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剂学》第七版

上篇第一章 方剂学发展简史 方剂学的发展经历了2000多年的历史，现存的方书，根据全国中基图书联合目录记载，仅从晋、唐至今已多达1950种，至于与方剂有关的医籍就更多。方剂学正是通过这些书籍的相继问世，反映着这门学科不断发发展的轨迹，了解方剂学发展的概要过程，熟悉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方书的特点及期价值，对于学好方剂学这门主要课程并对今后的继续深入学习和研究、运用，是十分重要的。兹以历史发展的前后为序，略述方剂学发展的简史。 一、先秦时期 先民们在长期人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经过世世代代、日积月累的口尝身受，逐步积累了药物知识。随着意识利用药物的不断发展，自然涉及到药物的选择、配合和调剂，逐渐产生了方剂。可见，方剂是中药应用的基本形式。 早期的方剂，多数是单方，或仅由二三味药组成，十分简单。将两种或两种以的药物组成复方加以利用，可以增强作用、提高疗效，并减轻不良反应和毒性，无疑是古代医药学发展过程中的巨大进步。 周礼中已有关于“和药”、“和齐”的记载，还有“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食医掌和王之食、六饮、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等内容。史记中还提到：“战国时扁鹊治虢太子之暴厥，曾用八减之齐”。上述所称的“齐”，即后世之“剂”，显然是指和合、调配不同的药物组成方剂可以应用。西汉初年，淳于意的诊籍中，提到“火之汤”等四个方剂，惜于年代久远，其具体组成药物已无从考证。1977年，在安徽阜阳出土汉初残简130余片，名曰万物，其中有用商陆、羊头治鼓胀，理石、茱萸治劳损，这是迄今通过考古获得的最早的复方文献资料。由此不难看出，方剂产生的上限年代已无法确定，而复方的出现，最迟应在春秋战国时期。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和竹、木简，其中有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杂禁方等方书尤其五十二病方卷帙大，内容多，而且保存较好。该书成书于战国晚期，原书未见书名，整理者依据其内容分52题而定此名，堪称是现存最古老的方书。全书共有医方283个，涉及临床各科病证100余种。诸方用药242种，有不少品种是神农本草经中所未收载的。药方的用法，既有内服，也有外用。内服有丸、汤、饮、散等剂型，但除丸剂之外，只有制备之法，而无剂型名称；外有敷、浴、蒸、熨等。此外，还有炮制和用量方面的若干要求和规定。该帛书的出土，也充分说明了迟至战国晚期，方剂在临床的运用就已初具规模。 二、两汉时期 这一时期，方剂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一是初步总结了治则和治法，并提出了对组方的基本结构要求，从而初步奠定了方剂学的理论基础；其二是决结了一批行之有效的著名方剂。方剂学的基础理论，主要集中地反映在黄帝内经的七篇大论之中，而这七篇大论多是东汉以后的作用品，故将其归属于这一时期。此书在治则和治法方面，较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谨察阴阳，以平为期”，“治病必求于本”，“治求期属”以及整体治疗、标本缓急、三因制宜等有关治则的理论。书中总结的大量治法内容无一不是后世立法组方的理论基础；在制方的基本结构方面，提出了“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并对君药、臣药、佐使药的含义作了概括性的界定，提出：“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为使。”此书虽是专门阐述中医基本理论的经典之作，但亦载有生铁落饮、四乌鲗骨一藘茹丸、左角髮酒、兰草汤、半夏秫米汤等13首方剂。所附方剂数目虽少，但剂型并不单一，给药途径也有特色，所用药物对炮制、制剂、用法的要求二分讲究。 据史书记载，这一时期的方书十分可观，仅汉书艺文志所载，就有“经方十一家”，共274卷之多，但俱已亡佚。但仅从1972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的文物治百病方来看，简文中有方剂36首，其主治病证涉及到内、外、妇、五官诸科，各方中用药共达100种之多，其剂型有汤、丸、膏、散、醴，充分反映出不时对方剂已有相当高的运用水平。 方剂是临床用药经验的结晶，东汉时期，临床医学更加进步，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的本草学也积累了重要的药学成果，方剂的质量随之提高。汉末，由于疫病肆虐，张仲景出于拯夭救枉之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并以内经理论为基础，结合自己的独到经验，完成了当代最高水平的临床巨著伤寒杂病论。此书经晋王叔和及宋林亿等先后整理编辑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使之得以广为流传。 传世的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和略载方245首，不计两书并见的重复方，计有323个方剂。这些方剂，大多有理有法，组方谨严、选药精当、药味不多、主次分明、变化巧妙，深为古今中外之医家所折服，如麻黄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四逆汤、茵陈蒿汤、桂枝汤、五苓散、大承气汤、白虎汤、当归芍药散等基础方剂，经久不衰，至今常用。后世大量常用名方，大多是以这些方剂为基础化裁而成；或是效法仲景药物配伍组合规律，依据理法而选药组成。所以，伤寒杂病论历来被推崇为“方书之祖”。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长期分裂鼎峙，政权频繁更替，战乱不息，社会动荡，药材的生产、运输、贸易受到严重影响。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临床制方选药多注重实用，略于理论探讨，提倡用药简捷。在这300多年间，出现了一大批方书，可惜大多已经失传，目前保存较好，且影响较大者，仅有肘后备急方小品方和刘涓子鬼遗方。 肘后备急方（又称肘后救卒方），为东晋著名医家葛洪所撰。葛洪学识渊博，著述丰富，但其医方之书，大多亡佚。肘后求卒方系从金匮药方100卷中摘录3卷而成。其目的是便于随身携带，此乃“肘后”的由来。该书后由陶弘景增补，题名华阳隐居补阙肘后百一方，再经金人杨用道将证类本草部分药方附于其中，名曰附广肘后方，成为明清以来各种版本的祖本。葛区所集之方，力求“单行径易，约而有验；篱陌之间，顾眄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医。”又出“救卒”，其所收方剂，多以治疗中风、昏厥、溺水、外伤、中毒等突发急症为主。该书共收单方510首、复方494首，论述文字十分简要，载录之药方及用法，又为葛氏“皆已试而后录之”，如用青蒿一握取汁服，以治疟疾，为现代青蒿素的研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后世葱豉汤、黄连解毒汤等，实为此书首见。所以，简、便、廉、效是肘后备急方的显著特点。 陈延之所撰小品方，对伤寒杂病论以来的经验方进行了系统整理，在隋唐时期与仲景之书齐名。原书约亡于唐末至宋初之战乱，但不少本草和方书存其佚文，1985年日本发现其五卷。今人汤万春先生从中外文献中广收小品方之佚文，共得资料880余条，另加注文770余条，辑成小品方辑录笺注一册，于1990年出版。现有内容涉及临床各科，理、法、方、药俱论，亦重点收录简、便、廉、效之方。陈氏清楚认识到“伤寒与天行温疫为异气”所感，共病因不同，方药各异。前者多用麻、桂之辛温，后者多用葛根、白薇、黄连、黄芩之辛凉和清热解毒。其疗“伤寒及温病内瘀有蓄血者”之芍药地黄汤，即日后之犀角地黄汤，首开温热病解毒、凉血、化瘀之先河。 刘涓子鬼遗方原为晋人刘涓子初辑，后经南齐龚庆宣整理而成，主要收录和论述金疮、痈疽、疹癣、汤火伤等外科方剂，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外科的用药成就，为现在最早的外科方书。 四、隋唐时期 隋唐两代，社会经济的进步，国内各民族的新密交往和中外各国间的广泛交流，加之唐王朝对医药的重视，方剂学又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唐代除朝庭参与或组织编纂方书以外，还曾命令各郡县将广济方书于大板上，立在乡村要道之旁，以应行为急时之需。由于这些举措的推动，促进了方书的编纂和方剂知识的普及。 这一时期，方书大量涌现，大部头巨著相继问世，其方书数量之多，卷帙之巨，都是空前的。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有方书256种，4510卷；其中四海类聚方一书，在2600卷。唐代除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外，仅档以前医籍考不完全统计，当时的经验方就有138部。外来医方和少数民族验方的收录，以及采用外来药制方，也很受唐人重视，如乞力伽丸、耆婆丸、阿迦佗丸、匈奴露宿丸等，充分反映出方剂学善于吸收各民族医药之长的优良传统。 隋唐方书虽多，同样是绝大多数早佚。现存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则基本上代表了唐代方剂学的真实水平。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唐代医药大家孙思邈的力作。千金要方共30卷，132门，载方5300余首。千金翼方亦为30卷，载方2200余首，用以羽翼前书。二书虽以方书为名，实为综合类医学巨著，仅就千金要方之方剂部分而言，既有“经文古方”，又有“俗说单方”；既全面总结前人经验，又不乏作者创新之剂。该书在以病症类方的同时，又以脏腑为目，给嗣后脏腑辨证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在安排各类方剂次序时，首列“妇人方”3卷，后又设“少小婴孺方”1卷，表现出作者对妇幼疾病的防治特别重视；治疗无子方分男女之殊，极有见地；对温病的治疗，孙氏更加注意对清热解毒药的应用，其治失血多用犀角、地黄、侧柏、蒲黄、黄芩、阿胶、大黄，驱肠虫多用雷丸、芜荑、狼牙、贯众，疗消渴多用枸杞、天花粉、麦冬、知母、黄芪、人参、人乳。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其选择药物也非常准确，尤其是对于虚损，每将补验药与羊肉、鹿肉、牛髓、兔肝、羊肝、猪肚、胡桃、荞麦、胡麻油等同用，并专辑“食治”一卷，强调“能用食平疴、释情遗疾者，可谓良工”，食疗之学、药膳之方，由于本篇的承上启下，得以发扬光大。书中还收录了若干保健、美容方剂，为后世补虚弱、抗衰老、保健美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方剂和经验。此外，其中的温胆汤、独活寄生汤、苇茎汤、孔圣枕中丹、紫雪等影响深远，至今仍为医家所常用。 外台秘要是继孙氏二书之后，唐代又一部大规模的方书和临床医学著作。作者王焘曾因持节邺(今河南临章县一带)郡诸军事兼太刺史，当时又称此官职为“外台”，故所辑之书称为外台秘要。全书计40卷，1104门，收方6800余首。本书的特点是整理并保存了一大批唐代及唐以前的医方，如小品方刘涓子鬼遗方范汪方深师方崔氏方集验方广济方近效方等。清人徐大椿称首王氏“纂集自汉以来诸方，汇萃成书，而历代之方于焉大备唐以前方赖此以存，其功亦不可泯。”至今该书仍是研究这些资料的重要文献。 五、宋元时期 高度中央集权的宋代封建王朝，结束了五代以来的分裂混战局面。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振兴使科学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方剂学也得到了相应的进步，北宋一些帝王偏好医药，对方剂也较为关注。宋太祖赵匡胤本人就留心方药，研习医术，并亲自收集验方1000多首。立国之初，即发布“访求医书诏”，这种全国性的征集医药资料和药物普查，并由政府整理和刊行，在北宋期间不止一次，直到宋王室南迁之前仍在进行。宋太宗、宋徽宗等人也亲自为方书撰写过序言或总论。当时一批文化素养较高的儒臣积极参与医药，也促进了宋代方书的繁盛。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集贤院设立校正医书局，成为我国最早的国家医书编撰出版机构，再加上雕版印刷术的推广使用、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医药方书的刻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此，宋代成为本草和方书校刊汇纂的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的方书，既有官修的普救方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集大成巨著，又有众多各具特色的个人著述，如许叔微普济本事方、张锐鸡峰普济方、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严用和济生方、王兖博济方、苏东坡及沈括苏沈良方、杨土瀛仁斋直指方以及旅舍备要方等120余种。 北宋医家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亦收录有单方3000余个，首开本草附列医方的先例，同样留下许多验方的宝贵资料。 北宋政府官办药局“太平惠民和剂局”的建立，使大量成方制剂的生产规范化，标志着我国制剂和成药销售、管理进入了新的阶段。其所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