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军区大院北京军区大院

北京军区大院北京军区大院 北京军区大院正门外有一大片平房，沿街都是商业门脸，还有一处四星级大宾馆。笔者咨询，这都是北京军区地盘，出租给外地人做买卖，四星级大饭店是与港商（实际是内地南方人）合作在军区大院土地上建的豪华宾馆。1958年，毛主席说部队要山、散、洞。 意思是要准备打仗，部队要住到山里去，打山洞，防原子弹，不要集中在城里。周恩来对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说，除总部外，北京军区不宜住在城里。当时，北京军区全在城里，1949年初北平达成和平解放协定，从1月22 日起，傅作义的20多万军队陆续开出城外，听候改编。傅作义的部队还没出城，最先进城和傅作义签字的解放军代表是东北野战军的参谋处长苏静。当时，林、罗、刘还交代他一个任务是给东北野战军号房子。东北野战军最先进城接防，接着，华北军区领导机关搬进城里。之后，到了春天，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才从西柏坡来到北平。那时，北平城里的空房很多，达官贵人大多南逃，卷走了细软，却“卷”不走大片的房地产。虽然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先进了城，但像中南海等一些大的地方还是由中央机关打前站的同志“号”走了。不久，东北野战军更名四野，南下作战，大大小小的房子全移交给了华北军区。华北军区办公在定阜大街原傅作义的司令部，大门上挂两块牌子，左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京津卫戍司令部，右边是华北军区司令部。以后改成北京军区，还是在这里。牌子大，里面的地方却只有一座三层小楼。旁边的庆王府是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办公的地方，据说是清朝庆亲王的住处。房子小不说，而且办公环境不好，很潮。1964年贺龙看过，专门指示给每个办公桌下放一个踏脚板。办公环境总是可以改善的，地方太小就不好办了，好在刚进城时机关不大，房子并不嫌少，以后随着机关正规化，又成立了好多新的部门。机关大起来，部门多起来，房子就不够了。许多部只好设在外面，东找一套房子，西找一套房子，不要说政治部搬不进来，司令部的好多二级部都分散在城里办公，平时集中开会都是一个大困难。管营房的人数了又数，挂在北京军区名下的大（小）院有108座，从南苑到北苑，从通州到海淀，东南西北，遍布北京城，这种情况怎么能适应打仗呢？当时有两个议案，或者总参搬，或者北京军区搬。 最后确定北京军区搬家。一个大军区搬家，麻烦大了，首先要选址。北京市那时相当支持，要哪儿给哪儿。1959年7月20日，军区各大部首长联合办公会议决定，成立营建委员会，由杨勇任主任。1960年修建军区办公楼，先建司政后机关办公楼和食堂、礼堂。下图是周恩来贺龙元帅在北京军区大院。当时有两个候选处。第一方案是护国寺大街，路东，从庆王府到人民剧场，再一直盖到北海，才能装下军区的司政干部宿舍。把这一带的民房都拆了，光搬家费恐怕就花完了。杨勇不干，还是占据市里，等于白花第二次钱，要一次到位。第二方案黄寺大街。 那里地盘倒是够大，北京军区包括炮兵包括后勤在内的好几个单位都在那里，而且到处都是荒草甸子，荒草高得快没过人了，楼房遍地那是近些年的事情。军区各大部首长联合办公会议再次讨论，确定司政后机关办公大楼建在黄寺。1959年12月，第三次讨论，又定在护国寺大街。总参批准，北京军区与北京市规划局联系，安排设计施工。杨勇去黄寺炮兵大院一看，太小太破，还是不干，觉得离城太近不说，最关键的还没有大山。打过仗的人最喜欢的就是大山，打起仗来，甚至大山就是他们的亲爹亲娘。杨勇有战略眼光，看得远，敢负责，坚持军队是要打仗的，不能住在城里。他走马上任后，坚决执行毛泽东山、散、洞的指示，大刀阔斧落实北京军区的搬家问题，下决心在西山建设北京军区大院。杨勇一贯的思想是，军队就是打仗的，现在虽然没有战争，但是要防患于未来，一切要从战备出发。杨勇亲自去为营房定点，跑了多少趟，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节假日也不忘选点，他领着孩子们一直往西，到了山边上。那一带还很荒凉，就半山上有几间房子，山下还有一些。杨勇领着孩子们爬到山上，四处一望，越看越觉得满意，北京军区就在这了。守着山，打好坑道，就可以进去指挥。选中了这片山地，像打仗前选好了战场，杨勇很高兴，领着孩子们在西山饭店吃了一顿饭。说是西山饭店，其实就是半山上的那几间破房子。1960年军委第37次办公会议决定，北京军区机关出城靠山，在西山新建营房，市内营房移交总部。1960年4月30日，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确定军区办公大楼建在北京西山。可是在城里住舒服了，谁愿意搬到远离城区的大山边上去呢？好多干部的家属又在城里工作，不好说服。杨勇说，首先要说服我们自己。虽然对机关干部一时的生活有影响，但从长远看，有利于战时疏散和指挥。经过和北京市协商，从引水渠往北，规划给军区大院一大块地。北京军区的装甲兵、工程兵、炮兵也都得到了一大块地皮，一起搬迁。1960年6月23日，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批复，同意北京军区营区用地95万平方米的规划设计方案。总后批准2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专门和杨勇一起去看地方，确实太偏僻，万里当场拍板。进城不方便，开一条公共汽车线路；买东西不方便，盖百货商店。1960年下半年破土动工。北京军区占用的是石景山人民公社西黄村大队的四平台和杏石口两个生产队的耕地和宅基地。共有居民267户。搬迁还算顺利，大多数的人都搬迁走了，到1965年夏天，还有一家死活不搬，最后由法院强制搬迁。营区范围有大大小小的果树近万棵，为保证群众利益，在园林部门指导下，移了6000多棵。其余零星的能保留尽量保留，成林的果树，让群众继续收获三年，并在新定居点，由军区帮助购置一些树木弥补。但施工开始后，给果树管理造成不便，最后军区把2000多棵果树买了下来。大礼堂那个地方是王家花园，文工团那一片也是个山包。坟地不少，康有为的坟也在这。据说曹雪芹晚年曾住在这，死后也埋在这一带，只是一直没找到。所以，这一带一开始施工，国家文物局什么的都来了。别看这不毛之地，果真挖出了不少明清的古坟，坟中捡出的陪葬手饰把两个面袋塞得鼓鼓的。有坟的地方一般都种有松树。直到现在，军区司令部食堂周围还有一片松林。本来杨勇的规划还宏伟，想把疗养院和北京军区总院对换。疗养院不干，军区大院只好往北缩了缩，后来又划出一块给兄弟单位。不过，就是现在这个大院，也是足够大的了，大院围住了三个村庄和两个疗养院，连耕地一块买了下来。门诊部的平房是一个荣军疗养院，以后荣军疗养院迁到北戴河。文化工作站是市政疗养院。北京市专门开通了一趟公共汽车。如果公共汽车绕北京军区大院一周，恐怕得竖起好几个站牌，从中完全可以看出杨勇的气魄。来过军区大院的人都说，北京军区大院真大。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压缩基建，只批准60%的建筑面积。 国防部长批给北京军区搬迁和建设费300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但建设大院，处处需要用钱，杨勇怎么省钱怎么干。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在杨勇去世后的回忆文章中说，杨勇把满腔心血倾注到部队建设上。为了抓好部队的训练，他风里来，雨里去。为了保卫首都安全，他亲自去勘察地形，组织工程实施。1964年大比武的主场地就是在北京军区新建成的营区里，那时，办公区和宿舍区的营建大体完成，还没有搬。周总理看大比武时到家属楼转了转，校官房中的卫生间预备安一个澡盆子，尉官房预备安淋浴。周总理说，国库这么紧，没必要了吧？杨勇执行起来一点不走样。所以，校官房内的卫生间都有一块空地，可以放一张桌子。本来还规划建一个游泳池，夏天能游泳，冬天能滑冰。 杨勇说，算了吧？ 就算了。至今，北京军区大院仍是一个简单的露天游泳池。当你走进北京军区大院，首先感到的是气势宏大，再一个感觉就是朴素。虽然北京军区大院在北京市所有的军队大院里是建设最晚的，但可以说最朴素。管理局为盖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办公楼做了一些准备，采购了300立方花岗石和800立方大理石，计划用在办公楼上。后来，周围搞了一些，办公楼没用，也没搞什么大屋顶装饰，节省了不小的一笔钱。杨勇对营房建设很重视，他对管理局局长罗铭说，上边有什么问题我负责，这房子不坚固，你要检讨。筹备了一年多，预先做了试验，政治部19楼和司令部的53、54楼是试验楼，盖好后看看合适不合适。杨勇专门来检查工程质量，一间一间地细细察看，认为质量不错，这才全面展开施工。当年参加北京军区搬迁的干部说，要不是杨勇，北京军区大院根本办不成。杨勇魄力大，再就是他在北京市说话管事。1964年12月23日，北京军区司政开始从城里的108座大（小）院搬进新大院。 40多年风来雨往，北京军区大院所有的房子仍然结实如初。有人批判说，杨勇走到哪儿，房子盖到哪儿。确实，杨勇在哪里工作，就在哪里盖房，这话不假。但杨勇没有给自己盖一平方米，他是在为战备为部队官兵解决实际问题。曾在杨勇身边工作的同志说，杨勇抓生活，抓营房建设。朝鲜停战后，杨勇号召志愿军总部的干部战士自己动手搬来石头和木料，就着山坡盖起半地下的三层办公小楼，盖起了四合院式的十来间宿舍和简易小礼堂，还盖了一个四合院式的能住20个人的小招待所。有人告状，说志愿军在朝鲜盖起了豪华的北京饭店。周恩来到朝鲜，专门问到杨勇，听说你们大兴土木，盖了好多楼堂馆所，在哪儿呢？带我去看看。杨勇不解地说，楼堂馆所？没有哇，就盖了一个简易招待所。周恩来还在认真追问，礼堂也没有？礼堂倒有，您就站在礼堂这里。周恩来四面一看，笑了。说是礼堂，实际上是宽一点的房子，搞得干净点。志愿军总部刚开始就是几根木头和树枝、茅草搭个顶棚的小土洞子，司令员连间办公室也没有，几个人挤在一起办公。停战了，也有条件了，也有精力了，杨勇决定自己动手修一些简单的平房。陈毅气愤地说，这是啥子豪华的楼堂馆所哟，谁再这样说，那才是胡闹呢。左图是现在的北京军区大礼堂。以后杨勇到总参任职，看到新的领导越来越多，没有房子，他同迟浩田商量，最后经常委讨论定下来，在花园路修建了干休所，并建议在紫竹院建起一座很大的遗属楼。以后改造海运仓招待所，改造京西宾馆，这些大动作都是杨勇拍板定的。杨勇还曾考虑总参搬到城外的问题。总参进城后，也是东一片西一片，满城都是。杨勇说，这不行，打起仗来，人家弄个原子弹，指挥机关不就瘫痪了？杨勇把总参搬家当成一件大事来抓，很干脆，计划城里房子交给地方一部分，在城外集中盖。杨勇的秘书唐彦武说，那时杨勇和副总理李先念商量不止一次两次了，李先念特别支持，地都批了一大片。 因为一些人坚决反对，阻力太大，最后没办成。中间还有一段，作战部在郊外占的房子是某大单位的，某大单位要作战部搬家。杨勇说作战部怎么能搬家？最后弄到罗瑞卿那里，罗瑞卿裁决了，还不行。又开了多少次会协调，吵得很厉害，杨勇硬着头皮顶，顶住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杨勇曾和机关干部在北京军区大院种下了几百棵核桃树，还种了丁香、桃树和花椒等经济树木，以及一些玫瑰等花草，把大院打扮得漂漂亮亮。“文革”中陈伯达来大院看到了，让砍树和花，种菜。于是，果树被砍伐一空。1967年初，杨勇在军区大院被批斗，失去了自由。“文革”后军委确定杨勇离开新疆军区，他表示除了总参和北京军区，他哪里都可以去。他不想到北京尤其是北京军区任职，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个地方，应该是他最伤心的一处地方。但杨勇对于北京军区这所大院，还是深有感情的。在新疆时，他曾托值班飞机捎来四麻袋核桃种，送给北京军区绿化营院。现在，新疆核桃树又在家属楼周围长成一片片绿阴，只是很多大院居民已经不知道它的渊源了。北京军区现在下辖5个集团军(24、27、38、63、65集团军），3个卫戍师（卫戍1师、卫戍2师、卫戍3师），3个武警机动师（武警81师、武警114师、武警187师），总兵力愈40万。北京军区防区为河北、北京、内蒙古、山西四省。第27军集团军：集团军下属第79机械化师（河北邢台），第80（河北鹿泉）、81摩托步兵师，炮兵旅、工兵团、防化团等，属于甲类集团军，第27集团军军部驻石家庄，军长邱金凯，属北京军区。有消息称，在96年的台海危机中，该军军的主力曾南下防属南京战区的两淮地区。由此推断第27集团军可能是北京军区的预备集团军。第38军集团军：编制为五个师（坦克师、机械化师、摩步师、步兵师、炮兵师），三旅（导弹旅、高炮旅、工兵旅）和直升机大队，以及防化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