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东北靠项目拉动还是体制创新

振兴东北 创业优先孙少岩（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130012）内容摘要：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家对老工业基地先后采取了财政、信贷、投资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其调整改造，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实行了债转股、核销呆坏账、国债拉动内需等政策。但这些政策和投入并没有使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原因在于以往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基本上是在原有经济体制和原有企业制度没有发生实质变化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提支持就上下动员贷款上项目，形成一种“项目怪圈”。与沿海地区相比，东北地区最根本的还不是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实差距，而是体制的落后，是市场经济观念、市场机制在东北的缺乏和发育不完善，同时也有巨大的历史包袱负担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规模过小的原因。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认为资金投入是必要的，但问题的关键是资金用来做什么。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一个系统工程，各方面的改革都是重要的，但是不同方面的改革并不是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也不可能是同步进行的。在东北地区解决失业问题尤其显得迫切。东北的产业工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仅队伍庞大，而且组织性强。如果他们汇合成为一支不满社会的力量，对全国的稳定都有影响。我们应当吸收波兰的团结工会的发展的经验教训。关键词：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项目怪圈 项目拉动 创业优先根据2003年11月18日中华建筑报报道，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第一批一百个项目也已经获国家发改委批准，总投资额六百一十亿元，这标志着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已经进入实质操作阶段。首批一百个项目中，黑龙江和吉林省各占了二十多项，而传统的工业重省辽宁获准建设的项目达到五十二项，总投资额也突破四百四十多亿元，占全部投资的七成以上，这些项目主要分布在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工业和农产品加工项目。而大连市又以十七个项目的数量，排在东北各城市之首。 从这些振兴项目中，可以大致看出东北老工业基地今后发展的方向，在辽宁的五十二个被批准的项目中有四十七个是围绕建设装备制造业基地和原材料基地的，其中的重点企业包括：辽宁的三大造船厂、大连石化集团、辽化集团、鞍钢集团、本钢集团等。首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百个项目，总投资六百一十亿元人民币，这些资金除了银行贷款以外，还包括企业自筹，引进外资等多种渠道。此外，这些被批准的绝大多项目都将享受国家贴息贷款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国家发改委有关部门审核东北三省上报的第二批项目资料已接近尾声。第一次申请项目时，许多地方和企业都非常谨慎，不敢贸然申报。许多地方和企业看到国家发改委第一批项目的名单后，感觉国家支持“东北振兴”的力度非常大，因此纷纷争取能上第二批，预计能通过审批的项目数量会远远超过第一批。这就给人们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东北老工业基地能否靠国家给项目给资金的方式来振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要打破“项目怪圈”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从战略角度考虑，将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156项重点项目中的57个安排在东北三省。这些重点项目主要集中于机械、石油、化学和冶金等行业。东北三省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钢铁、粮食、石油等物资，从而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形成了计划体制的惯性。东北发展工业的原料、资金靠计划，产品的销路也靠计划，东北作为工业基地无非是国家整个工业计划体系中的装备制造“车间”。现在有些人误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出台了建立经济特区和开发浦东在内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等，东北地区由于市场化进展较慢，国家并没给东北什么项目和资金投入。在经济上逐渐被东南沿海地区超过。由于当年国家把东北的资源输送到南方，此次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要给东北还债。这就成为一些人向国家要资金要项目的理由了。实际上这些年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的“改革”没少进行，国家对东北老工业基地也没少支持。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家对老工业基地先后采取了财政、信贷、投资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其调整改造，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实行了债转股、核销呆坏账、国债拉动内需等政策，且每年都对一些大中型骨干企业拨付技改专项资金(后为技改贴息支持)。从1998-2001年4年间，东北地区制造业的基本建设投资为468.27亿元，占全国的8.75%；而国家投入的技改资金则为1090.9亿元，占全国的份额达到13.05%。但这些政策和投入并没有使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原因在于以往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基本上是在原有经济体制和原有企业制度没有发生实质变化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提支持就上下动员贷款上项目，在这种条件下，虽然许多企业得到了优惠政策支持和技术改造资金投入，经过改造，有些企业技术水平可能暂时上去了，但是由于没有形成一种良好的体制环境的支持，企业自身也没有形成适应市场竞争的机制，就必然导致企业无法形成自我发展的能力，进而再次陷入困境。还有的项目建成后不是设备不行就是没流动资金和市场，企业时开时停，银行贷款无法偿还，还引发职工下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形成一种“项目怪圈”。“项目怪圈”在东北三省屡见不鲜。最近黑龙江省桦林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在进行国内首家国有股权向外资拍卖的过渡工作。原公司董事长吕耀勋说，贷款贴息、债转股、技改投入等政策“桦林”几乎一个没落下，但近几年每年还是亏损三亿元左右，从二二年银行不给贷款，企业就开始断断续续停产，许多职工回家了，最后政府拿出数亿元解决企业各种欠债才促使拍卖成功。吉林省的“一号工程”大液晶项目，国家投资30亿元，当时被认为填补了国内空白，由此推断市场前景广阔，结果项目建成了才发现产品市场需求不饱满，企业陷入困境。吉林省吉化公司公司投资数十亿元建成的阿尔法高碳醇装置等项目，没干多久就停了，吉化公司开始发生巨额亏损。最近，企业采取各种办法破解企业危机，仅“减员增效”就使四万名职工离开工作岗位。有的学者看到了“项目怪圈”现象，但认为项目怪圈的说法并不科学。哪个地区的都有失败的项目，东北也有搞得好的项目，比如鞍钢的改造就很成功，宝马汽车马上就要下线了，不能以点概面。我们认为：笼统地说哪个地区都有失败的项目，哪个地区都有成功的项目并没有多大意义。按照这种思维，国有企业有亏损，也有盈利；私营企业同样有亏损，也有盈利。难道能说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就不重要了吗？即使像美国这样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也有很多的失败的项目。但这样比较中国与美国项目建设有意义吗？美国私营企业经营失败了，可以被更有效率的私营企业兼并，中国的国有企业经营失败了则由于无法进行产权交易而成为国家的负担。我们不能仅仅看到项目失败表象上的相似而忽略了内在体制上的差异。市场经济中，项目建设中的经营失败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参与项目建设的投资者必须自我承担风险。 “项目怪圈”屡禁不止，根本原因是没有把焦点集中在规范政府投资行为上。东北地区“项目怪圈”形成的特殊性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巨大影响联系在一起的。对那些所谓成功的项目我们要看到特殊的市场环境因素。鞍钢近几年来营业状况大为改善，除了和它推行的这些内部改革有关，主要得益于钢铁价格因为房地产和汽车业大旺而水涨船高。鞍钢的改革并不彻底，改革如果没有触碰产权，那目前较高的管理水平可能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宝马汽车良好的赢利预期也是和轿车走入家庭这个大时代背景有直接关系。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不要白不要” 观念是“项目怪圈”产生的心理基础。争项目、跑贷款是大部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普遍现象，在这次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中，这种现象也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我们要警惕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口号下，发动新一轮的赶超。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不应再次兴起政府主导投资建设的热潮，尤其是目前国内经济趋热的情况下，更要避免重复建设的风险，以防止将东北原有的劣势进一步固化。“项目怪圈”现象形成的深层原因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尝试，东北还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计划体制的影响。 形成于新中国“一五”、“二五”时期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由于统收统支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国有企业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面对逐步建立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争取来的政府的政策扶持和资金倾斜往往是赢利了企业经营者和上级主管部门可以多得好处，亏损了则可以转嫁给国家。因此在国家给予政策支持时，各级政府的官员带头争项目、跑贷款，并以“上项目”论政绩，论英雄，忽略了项目投资的市场化运作和项目的市场调研及市场前景预测，给项目建设埋下隐患。他们认为只要是国家批准和支持的项目，无论出现多大的亏损都会由政府“买单”。为了解决问题和困难，上级不得不指令追加投资，增加贷款，即便企业破产，企业拖欠的巨额债务最后也会被银行或财政核销。在传统计划体制下，国家对企业实行利润上缴，亏损补贴的制度，经营者的职位报酬（个人收入）与其企业的盈亏（收益）是绝对分开的。因此经营者的权利完全是由行政隶属中的位置角色决定的，国家要把经营者的收入预先给定，同个别国有企业的盈亏状况相分离，对人、财、物实行统分统配、统收统支、统购统销。这样赢利亏损以及与市场相关联的东西消灭了，只有处于计划体制最高层次的官员掌握国有生产资料的全面管理权力，决定国民经济计划。企业经营者追求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等级制上升迁机会的最大化，即追求更高的职位权力。他们享有支配财产的权利却不必也不可能承担资产责任和财产损失，因为任免经营者的权力掌握在上级主管部门手中。正如人们所说，经营者是为了“升官”而不是为了“发财”。公有制社会中最普遍矛盾是公与私的矛盾。除个人消费之外的一切经济决策，包括生产、投资、收入分配等，普遍具有公益决策性。所以个人作出的公益决策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人利益的影响。这与私有制社会中存在以私权谋私利不同，公有制社会普遍地存在着以公权谋私利的可能性。在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时，由于国有股份占据绝对控股地位，无法进行股权的流通，政府成为无法改变的控股者。企业内部仍沿袭过去管理体制，股份公司对企业经营者的压力并不存在。在这种股份制改造中，经营者和上级主管部门照旧凌驾于董事会之上，形成了产权股份化和管理官僚化相结合的“股份官僚经营制”。改革以来，国有大型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造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企业对于日常的生产经营具有了完全的决策权，对于企业内部的收益分配和人事安排具有比较完全的决策权。对于产品的价格绝大多数竞争性企业都具有完全的价格决定权。但对那些由国家控制的资源性产业中价格仍然由政府来决定。在涉及到较数额的中长期投资和融资的权利方面主要由政府控制，企业只有部分的决策权。对于投资项目是否能得到批准和相应的资金主要取决于政府。在涉及到国有大型企业的兼并、转让、关闭和破产的决策方面，政府具有完全的控制权，企业不能由自己决定。在涉及到企业职工的裁员方面企业也不能由自己决定。另外，政府拥有对企业经理的绝对任免权，这是企业最重要的权利，所有的国有企业其厂长和经理一律由政府任免。企业经理的任免权是企业产权的核心权利。在国有企业的转轨和改制中，这一产权制度基本保持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没有实质的进展。目前，东北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以国有经济为主，特别是以部属、省属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国有经济在产品、价格等方面已进入了市场，但在深层的产权、资本、技术、人力等生产要素上，却未能与时俱进。因此由于体制性矛盾尚未解决，东北经济总体面临着市场化程度低、发展活力不足、所有制结构单一、产品结构调整缓慢等实际困难和问题。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的民营经济、混合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据统计，至2002年底，在全部工业增加值中，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64.5%、78%、88%，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1.5%、25%和35%。只要由政府成为主要的投资主体，就容易陷入低效和腐败的泥潭。在单一产权体制下，银行不仅是政府的银行还是国企的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贷款的债权债务约束功能几乎丧失殆尽，一些国有企业甚至用项目投资骗取贷款，贷款的目的，就是为了银行的债务核销，从中捞取个人和集团利益，这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国有经济比重高是老工业基地难以走出困境的最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