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孟荀思想中的霸道观

1、先秦孟荀思想中的霸道观一、孟子的王霸之辩思想反对霸道、主张王道王霸即“王道”与“霸道”，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两种统治方法与政治理念，就“王道”与“霸道”范畴产生之事件顺序而言，王道早于霸道。“王道”一词最早出于尚书-洪范，其言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王道代表的是一种德治理想，是整个社会之行为准则与道德准则，王道之实现在于君主要赐福百姓，以身作则，使臣民心服，还要刑罚有度，任用贤能等。行王道还是行霸道在中国历史上曾引起长期之争论，史称“王霸之辩”，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春秋时代，各诸侯国变法图强，相互侵伐兼并，最终出现“春秋五霸”，管仲相齐而使桓公成为五霸之首，此为霸道之始。在流传下来的管子一书中，已经开始讨论王霸之问题，霸言中说：“夫王霸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强调无论成就王业还是霸业，得民心是最重要的，因此，“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霸言）。在春秋时期的争霸角逐中，管子还讨论了成就王霸之业的战略选择，必须审时度势，认为“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

2、以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管子-霸言），在战略时机之选择上，则“强国众，先举者危，后举者利。强国少，先举者王，后举者亡；战国众，后主可以霸；战国少，先举可以王”（管子-霸言）。正是在这些思想之指导下，根据当时之政治形势，管仲采取了一系列之措施助桓公成就了霸业。对于管仲之霸道，孔子评价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坐衽矣。”（论语-宪问）认为管仲助桓公成霸业，使天下百姓免于战乱之苦，乃莫大之恩惠，并称其为仁者，“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虽然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追慕盛赞尧舜禹之王道之治，向往“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之王道政治，然对于管仲之霸道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于霸道还是持赞许之态度，王与霸在孔子之思想中还没有形成尖锐之对立。孟子的王霸之辨思想总的来说是反对霸道，主张王道。孟子师从子思，以儒术为宗，崇尚王道。在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局面时，孟子将其所认为的政治制度划分为“王道”与“霸道”，并在“王道”与“霸道”关系方面，主张“王道”反

3、对“霸道”。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眼中的霸是“以力假仁”，以大国之力假借仁义之道，孟子的“王”与“霸”己经脱离了以政治形势言霸王对言，而是从自身政治伦理的角度对王霸进行新的诊释。为了说服君主遵行仁政，孟子向各国君主的目标“霸业”提出了异议。孟子的王道是以民为本，“民为贵，社樱次之，君为轻”。孟子的王道思想同其性善论的主张是相通的，孟子认为人性本善，统治者应该在整个社会起到模范作用，自觉而充分的发挥自己的善性，为民仁政，就可以吸引天下仁人志士辅佐其统治。同时统治者也应顺应人性之本善，做到善政，实现王道乐土。在施行仁政的对外向度上，孟子反对霸道。孟子认为即使是征伐统一，也应以王道行之。同时，在学术方面，孟子也反对学术为霸业服务。正因为孟子的思想在战国时期略显保守，其王道思想又看轻君主，因此其思想在战国时期并没有市场。霸道之下的民众生活未必不好，但却不像王道之下的民众那样心情舒畅，“霸道之民欢虞如也，王道之民嗥嗥如也。”（孟子-尽心上）所以生活于王道之下的民众甘愿为国家之利益而赴死，且道德境界会潜移默化地得到提升，“杀之而不

4、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者。”（孟子-尽心上）孟子所说之王道政治，亦即其所倡导之仁政，仁政之哲学基础在于人人天生固有的不忍人之心也即恻隐之心。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尽心上）尧舜禹汤文武诸先王是以自己之仁德成就了一番王业。在孟子看来，民心之向背乃能否得天下之关键，“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以此之故，实现王道之措施在孟子看来最重要的是得民心，关心百姓之疾苦，与民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具体而言：一是制民之产，因为“无恒产者无恒心”，“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这样就可成就王道之治，“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二是省刑减税，“省刑罚，薄税敛”（同上），“易其田畴，薄其税敛”（孟子-尽心上）以减轻人民负担。三是加强学

5、校教育，使百姓明人伦修礼义，“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有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总之，孟子认为王道之行，必须从各个方面保障百姓之利益，“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同上）正是基于此王霸之分，孟子以为管仲成就之霸业平平，其“功烈如彼之卑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王霸之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之影响。孟子公孙丑上所谓霸道，就是以国家的实力为基础，加强军事，进行兼并战争，开拓疆土，征服其他国家，如春秋的五霸就是如此。所谓王道，则是以道德教化为基础，不追求国家的军事实力和疆域开拓，而是以仁心来推行仁政，使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富足幸福的生活，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其代表。显然，霸道政治的起点是君主对利的追求，或者说是企图实现自己的野心；所以在他们眼中，人民是工具，军事实力是基础，战争是手段，疆域是目的，说到底也就是为了他们自己权力欲的最大限度的满足。然而这种以强权和暴力进行的征服，并不会使被征服者心悦诚服。因为征服者只能给被征服地的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即使能带来某种繁荣但却也只能是虚假的繁荣，所以被征服者心中永远会有一种复

6、仇的渴望。而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则恰恰相反，它的起点是君主的“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心中本性的善，由此，君主便会推行“不忍人之政”，即仁政、德政。统治者以人民生活的幸福美满为目的，不片面追求疆域的开拓和实力的强大，这样反而能以这种软实力吸引各国人民对其国度的向往和欣羡，甚至于希望由他来统治自己的国家。对于民众而言，吃饱穿暖是最起码的要求，在此基础上，人们会追求更多的物质享受和内心的幸福感。在春秋、战国那个战争频仍的时代，不去扩张，不对人民横征暴敛，致力于让人民安居乐业，就是极其难得的明主了，因而其他国家的人民自然而然地要去他的国度生活。与霸道的邪路相比，王道显然才是正途。可以说，孟子在王道政治中始终坚持的原则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句充满了民本思想的话语可以说是王道政治的集中体现。因为“孟子之所以不放松于王霸之辨者，实与其民本思想暗暗可通消息，此盖王者之一切措施，均系为民，而霸者之一切措施均系假装为民。”也就是说，在王者的认识中：一个国家中最重要而尊贵的，是百姓的安居乐业、幸福，是人民的公利；其次，才是这个国家的利益，如国土完整、国家尊严；而最后的、最不重要的，是

7、统治者或统治阶层的利益。因为统治者之所以能成为统治者，是因为他“得乎丘民”，也就是得到百姓的拥护；所以统治者得以构建其合法性的原因不在他自己，而在能为百姓做事情，对国家有益。而一旦他不能做到这些，甚至对国家有害、并剥削欺压百姓的时候，那么百姓就有权推翻他，建立新的政权。所以衡量政府好坏和统治者优劣的标准，不在于霸道层面的制度法令的制订、各种行政工作的进行，而在于王道层面的百姓利益的实现、百姓幸福感的达成。孟子说“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孟子尽心上)，在圣王统治下的百姓，是感到心情舒畅的。其原因就在于圣王是为百姓利益着想的，而不是为自身利益着想的。至于如何获得民心，孟子指出，首先“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统治者要让百姓有恒产，也就是固定的可以得到保障的生活、生产资源。人民的生活是一定要有稳定的保障的，否则心就不会安定，不安定就会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甚至于犯罪，而这就会受到刑罚的制裁。显然，孟子认为百姓遭受刑罚的原因并不在他自己，而在统治者。是统治者没有尽职尽责的让老百姓过上富足的生活，所以真正的犯罪者其实是统治者。因此，统治者有责任、有义务让老百姓有稳定的、充裕的生活保

8、障，让他手里的生活资源上可以孝顺父母、下可以养育妻儿，而无论年景如何，都能过上安稳的日子。这样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才能让百姓顺从自己。而假如百姓手里的资源，既不够孝顺父母的，又不够养活家庭的，而且年景好时不幸福，年景不好时更有巨大的危险。这样的政府就无法使百姓听从自己，而只会激起民变。所以要想治理好国家，就要让百姓有稳定的生活、生产资源。为此，孟子提出了均田地、减赋税等一系列措施。当然，这一目标的实现并不是王道的达成，而只是王道的起点。孟子之所以特别强调王霸之辨的关键在于心服与否，与孟子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是由性善论的人性论和性由心显的心性论直接相关的。因为在孟子看来，王道或仁政，并不是外在的、孤立的、单纯政治领域的事情，而是内在道德本性的当然和必然要求，所以孟子认为王道不过是一个“推”的过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的核心就在于“推己及人”四个字，而出发点就是每个人都有的善良本心。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古代的圣王们之所以能治理好国家，最关键的是靠他们的道德本性之显现，因为他们不忍看到百

9、姓受苦，所以才运用各种治国方略和制度来为百姓服务，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于是国家得到治理，他们也被称为王者。因此，孟子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就在于统治者的本心。这也就是为什么当齐宣王问孟子他是否可以统一天下、成为王者时，孟子认为当然可以，因为他曾听说齐宣王对祭祀之牛有不忍之心。孟子认为，当齐宣王见到“觳觫”之牛时，其内心本有的仁爱之心是活动的，而不是僵死的，这就表明他的仁爱之心还未被彻底遮蔽。所以只要齐宣王能把这颗仁心运用到对待百姓上去，就可以开始向王道迈进，并逐渐趋近。所以治理国家就在于能够推己及人，能够把自己的恩德仁爱推广到天下人，这样自然就会得到天下人的爱戴，国家就会治理的好；而如果不能推广自己的恩德，那么就会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反对。事实上，即使在现代政治中，一个国家的治理虽然很大程度上依靠于制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居于统治阶层那一部分人的用心也是十分重要的。当然，王道政治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保证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可以时刻发用，并战胜他的自利之心。但是，因着时势的限制，孟子并没有想到除了道德修养外，是否可以有某种制度来保证统治者尽可能积极的发用不忍之心，这也是此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一直没有解决的一大问题。二、荀子的王霸之辩义立则王，信立则霸，权谋立而亡 荀子提出了“义立则王”、“信立则霸”。荀子将王霸定义为“故用国者，义立则王，信立则霸，权谋立而亡。三者主之所谨则也，仁人之所务白也。“王”与“霸”都是人主治国的途径道路。选择的方式不同，其治国结果也不同。统治者应当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目标加以选择和施行。荀子所处之战国晚期，各国之间征战更加频繁，以礼义治国已不足以维持社会之安定，故荀子在倡导礼义的同时援法入礼，提出了隆礼重法的王霸并重思想。孟子以仁与力区分王霸，荀子则认为王霸之间的区别在于义与信，以义立国则成王道，以信立国则成霸道，“挈国以呼礼义而无以害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荀子-王霸）并且所用之人皆为义士，所布之法皆为义法，如此“则下仰上以义矣，是綦定也。綦定则国定，国定而天下定”，汤武皆以百里之地而臣服诸侯，“无它故焉，以济义矣。是所谓义立而王也”（荀子-王霸）。而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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