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征文演讲稿七篇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演讲稿七篇（篇一）我的追梦岁月我出生1963年12月1日，在饥寒中长大。曾有过无数梦想，想当一名为国效力的军人，想当一名为民解除饥饿的科学家但最执着的是走出深山面见大海。一个初春的早晨，我跟爷爷来到辰河边。太阳露出了彤红的脸，大地镀上了一层金辉， 眼前变得水花花的。抬头远眺， 堤上的柳枝婆娑飞舞，滔滔辰河向远方奔去我触景生情地问爷爷：“这条河流向哪？”“等你长大读了书就会知道。这条河从遥远的贵州大山里流来，流入了很远很远的洞庭湖。”爷爷提起“洞庭湖”，我不知在哪，离村里多远，只是默默地想：远方的湖是什么样儿？上学了。放学回家，我们那几个“调皮鬼”总在柳堤上捡几片叶子，小心地放在河面上，让它带着一颗童心进入洞庭湖。有一天，我、春明和龙芳几个放下书包在河边追捕一只上岸的龟，龟被擒后，我拿着龟问春明：“你知道这龟是从哪儿来的吗?”“是从大海里爬来的。”“不对！是从洞庭湖爬来的。”我晃着头极力争辩。“哈！你真傻，洞庭湖的龟都是从大海里爬来的。”龙芳抢着说：“我婶见过大海，听她说大海有很多龟，要是咬了人的手指，响雷时龟才肯松口呢！”龙芳的婶，听爷爷说是读书飞出大山的，村里人都说她好样的，是咱山里的骄傲。“总有一天我要比他们知道得多。”我不服输，暗暗地下定决心。我要像龙芳婶那样跳出山沟去念大学，去看那神秘莫测的洞庭湖，去看那水天相连的大海。正当我心驰神往时，“白卷”风刮了起来，儿时的美梦被浸渍在泪水里。记得一位年轻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指着我的政治试卷凶神恶煞地问：“读书为了什么？”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惊吓了，久久不敢作答，在他反复追问下，我颤着声回答：“见见大”。“海”字未曾说出，就挨了老师两个重重的耳光，八岁的我昏了过去， 记不清当时是怎么离开办公室的，只模模糊糊地记得那老师声嘶力竭地对我吼道：“资产阶级的黑爪牙，滚出去！”一阵狂风旋来，我不知不觉竟被戴上了“只专不红”的大帽，站在与我年龄极不相称的“大批判台”上，哭哭泣泣地接受众人的揪斗。度日如年的三年过去了，太阳从大山的背后爬出来了，山里的后生尖嚷着：“高考制度恢复了，我们准备准备，考大学去！”其实我的心早已冰凉，对一切事物都没有了兴趣。可是开考的第一年，昔日成绩远远不及我的龙芳考上了，村人说龙芳家坟山屋场好，代代出读书人。我不相信这迷信话，却不敢争辩，真悔恨自己没有去考。理智驱走痛苦后，我也藏在家里“准备准备”。可生活残忍得像一条毒蛇死死地咬着我。翌年高考又增考英语了，没学过英语的我躁得大哭。无聊之际，我启开小帧装本，那梦一样的初心，梦一样的年华，汇聚在我的视网膜上， “大海”的呼唤震颤着我的灵魂。我辗转难眠，扪心自问：我怎能被困难吓倒？送走可怕的寒冬，贫瘠的土地上春意盎然。儿时河畔擒来的那只龟在我家的池塘里不分年代地繁衍着，山沟里的人都在责任田地里大做文章，经济上的拮据不久便离开了大山。特别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后，一座座铁塔在山村耸立，一条条乌黑的水泥路通向山里，一栋栋砖房拔地而起，楼内楼外农民也讲究装修了，家具全面更新换代，平板彩电挂上了墙，男女老少都用上了手机，山村的姑娘穿戴也时髦了，可与城里人媲美。就在那个春天，我参加了“英语速补”学习，也就在那个金秋，我收到了武汉那所大学的录取通知，我发疯似地跑到辰河边，对着辰河情不自禁：“我终于也像龙芳婶去见大海了。”带着追梦离开山村时，村民敲锣打鼓，放着鞭炮，场面比前两年龙芳出山时热闹得多。四年弹指一挥，我不仅获得了大学毕业文凭， 还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了“ 科学养龟” 论文三篇和文学作品多篇， 其中一篇论文获国家科技成果二等奖， 散文母亲获全国大学生征文竞赛一等奖。小车载着我去见了洞庭湖， 最终也见了大海。当我双脚站在洁净的沙滩时，心几乎要跳出来， 我被大海的粗犷、蔚蓝和神妙深深地吸引和感染。那腥咸的海风， 劲健的海鸥，宽阔的沙滩， 出现在我眼前。特别是海面那盛大的日出， 葳葳蕤蕤，蓬蓬勃勃，照亮了我人生的旅途。走出学校，我成了一名乡干部。我勤政务实，不重金杯银杯，只重老百姓的口碑，深受群众好评。我从一般干部升到副书记、乡长，再到乡党委书记、局党组书记。51岁时，我享受了副处级干部待遇。回首走过的路，让我深深感到：我与祖国同成长，祖国是我成就梦想的坚实依靠！（篇二）电话之“变”与“便”每过两三天，我总要和住在城里不习惯、执意要住在乡下老家的母亲用手机视频一次。虽然我们相隔近千里，但每次和母亲说起话来，我就像在她的身边一样。放在几十年前，这是想也不敢想的。小的时候，父亲是村（那时叫大队）干部，加之我家又在村中心，为了联络方便，村里的手摇电话机就放在了我家。那时没有电视，虽说有广播，可大山里信号不好，一下雨线路就坏，有时一坏就是几个月，就算好的时候声音也听不太清楚。报纸几乎没有，偶尔送些报纸来，新闻早已变成了旧闻。所以，听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声音”的惟一渠道就是这部电话机了，只要它一响，就一定是有相当重要的方针政策要学习传达。一旦接到这样的重要通知，村里的电话员就马上把通知送到各小队和其他村干部手里。要是村里有重要或紧急的事情向公社汇报，也要用电话。改革开放、农村土地承包等重大改革政策，村里都是通过电话得到的消息。当时，这部电话机用的是两节硫酸电池，电池用久了，打电话时就要狠狠地用劲儿摇，然后必须拖着很长的“喂”音，对方才听得见。尽管这样，村里的小伙伴也十分羡慕我。有人接、打电话时，小伙伴们就会趴在我家的窗户上看。有时父亲不在家，我也会把小伙伴们带到家里来，让他们围着电话机看，特别有优越感。那时公社有个电影放映队，每过一两个月，村里就能轮到放一次电影，这时，放映队就会通过电话通知。所以，村里的小孩子们特别希望能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只要电话机一响，他们就会问是不是放映队打来的。后来，我离开了村子去外地上学。村里有了办公的地方后，那部电话机就搬走了。听说，它继续“服役”了很长时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有了拨号电话后，才完成光荣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参加工作后来到城里，再没见过这种电话机。单位里用的都是拨号、数字按键电话机。但这只有单位的办公室里才有，除了领导外，几乎没有人可以自己独占一部。那时就算有钱，也不是想安电话就能安的。慢慢地，有了程控电话后，电话就不再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也可以托人装电话，要*元左右。但大家都感觉这钱花得值，因为有了电话，印名片时就可以印上，给别人名片时，还特意交代：“那上面有我家电话号码。”这不仅是一种优越感，更多的是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电话的飞跃发展应该是BP机（传呼机）、“大哥大”出现之后。BP机出现后，电话就渐渐成了一种大众消费品。很多人买了BP机后，还会专门配个小皮套，将其小心翼翼地装进皮套挂在腰间，偶尔听到电子提示音，还要急匆匆地到处找公用电话回复。我那时也买了一个BP机挂在腰间，只不过设置了振动提示。有一次开会，正在聚精会神地听领导讲话，突然腰间振动起来，吓了我一跳，以为是小老鼠或爬虫之类的东西钻进了腰间。晚上和妻子说起这事，她说：“那你就别挂了，等条件好点儿买个大哥大吧，反正传呼机也不能接打电话。”虽然BP机不太方便，但我依然感觉，它的出现是电话普及化、大众化时代到来的标志。“大哥大”在当时可是有钱和有身份的象征。一些持有“大哥大”的人，常常把它带到街上，不仅不嫌弃它的笨重，还专门要找人多的地方上演“通话大戏”。随着这些“通话大戏”的增多，手机的知识也在很短的时间内普及了，并将模糊的概念和实物实现了无缝对接，大大缩短了现代电话的宣传周期，也为电子产品商节省了大量的广告费用。随着“大哥大”的笨重、价格高等缺点的显现，它像传呼机一样，逐渐被一些功率小、轻质美观的手机替代了。再看今天的电话功能，多得已经无法用词语来概括了。过去的电话仅仅有传递声音的单一功能，如今的电话又增加了购物、看书、炒股、看电影、看电视、看视频等各种以前难以想像的功能，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电话变迁的过程，也是我们的伟大祖国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备感自豪和荣幸！（篇三）产“犊”记忆收到我和我的祖国征文通知后，一直都有动笔的冲动，但一直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才能切题。直到前几天翻看用稿剪贴，才突然想起那个让我十月怀胎产下“牛犊”的前前后后，那何尝不是我为国家和家乡文化繁荣做出的一点贡献呢？10年前的*年，在李延孟局长就任县文广局长快一周年的时候，他在县文化馆主持召开第一次创研工作专题会。会上，他情绪激动地说到，寿县有那么多的人文典故，那么多的历史故事，却没有一台自己创作的舞台艺术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不能不说是文化主管部门的一个缺失。特别是时苗留犊这样一个早已在古代就被当作少儿启蒙教育读物的好题材，在创作领域都一直无人问津，实在可惜。李局长一席充满责任感的讲话，让在座的参会人员多了一分感触。在一番讨论后，创作戏剧时苗留犊的任务竟然落到我的头上。虽然我再三推脱，但大家期待的眼神鼓励着我，一种使命感从心头升起。我当即表态，愿意尝试着拿出脚本。那种表态毫无自信，用战战兢兢来形容更为恰当。就这样，我这只笨拙的鸭子被赶上了架，也才有了以后的时苗留犊的诞生。李局长之所以钟情于时苗这个历史人物是有很特殊的原因的。时苗，字德胄，河北巨鹿人，东汉末年时被任命为寿春令。他上任时，一人赶着一架老牛车来到寿春，“居官岁余，牛生一犊”。当他将卸任时，他执意要留下老牛生下的牛犊，理由是“令来时本无此犊，犊为淮南所生养也”。百姓们坚决要求一心为民的县老爷把牛犊带走，理由更为充分，认为“六畜不识父，自当随母”。但最终清廉的时苗还是留下牛犊，赶着牛车，独自离去。后人为了感念时苗，把小牛饮水处称为“留犊池”，建起了“留犊坊”，修起了“时公祠”，也称“留犊祠”，所在地就称为“留犊祠巷”。1700百多年来，不少文人墨客为时苗留下赞美的诗文。在反腐倡廉风头正劲时，时苗这个古代廉吏当然是值得推崇的廉政形象，也自然是塑造舞台形象的好题材。领命自当不辱使命，但想不辱使命又谈何容易。我之所以开始再三推脱，首先是因为我当初的确是写剧本的门外汉。以前写一些无病呻吟或有感而发的散文、杂文还勉强过得去，官样文章与一剧之本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对从未涉猎过戏剧领域，连什么叫“立足脑，减头绪”“凤头猪肚豹尾”都不知道的我来说，从哪下手、下笔，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我整天一头雾水的时候，曾出任过剧团团长、文化馆长、文化股长的音乐和民俗专家方敦寿老师为我指点了迷津。他鼓励我说，只有写了，才会知道该怎么写，哪里行，哪里不行，该改则改，该弃则弃。他的话给了我启迪，也给了我信心。在我收集了并不太多的有关时苗的历史资料时，正赶上电视重播连续剧三国演义，该剧的时代与时苗所处的时间点基本吻合，其中的人物对白使我获益匪浅。于是，我在初步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一周内白天黑夜开始写作。为了一句唱词，或一句对白，常常披衣下床，挑灯夜战。一周后，我的初稿完成了，人物设置为时苗、乡绅、少妇和书童，唱腔设计为庐剧小戏。剧本交分管局长和李局长过目后，得到了初步肯定，但瞩我一定请方老师从专家的角度审阅修改。本以为我首次捉刀，便可以大功告成，没想到，几天以后，方老师把我叫了去，剧本没动一个字，但剧本的背面却满满写了两页创作的基本知识和修改意见。我细细一看，等于是从头到脚被泼了一盆冷水，浑身都凉透了。那时我才知道我的初稿与演出剧本的距离相差太远，甚至于可以说我根本对舞台剧的创作连门都没入。但开弓没有回头箭，越是这样，我还就真的有了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量。既然动了手，我还就不能停下来了。于是，一稿、二稿、三稿、五稿，我一次次修改，一次次厚着脸皮往方老家跑，到处征求意见。历来桀骜不驯的我，那段时间变得谦恭而有耐心。两个多月后，时苗留犊的脚本基本成型。定稿后的人物由4人增加到5人，增加了一个贯穿始终的养牛人，剧种也由庐剧改为京剧，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