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研究-百年回顾和前瞻-之一-.

先秦史研究-百年回顾和前瞻之一            按现在多数学者的理解，狭义的先秦史研究的范围，包含了我国从进入文明时代直到秦王朝建立这段时间，主要指夏、商、西周、春秋、战国这几个时期的历史。回顾近百年来的先秦史研究，可以看到几个明显特征：一是相对于其它时段的历史研究来说，在总体上处于一种更加受到人们关注的位置。这主要因为先秦是我国悠久历史文化的源头，中华民族的产生、中华文明的特殊气质，乃至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及文化形态的渊源，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作为一个重视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民族，关注并投入更多精力来研究这段历史，是很自然的。其二是先秦史研究在整个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前沿位置。这主要是指近百年来我国史学的主要思潮，或者新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几乎都首先出现在先秦史学界；先秦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动向。其三是先秦史研究与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更紧密的关系。由于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及其成果不断涌现，给先秦史研究不断提供新的素材，使先秦史这一古老的研究领域常研常新，至今仍保持其富有活力的研究势头，这是其它时段的历史研究所不及的。以上诸项，贯穿于近百年来先秦史研究的整个过程。但是随着近代政治风云和史学思潮的变幻，近百年来的先秦史研究也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示出它的具体特征。同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轨迹一样，近百年的先秦史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49年以前、1949年至1976年“文革”结束以前、1976年至今三个时间段。以下即按这个顺序对各阶段研究的情况分别扼要地进行叙述。一1949年以前的先秦史研究20世纪以前的历代专制王朝统治的时期，对于先秦史的研究，从来就是同经学纠缠在一起的，或者是作为经学的附庸出现的。作为独立的先秦史或上古史研究，是随着近代西方史学思潮传入中国才开始的。20世纪初，在先秦史研究领域独占鳌头的是罗振玉和王国维，其学号称“罗王之学”。他们上承乾嘉考据学的余风，同时借助于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实证主义的史学方法，援引刚被人发现的殷墟甲骨文资料及日益引起人们重视的金文资料，以之与文献相互对勘发明，用以考证上古史上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其中罗振玉的贡献实主要在编定一系列甲、金文字和古器物资料，真正利用这些资料考史并取得重要成就的是王国维。他的一系列古史论文如殷礼征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明堂庙寝通考、鬼方混夷玁狁考、生霸死霸考、古诸侯称王说等，至今仍对殷周史的研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尤其是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两文（载观堂集林卷9，1921 年乌程蒋氏初刻本，中华书局1959年重印本），在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指出卜辞中部分殷帝王名号的基础上，遍引卜辞与史记·殷本纪及世本等古籍所载商王世系及诸商先公名号相对勘，证实了诸书所传之商王世系在卜辞中的存在（只有个别差错），从而使史籍所载之商代历史成为信史，这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王氏后来将自己运用的这种取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相互对勘以证释古史的方法概括为“两重证明法”，它至今仍然是从事古史研究的学者遵奉的基本考史方法。不过，从对待与经学相互为用的旧的古史系统及记载这些旧史的古文献的基本立场来说，无论是罗振玉还是王国维，都基本上不持怀疑态度。对旧史系统，特别是对夏以前的古史系统从根本上进行批判的，是自20年代起崛起于史坛的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其称经书所载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为“伪古史”；认为他们在古史传说中皆具有神性，是由神演化成人王的；有关他们的神话传说皆是由以后各时代“层累地”积累而成的，越是古史系统中排列在先的古帝王的传说发生得越晚；即使是“三皇五帝”之后的一些帝王的传说，也是越往后由人附加的成分越多。是即所谓“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古史辨1册自序，1926年北平朴社初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本）。因此，顾颉刚提倡对一切古书，不仅是传、记，而且包括经中的古史记载都应当大胆地怀疑“敢于打倒经和传中的一切偶像”。他还根据历史进化论的原则，进一步提出推翻非信史必须具备的几个基本观念：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他认为这些观念是建设可信的真古史的基础（答刘、胡两先生书，载古史辨1册）。为此， 顾颉刚及其他一些学者对先秦两汉书中有关古史的记载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同时对这类书籍的真伪、时代也做了系统的考辨。他们的这类论文多数收辑在被称作古史辨的总共7 册的论文总集中。应该说，“古史辨”派对于破除旧的古史观，提倡科学的进化的古史观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对于上古史上的一些具体史迹及文献资料也做了有益的清理。然而，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他们中有的人疑古过了头，其中个别人甚至连夏代也不承认为实有的朝代了（如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载古史辨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其所认为属于“伪书”的范畴也未免过大。另外，包括顾颉刚在内的“古史辨”派的多数学者把传说时代的人物故事一概视作神话，只注意了对这些神话传说的分化演变之迹进行清理，却未顾及这类神话传说中同样也包含着真实的历史成分。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给古史研究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当然，也应提到顾颉刚本人在他以后的学术生涯中逐渐由“疑古”转而趋向“考信”，在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方面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与“古史辨”派的风格异趣，三四十年代以钱穆为首的一批学者则偏重于强调古史资料，包括古代传说之史料价值。钱穆早在1930年发表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就针对清末经今文家提出而为顾颉刚等疑古学者所倡导的刘歆伪造古文经的说法，专门考证刘向、歆父子的事迹及王莽时期朝政，条别年代，以证刘歆并未改窜群经，周礼、左传等皆先秦旧籍（燕京学报7期，1930年， 原题刘向歆王莽年谱）。针对顾颉刚提出的“累层地造成的古史”说，他在其后发表的国史大纲讲述上古三代的篇章中提出“古史层累遗失”之说，认为“从一方面看，古史若经后人层累地造成，惟据另一方面看，则古史实经后人层累地遗失而淘汰。层累地造成之伪古史固应破坏，层累遗忘之真古史尤待探索”。钱穆著作颇丰，主旨即在探求中国传统之历史文化。其最著名的著作当推1935年发表的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是书不仅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渊源与生卒年代做了通盘交代，更对史籍记载歧义的战国年代进行了周密考订。其论文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10期，1931年），考夏及周先太王以前之居处，亦对后来治先周历史者影响颇大。    2007-04-08        与钱穆的古史见解基本相同并对以后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国出版社，1943年）。是书将“传说时代”的范围界定在盘庚以前，而以盘庚以后划归“历史时代”。其首章题为“论信古”，即针对疑古思潮而发，批评他们“无限度地使用默证”，随意宣布古人的立场为伪造，过分夸大战国各学派称述古史时出现的矛盾和歧义，对于搀杂神话的传说和纯粹神话的界限未能分辨等治学方法的缺陷。至其对于传说时代的具体研究，则以提出将古代部族划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的看法著称，此看法至今仍为不少治上古史的学者所采用。1949年前围绕先秦史研究进行的基础性工作，还体现在科学的考古资料的发掘上面。这项工作主要由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进行。长期担任史语所负责人的傅斯年主张“史学便是史科学”，因而十分注意通过考古发掘收集研究古史的第一手资料，发动大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在他的组织与领导之下，史语所在1928年至1937年对安阳殷墟进行了1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获得了十分有价值的资料，尤其是大批甲骨卜辞资料。此外，史语所还曾与山东、河南两省地方政府合作，发掘了山东的城子崖遗址和两城镇遗址，以及浚县辛村的卫国墓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的魏国墓地等。其它一些单位亦组织了对易县燕下都及宝鸡斗鸡台周秦遗址等地的发掘。借助这批考古资料，特别是殷墟考古发掘的资料，学者开展了更加深入细致的古史研究或古史资料研究。如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商务印书馆，1933年）和殷历谱（史语所专刊，1945年）、胡厚宣的甲骨学商史论丛（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1945年），都是在自己亲身参加殷墟发掘的甲骨资料整理的基础上撰写的重要著作。其后李济、石璋如、杨希枚等人分别对商代古器物、古建筑基础及商代民族种系进行的研究，也都是利用殷墟发掘的资料进行的。总之，有了这批考古资料，我们的许多研究工作，特别是对商代历史的研究工作才建筑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别也是从先秦史研究的领域中首先诞生的。上举所有先秦史研究的派别，一般都围绕着史料的考订或具体历史问题做文章，尚未有对先秦各时期社会性质及发展规律提出总体看法的。30年代初，以郭沫若为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别首先将唯物史观引进古史研究领域。他在1930年发表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联合书店），是第一部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商周历史的著作。这部著作在史料运用上同样借鉴了大量的甲骨、金文资料。从郭沫若同期发表的甲骨文字研究（大东书局，1931年）、卜辞通纂（日本东京文求堂，1933年）、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年石印手稿本，1954年人民出版社重印本）、金文丛考（1932年日本影印手稿本，1952年人民出版社改编本）、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932年日本东京文求堂两周金文辞大系初版本，19341935年增定为图录与考释二书）等著作中，可以考见他在甲骨文、金文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上的用力之勤。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目的却在于运用上述古文字资料和文献资料，论证中国历史的发展同样遵循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社会历史演进的模式，即同样经历了从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等几种社会形态演进的过程。同时，在方法论上，作者亦采取了从分析商、周、春秋、战国各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入手，进而确定当时社会性质的唯物主义的论证方法。根据这种论证，作者断定商代尚处在氏族社会的末期，周代则已进入了奴隶社会，到春秋以后就发展到封建社会了。虽然郭沫若以后对这几种社会形态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具体时间划分有所变化，但他毕竟是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提出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来观察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并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阐释这种演进的第一人。这对以后历史研究按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开创性作用。郭沫若之后，因参加当时中国社会史论战而从事先秦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有吕振羽。他同样肯定中国经历了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再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但主张中国奴隶社会是在商代，到西周则进入到初期封建社会阶段。此观点主要见于他所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上海不二书店，1936年）。这两本书也都尽量利用了当时已经发现的考古资料与古文字资料。其中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在商周二代许多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曾给予以后从事先秦社会形态研究的学者以重大影响，如认为殷代属于青铜时代，使用的劳动工具为青铜器；卜辞所见殷代的奴隶大都冠以族名；周代文献中的庶人、庶民即农奴；并田乃西周封建时代的庄园等等。该书所表现出的与郭沫若在中国奴隶社会起迄时间上的不同看法，后来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4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涉及对中国奴隶社会起迄时间不同认识的重要著作还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新华出版社，1942年）、翦伯赞的中国史纲1卷（生活书店，1946 年）和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新知书局，19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