内容。 建设“绿色化”的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重要作用。 2012 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 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 此后，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体系 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湿地保护条例 等政策规划出台，各地区、各领域分别探索和诠释着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思路、实施目 标和主要任务。优化资源管理利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改变政绩考核制度、建立责任追究 和生态补偿制度等措施，在制度创新上作出了重要探索，在实现路径上作出了重大突破。 同时， 水污染防治法 森林法 环保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修订，则将 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法治体系，为实现“绿色化”的美丽中国，提供坚实有力的法制保障。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意识，正在全社会加快培育，我们这个时代关于生态文明的主流价 值观，正在逐步构建。 据统计，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在各类场合有关生态文明的讲话、论述、批示超过 60 次。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 “看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等，这些生动的论

8、述，阐释生态文明理念，确立生态文明原则，描画生 态文明愿景，脍炙人口，深入人心。 专家学者、新闻媒体、企业、高校和民间组织，积极展开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宣传、 贯彻执行工作。建设一个“绿色化”的“美丽中国” ，这个理念的内涵和实质，正在入脑、 入心，触及时代和世人的灵魂。 生态文明和“绿色化”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和谐”正在释放出越来越重要的能量。如果我们梳理“和谐”理念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 它经历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效率与公平的合理关系、协调利益群体与 利益关系等相关概念的辩证流变和不断丰富，最终指向可持续发展、小康社会、共同富裕。 这与生态文明价值观对于高质量的民生诉求，具有内在的统一关系。如果我们分析“和谐” 理念的内涵层次，可以发现，它既是指个人自身的和谐，又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既是社 会各系统、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又是个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还包括整个国家与外部 世界的和谐；而这些，与生态文明价值观对“绿色化”节能高效的个人生活方式和社会生产 方式的提倡，对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之间分寸的把握，乃至对国民发展和世界责

9、任关系的处 理，又不谋而合，相得益彰。 “文明”的呈现，同样需要生态的责任与境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提出的“文明” ， 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同样，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理应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在历史上，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够贞下起元，历久弥 新，保持较高的水平，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生态意识维持了中华民族生存地区的自然环境。这 些生态智慧流觞至今，归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和生态 文化当中，仍可贡献于当今中国和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 礼记上说：“人者，天地之心也” 。清代哲学家戴震认为， “仁者，生生之德也” 。 以生态文明灌注“文明” ，为在这一文明泽被下的人们提供了培育心灵的有益滋养和立身天 地的精神力量。而融入了生态文明和“绿色化”的“文明” ，将具有更深厚和长远的含义， 即在物质的继承和文化的流传之上，有了永续发展的底气和自觉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融入生态文明意识。生态文化之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正如 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系。 只有激活观念转变，才能助推制度建设。只有形成社会共识，才能凝聚社会协同。只有 在价值观层面找到思想和情感的共鸣点，达到合理共振，才能撼动现实层面的困境，并开辟一个更新、更美好的未来。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绿色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要持续保持，不走样不变形，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要 扩大影响，成为整个社会的文化底色，必须依靠制度的力量和法律保障，必须依靠系统完善 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 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生态文明的体制机制建设，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中之重，对全面深化改革大局具有重大意义。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 和法律保护生态环境，正是当前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 所谓生态文明制度，是指国家制定或社会形成的一切有利于支持、推动和保障生态文明 建设的各种引导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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