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浅谈经济生活中的道德维度从传统义利观看经济伦理

浅谈经济生活中的道德维度从传统义利观看经济伦理 论文关键词：经济生活道德维度现代社会论文摘要：经济生活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本身就有符合人类目的的价值，而道德不是某种消极的、外在于人的规范。从根本上说，道德是人们的一种内在的基本要求，有道德地活着才是人生意义的根本内容。在人的经济行为中，既要有“利”，还要合“义”。人的行为要合乎一定的行为规范和法则才是正当可能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经济行为不会特别注重道德因素的积极作用，但如果人们考虑到道德因素的积极意义，他们的经济行为将会变得更合理、更持久，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会更有效用价值。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道德问题是现代社会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但这个话题不只是现代社会才有的，也存在于古代社会中，可以说它是一个既古老又常新的道德课题。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人类文明初期，有关经济和伦理的相关性议题就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即所谓“义利之辨”。一、义利观（一）义利关系义利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伦理范畴。“义”在广义上是对人们一切社会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的理论概括和抽象，它为规范和评价人们各种社会行为的是非善恶提供了道德标准。把这种广义的行为规范的道德准则与人们具体的利益关系相结合，形成对经济利益的获取与其行为规范的道德准则之间的关系，即义利关系。在人们共同的社会中所形成的某种社会关系，必然会产生一种与个别人的个人利益相对并独立于个人利益之外，以普遍利益形式表现出来的共同利益，它以观念形态的“神圣力量”决定着、制约着人们的取利行为，用中国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来表述，这便是“以义制利”。在义利范畴中，“义”与“利”是一对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矛盾统一体。它们之所以相互矛盾和对立，是因为两者体现的是各自不同的利益；它们之所以有同一性，并构成一个矛盾统一体，是因为两者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义利关系所体现的这种个别与一般、局部与整体、目前与长远之间的利益矛盾是一切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二）中国传统义利观关于义利之辨的话题从春秋时期一直延续到先秦诸子百家，中经宋明理学、明清实学，以至近现代的各种道德学说。儒家认为第一要务就是辩义务，别理欲，主张先义后利。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则强调仁义，不必谈利。荀子主张“隆礼贵义”，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王充则提出“礼义之行在谷足”（论衡）。西汉董仲舒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了孟子的思想，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秋繁露·度制）的观点，这些对宋明理学家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程颢、程颐、朱熹等都持有这种观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认为义和利是相互排斥的。而墨家却主张义利合一，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法家则主张功利，反对空谈仁义。道家既不谈俗世的道德，也不讲世俗的利益，而是讲“绝仁弃利”。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这种“义利之辨”，可以称得上是典型的东方式的古典经济伦理，一种充满着中国古代道德智慧的经济伦理，其所包含的文化价值资源非常丰富，值得我们好好的温习和利用。二、经济生活中的道德意义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正是由于有了这种不断超越的目的性追求，因而经济生活本身不仅是合乎人类目的的，而且它也在不断地实现和提升着人类自身的目的。从合乎人类生活需求和价值目的的这一根本性意义来看，经济生活本身是合乎道德的，具有道德意义的。富兰克林说过，追求财富是上帝赋予人的权利，也是人应尽的义务。马克斯·韦伯发现资本主义精神的奥秘在于工作伦理的建立。因为，资本主义运动如果没有某种根本性的人力资本，特别是人的行为动力的支持，仅仅依靠资本和技术的变革是无法实现的1。韦伯还发现，新教伦理精神诸如：勤俭、接生、敬业等等，实际上成为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得以启动的一种精神动力。正是由于这些观念的作用，使得当时的人们能够积攒资本，逐步形成强烈的追求更大财富的普遍社会心理和行为动机。同样，在谈到人类经济生活本身具有内在的道德目的的时候，也可以做类似的推理。就人类道德生活目的本身来说，并不排除也不应该排除人们的正当的经济利益。正当的经济利益追求本身就是人的一种基本的道德权利，因而是合乎道德且应当也是道德所提倡的价值行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道德是引导人们寻求幸福生活的实践智慧或学问，是让人们过得更加幸福的生活艺术。从这个角度来说，追求正当的经济利益就是追求更好的生活的价值基础。过去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道德学家们很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一开始就站在与经济学相对立的立场上来谈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些伦理学家不理解现代经济科学，甚至不理解经济生活本身。他们把道德看成是超越于经济生活之上的某种更高的价值层次，殊不知道德本身实际就体现在人类正当的经济生活之中，而不是悬空无着的精神幻觉。 论文关键词：经济生活道德维度现代社会论文摘要：经济生活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本身就有符合人类目的的价值，而道德不是某种消极的、外在于人的规范。从根本上说，道德是人们的一种内在的基本要求，有道德地活着才是人生意义的根本内容。在人的经济行为中，既要有“利”，还要合“义”。人的行为要合乎一定的行为规范和法则才是正当可能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经济行为不会特别注重道德因素的积极作用，但如果人们考虑到道德因素的积极意义，他们的经济行为将会变得更合理、更持久，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会更有效用价值。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道德问题是现代社会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但这个话题不只是现代社会才有的，也存在于古代社会中，可以说它是一个既古老又常新的道德课题。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人类文明初期，有关经济和伦理的相关性议题就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即所谓“义利之辨”。一、义利观（一）义利关系义利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伦理范畴。“义”在广义上是对人们一切社会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的理论概括和抽象，它为规范和评价人们各种社会行为的是非善恶提供了道德标准。把这种广义的行为规范的道德准则与人们具体的利益关系相结合，形成对经济利益的获取与其行为规范的道德准则之间的关系，即义利关系。在人们共同的社会中所形成的某种社会关系，必然会产生一种与个别人的个人利益相对并独立于个人利益之外，以普遍利益形式表现出来的共同利益，它以观念形态的“神圣力量”决定着、制约着人们的取利行为，用中国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来表述，这便是“以义制利”。在义利范畴中，“义”与“利”是一对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矛盾统一体。它们之所以相互矛盾和对立，是因为两者体现的是各自不同的利益；它们之所以有同一性，并构成一个矛盾统一体，是因为两者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义利关系所体现的这种个别与一般、局部与整体、目前与长远之间的利益矛盾是一切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二）中国传统义利观关于义利之辨的话题从春秋时期一直延续到先秦诸子百家，中经宋明理学、明清实学，以至近现代的各种道德学说。儒家认为第一要务就是辩义务，别理欲，主张先义后利。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则强调仁义，不必谈利。荀子主张“隆礼贵义”，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王充则提出“礼义之行在谷足”（论衡）。西汉董仲舒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了孟子的思想，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秋繁露·度制）的观点，这些对宋明理学家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程颢、程颐、朱熹等都持有这种观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认为义和利是相互排斥的。而墨家却主张义利合一，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法家则主张功利，反对空谈仁义。道家既不谈俗世的道德，也不讲世俗的利益，而是讲“绝仁弃利”。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这种“义利之辨”，可以称得上是典型的东方式的古典经济伦理，一种充满着中国古代道德智慧的经济伦理，其所包含的文化价值资源非常丰富，值得我们好好的温习和利用。二、经济生活中的道德意义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正是由于有了这种不断超越的目的性追求，因而经济生活本身不仅是合乎人类目的的，而且它也在不断地实现和提升着人类自身的目的。从合乎人类生活需求和价值目的的这一根本性意义来看，经济生活本身是合乎道德的，具有道德意义的。富兰克林说过，追求财富是上帝赋予人的权利，也是人应尽的义务。马克斯·韦伯发现资本主义精神的奥秘在于工作伦理的建立。因为，资本主义运动如果没有某种根本性的人力资本，特别是人的行为动力的支持，仅仅依靠资本和技术的变革是无法实现的1。韦伯还发现，新教伦理精神诸如：勤俭、接生、敬业等等，实际上成为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得以启动的一种精神动力。正是由于这些观念的作用，使得当时的人们能够积攒资本，逐步形成强烈的追求更大财富的普遍社会心理和行为动机。同样，在谈到人类经济生活本身具有内在的道德目的的时候，也可以做类似的推理。就人类道德生活目的本身来说，并不排除也不应该排除人们的正当的经济利益。正当的经济利益追求本身就是人的一种基本的道德权利，因而是合乎道德且应当也是道德所提倡的价值行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道德是引导人们寻求幸福生活的实践智慧或学问，是让人们过得更加幸福的生活艺术。从这个角度来说，追求正当的经济利益就是追求更好的生活的价值基础。过去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道德学家们很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一开始就站在与经济学相对立的立场上来谈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些伦理学家不理解现代经济科学，甚至不理解经济生活本身。他们把道德看成是超越于经济生活之上的某种更高的价值层次，殊不知道德本身实际就体现在人类正当的经济生活之中，而不是悬空无着的精神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