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代种树植树习俗与爱树植树故事精选 图

1、我国植树习俗沿革与古人爱树植树故事精选 图“植树节”是一些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的以宣传森林效益，并动员群众参加义务造林为活动内容的节日。按时间长短可分为植树日、植树周或植树月，总称植树节。通过这种活动，激发人们爱林、造林的感情，提高人们对森林功用的认识，促进国土绿化，达到爱林护林和扩大森林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 为了动员全民植树而规定的节日。我国曾于 1915 年由政府颁令规定清明节为植树节即 3月 12 日。后来到了 1928 年的 4 月 7 日，民国政府颁布了植树令：嗣后旧历清明植树节应改为总理逝世几年植树式。”民国政府之所以颁布这道令，是因为孙先生幼年就对“树艺牧畜”十分热爱的缘故。他在海外留学时，经常利用假期回故乡种植桑树。1979 年 2 月 23 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仍以 3 月 12 日为我国的植树节，以鼓励全国各族人民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改善环境，造福子孙后代。植树造林，在我国源远流长。我国植树造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3000 年前。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又是一个文明古国，植树造林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远古时代，我国劳动人民就有春天植树的风俗。古

2、代地理名著山海经里有“ 夸父追日” 的传说，说夸父临死前扔掉手中柱杖，化为森林，造福于人类，反映我们祖先植树造林的美好愿望。我国从古到今历来重视植树造林。历代名人都很重视这一造福于民、惠荫子孙的事业，并躬亲实践，传为美谈。礼记说：“孟春之月，盛德在木”，意思说春天植树造林，是最大的道德行为。早在父系氏族社会后期公元前五帝时代的虞舜时代，就设立了执掌山林的官员“虞官”。 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林业部长”。夏禹时出现了保护林木的行政法规，周书大聚篇说：“ 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殷商时期，甲骨文上已记载人们在房前屋后栽花植树的情景；公元前 1000 多年的西周，国家就成立了“林衡” 、“山虞”管理机构，负责掌管种植、护林等事务，为动员群众植树，甚至作出“不种者，无椁”（不种树的人死后不给棺材）的规定。庆功栽杨远在西周时期，“常胜大将军”沙俊其，每打一次胜仗后，都要命令全军将士在沙场上“人种一树，以庆武功”。从此，这种庆功栽种杨树伴随着这位用兵如神的将军，遍种崇山峻岭。路旁植树制度始于周代河南洛阳是最早施行这种制度的城市。周代，洛阳各干线车马大道上都有绿化。当时规定凡有道

3、路的地方都要植树，置庐舍并藏食粮，以供守路者食宿。最初的道路植树，是作为道路的里程标志，尔后发展成为绿化道路。春秋时期成书的诗经小雅采薇载：“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诗经中颂扬召公的甘棠中写道：“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公所说!”从甘棠三章中，说明路旁草木盛茂，人人爱护道林，也可以看出笔直的周代车马大道的两旁，植树很多，管理得很好，人民也倍加爱惜道旁树木。左传襄公九年，有晋国军队曾“斩行栗”的记载，说明春秋时期的道路植树相当普遍。到了秦代，洛阳的东方、东北方、西方车马大道，每隔三丈(今 6.9 米)远植一棵松树，也就是西汉贾山在至言中所讲的“三丈而树，树以青松。”汉代大道旁栽植桐梓之类的树木。隋大业元年(6XX 年)，炀帝在开凿洛阳至扬州的大运河同时，在运河两岸开大道，“种榆树、柳树，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至元代，河南府及所辖各县在道路旁植树造林，凡“非理砍伐”路旁树木者，由“各路达鲁花赤管民官依条治罪。”道路植树制度就这样沿袭下来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下令在道旁植树。贾山的至言一书记载：“秦为邓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树以青松”。楚霸王与桂树楚霸王自幼爱树。相传有一次，他在

4、一个村庄里看到一个老人持斧要砍桂树。楚霸王忙问缘由，老人说：“我家院子四四方方像口字。 这棵树长在院中，就成了困字，不是很不吉利吗?”楚霸王听后，灵机一动回答说：“照你这么说，院中倒树留人，便成囚字，如此更不吉利。”老人觉得楚霸王言之有理，于是放弃。诸葛亮与桑树为建立蜀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诸葛亮，在病危时给后主刘禅的遗书上写道：“臣家有桑八百株，子孙衣食，自可足用。”他把自己栽种八百株桑树作为子女生活费的来源，为子女生活作长久安排。一代名相，两袖清风，死后留给子孙唯有自己栽种的桑树，令人不胜感慨。治病种杏三国东吴名医董奉，医术精湛，济贫善施，为人治病不收财礼。只要求治好一个轻病人，种一株杏树，治好一个重病人，种 5 株杏树。天长日久，他的房前屋后竟有 10 余万株杏树，人称“董林杏仙”。后来，每当杏子成熟，董奉把它换成粮食。赈济穷人，这就是历代传为美谈的“杏林佳话”。从此，“杏林”成了医学界的代名词。东晋陶渊明爱柳自号“五柳先生”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生平最爱植柳树，他不仅在隐居的田园水边广植柳树，还在房前栽了 5 棵柳树，自号“五柳先生”。他赋诗咏道：“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萦萦窗下

5、兰，密密堂前柳”；“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从这些传世佳句中可见诗人终身爱柳植柳，所以世人称他为“柳痴”。古代植树节源于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在清明节时节就有插柳植树的传统，中国历史上最早在路旁植树是由一位叫韦孝宽的人于 1400 多年前从陕西首创的。韦孝宽（公元508580 年）是西魏、北周时期的一位名将，京兆杜陵（今西安市东南）人。据资治通鉴所载，西魏废帝二年（公元 552 年），韦孝宽因军功被授予雍州刺史。自古以来，官道上每隔一华里便在路边设置一个土台，作为标记，用以计算道路的里程，也就是现在的里程碑。韦孝宽上任后，发现土台的缺点很多。经风吹日晒，特别是雨水冲涮，很容易崩塌，需要经常进行维修，不但增加了国家的开支，也使百姓遭受劳役之苦，既费时费力又不方便。韦孝宽经过调查了解之后，毅然下令雍州境内所有的官道上设置土台的地方一律改种一棵槐树，用以取代土台。这样一来不仅不失其标记和计程作用，还能为往来行人遮风挡雨，并且不需要修补。韦孝宽的这一作法，无疑是造福桑梓，减轻家乡百姓负担、利国利民的重大举措。陕西作为历史上最早在官道上植树的地方，曾经是全国道路绿化的表率，而韦孝宽最早栽种的槐树

6、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特别是陕西人对这种槐树更是情有独钟，十分喜爱并且广为种植，现在这种槐树已经作为西安市的象征，被确定为市树。隋炀帝在植树造林上是个有识之士。公元 605 年，也下令开河挖渠，诏令民间种植柳树，每种活一棵，就赏细绢一匹。 隋炀帝与杨柳古代传奇小说开河记记述，隋炀帝登基后，下令开凿通济渠，虞世基建议在堤岸种柳，隋炀帝认为这个建议不错，就下令在新开的大运河两岸种柳，并亲自栽植，御书赐柳树姓杨，享受与帝王同姓之殊荣，从此柳树便有了“杨柳”之美称。唐朝规定，凡驿站与驿站之间，都种上道树。开元年间，还下令各地在通衢两旁都种上各种树木，以荫蔽行旅。思乡植柳唐代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松赞干布，特地从长安带去柳树苗种，植于拉萨大朝寺周围，以表达对柳树成荫的故乡的思念。因此，这些树被称为“唐柳”或“公主柳”，现在已成为藏汉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白居易与花木唐代诗人白居易爱树如宝。他被贬任忠州刺史，年年都种植花木，并赋诗咏道：“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有买花者，不限桃李梅”;他在春葺新居诗中又说：“江州司马日，忠州刺史时。栽松遍后院，种柳荫前墀。”柳宗元植树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不仅本

7、身姓柳，而且也痴爱柳树。说来也巧，他又到柳州任刺史，带领百姓在柳江西岸大面积种植柳树，还因此作了一首含有很多“柳”字的诗：“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说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但是他并不是为了爱柳而种柳，诗的下半部分说出了他为民造福的崇高情怀，“垂荫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唐代柳宗元官居柳州刺史，他一到柳州便大力提倡植树造林，并亲自“手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味遍城隅”。他把植树要领概括为“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这是官方首次发起的植树活动。生儿育树齐民要术记载，生儿育女，要给每个婴儿栽 20 棵树。等到结婚年龄，树就可以做车轱辘，按一棵树可以做三副轱辘、一副值三疋绢计算，20 棵树共值 180 疋绢，够结婚费用。为婴儿植树，是当时盛行的风俗。直到现在，贵州的侗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为出生子女种“女儿杉”的习惯。李白曾种桃树李白诗歌以豪放见长，其中描写壮丽山河、朋友真情之中自有豪情万丈，但他也有细腻的情思。“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桃今与楼齐，我行尚未旋。”从中可以看出，李白也曾经种过树，虽然只是一棵桃树，并且自栽种以后

8、就没有去浇水治虫服侍它，但是李白心中还是记挂这棵树的。虽说这首诗并不是写种树的经历，但他对这棵桃树的深情厚谊还是跃然纸上。杜甫也爱种树有“诗圣”之称的杜甫，诗中更多描写底层民众的生活，有着莫大的悲悯情怀。他不仅在作品中抒发这样的情感，在生活中也亲自参与劳动。杜甫在安史之乱后来到四川成都筑造草堂，为了居住环境的优美，曾四处寻找树苗。杜甫在诗中描述找寻苗木的情景，“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石笋街中却归去，果园坊里为求来”。求得苗木以后，杜甫亲自栽种，并写下自己植树感受：“独绕虚斋径，常待小爷柯。幽荫成颇杂，杂木剪还多。”从中可以看出，杜甫不仅自己植树，还精心规划、细心伺弄、耐心修剪，俨然就是一位优秀的老农。宋史太祖本纪载：宋太祖课民种树，夹河两岸广种榆、柳护堤。还根据植树多少把百姓分成五等，并下令凡是垦荒植桑枣者，不缴田租。对率领百姓植树有功的官吏，晋升一级。 王安石与竹桃柳宋代改革家、诗人王安石对种竹、植桃、栽柳极感兴趣，赋有诗句：“乘兴吾庐知未厌，故移修竹似延雏”，“舍南舍北皆种桃，东风一吹数尺高”。“移柳当门何啻王，穿松作径适成三”。可见他对树木的热爱程度。欧阳修与欧公柳宋代

9、文学家欧阳修也爱种柳树，他任扬州太守时，在平山堂掘土种植柳树，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手植堂前重柳，别来几度春风。”如今，在扬州大明寺平山堂还有一株“欧公柳”。元史食货志记载，元世祖忽必烈颁布农桑之制十四条，其中规定，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可种榆、柳等。同时严饬各级官吏督促实施，如失职或审报不实，按律治罪。 明清时代，植树规模有更大发展。明太祖朱元璋在推行一系列振兴社会经济文化措施中，就有植树造林一项。“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对利用空地植树的实行免税，而对不完成植树任务者惩罚，对砍伐树木者治罪。洪武二十七年(公元 1405 年)，明朝工部颁行法令，要求天下百姓务要多栽桑枣，这是朝廷第一次出台强制性植树的法律。该篇法令具体规范了种植所需：每一里种二亩秧，每百户共出人力挑运柴草烧地，耕烧三遍后下种育苗，秧高三尺后分栽。每百户第一年栽种二百株，第二年栽四百株，第三年栽六百株，栽后点清数目回奏。对违反法令之人，最重可罚充军云南。后来将军陈璘、大学士丘浚等人也曾在不同时期广推植树，有明一代曾经是多次植树工作推广的时期。清朝前期，也要求地方官员劝谕百姓植树，禁止非时采伐和牛羊践踏及盗窃之害。鸦片战争后，一批有识之士提倡维新，光绪皇帝曾诏谕发展农林事业，兴办农林教育。清代嘉庆二年，泰安府知府为褒奖植树造林，绿化泰山，在泰山脚下修建了种柏树碑，这是泰山首块也是目前唯一一块详细记载古代泰山大规模植树造林的碑刻。这块泰山种柏树记碑立于泰山中路红门孔子登临西侧，由时任泰安府知府金启撰文并书写，碑文正面详细记载了清代嘉庆二年泰山只有对松山附近“古干参天，绿荫夹路” 的植被状况，和当时上上下下的执政者对泰山植树造林绿化环境的重视。背面则记录了山东各地知府积极捐树 22000 棵的详细名录。当时绿化的区域从泰山王母池遍及升仙坊盘道两侧，为研究泰山现存古树名木提供了宝贵资料。朱元璋与柿树据燕京时餐记载，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少年家贫，经常挨饿。有一天，已经两天没饭吃的朱元璋走到一个村庄，看到一棵柿树正熟，就摘下了一些果子美餐一顿。后来，他当了皇帝，忘不了柿树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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