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篇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合集
5篇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合集周末回乡下，在老家木屋楼上拾得一件沾满灰尘的物件，细细端详而不明，待吹开灰尘，看见锈迹斑斑的铁，方得认出来，那是一盏废弃的老旧油灯。一刹那，遥远的记忆便涌了上来。上世纪80年代末，我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和纳雍县交界处的一个小山村。记忆里，家里使用的，便是一盏一盏的油灯。家里的六七盏油灯，多是用墨水瓶、土豆片、棉线自制的。唯一的一盏铁制油灯，是父亲花钱从镇上买来的，大多时候舍不得用，逢年过节时，它才会在吃饭时亮起来。油灯晃悠悠的光芒，照亮一家人，也照亮我最初的记忆。在城镇上的孩子学会打酱油的时候，我也学会了打煤油提着捡来的废旧输液瓶，颠着小脚丫跑去村外小学旁的小卖部，踮起脚，用还奶里奶气的嗓音喊：“老板娘，来一斤煤油！”这样跑着跑着，我跑进了小学。上学后，打煤油就成了上下学顺道的事儿，出门时提着空瓶去，上课时就把煤油瓶放在桌腿旁，下学后顺路打一瓶煤油回家。到了晚上，我们就着煤油灯写作业，微风一吹，煤油灯火焰晃动，我们的手也跟着晃动，落在纸上的字，也便歪歪斜斜，像那些窘迫的岁月。那时候，父亲在低矮的矿井里挖煤，就是依靠煤油灯照明。听说挖煤通道很矮，挖煤的时候，父亲就把油灯放在一旁，偏着头，一下一下地凿。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电线杆，什么是电视机，什么是录音机，什么是电话机只知道手电筒和电池。手电筒是那种装入两节电池使用的老电筒，但彼时对一个贫穷家庭而言，手电筒太金贵，就算狠心买下，谁舍得拿到脏兮兮的矿井里去？上小学三年级的那个冬天，电线杆栽进了我们村，电线随之赶来，一只电灯泡挂在头顶，怎么看都像一个烧红的小葫芦，很是可爱有趣。记得那一阵子，村里群情激昂，捣地挖坑、砍树立杆、拉线配表，像过年一样喜庆和热闹世世代代生长于此的村民们，可算是等来了传说中那个叫“电”的东西。栽电线杆的时候，人们争着把电线杆栽在自家地里，好像那是一件非常光宗耀祖的事情。腊月二十八九，电终于赶在过年前到了我们村，通电那晚上，村民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每一张朴实的面容都被照得清晰而饱满。最初的电灯，泛着微微的黄光，但已然比晃悠悠的煤油灯明亮许多。对于彼时年幼的我们而言，小葫芦里发出的光，已经照见了小小的梦想在遥远的地方，一定有更明亮的灯盏，等着我们去点亮。往往在我们幻想未来、无心作业或因枯燥而昏昏欲睡时，小葫芦刷地灭了，此时只会有两种情况，要么钨丝烧坏了，要么停电了。那时候，这种情况时常发生，所以房前屋后的某个地方，总是堆着几只泛着乌色的坏灯泡，家里也得常备上煤油以备不时之需。随着电灯来到我们家的，还有电瓶。电瓶一头是一个长方体，另一头是发光的灯头，中间由一根圆圆滚滚电线连接，瓶身用绳子背在身上，灯头则用一个铁圈或者竹圈固定，套在头上。这样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对父亲来说，可是方便了很多很多。电瓶每天要充电，有时候还需要加“电水”（一种具有极强腐蚀性的液体），至今我尚记得不小心洒几滴“电水”在皮肤上的那种火辣辣的感觉。电瓶的光射得远，像一把长长的剑，常被我们拿来玩耍，不过这样总免不了被父母一顿大骂。电灯，照亮了我后来成长的路。后来我上了初中，到镇上租房生活，才知道镇上的灯比村里的亮，镇上也不像村里那样总是停电；后来我到县城读高中，已经对电失去了最初的好奇与兴趣；再后来我上了大学，然后又参加工作留在了城里，对电就真的没觉得有什么稀奇了。这些年，我看过水声轰隆的水电站，也看过烟雾缭绕的火电厂，看过奇形怪状的灯盏，看过各类高端器械在电的带动下散发出巨大的能量，早就不觉得新鲜了，好像它们原本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不是突然拾得那一盏当年全家视为珍贵物品、不到过节舍不得点亮的油灯，我可能想不起这流年岁月的变迁如今，节能灯早遍布村庄的家家户户，太阳能路灯也守护在道路两旁，家家用上了电视、洗衣机、电话、手机。变化的不只是照明方式，更体现在居住、交通、饮食、医疗、教育等方方面面。成长岁月中不断更替的灯盏，陪伴了我一路的成长，也印证了家乡一天天变得富裕和美好。照亮岁月的灯盏，照亮了我们一家的过去与未来，也同样照亮了脚下这片土地的过去与未来。我和我的祖国征文一1976年，我如约而至。迎接我的除了父母，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日子如水一般，淌过“玉米、洋芋、红苕”三部曲，流转成我们的恣意生长。下放到户的土地，成了农民的宝贝。母亲无暇顾及我们，我们便在她劳作的地头玩泥巴，或者溜到小学校，扒着窗口听父亲给学生讲课；有时在野地里采摘吹起来会呜呜作响的野豌豆，在杏子树下等熟透的杏子“啪嗒”一声掉下来。冬天里，临近过年，年猪早已杀过，被熏得油亮的肉挂在火炕上方，对我们“搔首弄姿”。我们坐在火炕旁烤火，心里数着过年的日子；不时抬头，看见油滴从白的红的肉里溢出，然后滴落在燃烧的柴堆上，“嗞溜”一声窜起一大串火苗。我们围坐在一起，想着各自的心事，比如萝卜炖肉、大米饭、咔叽布做的新衣服。有一天，父亲叫上我们兄妹四人，去村外长江边的粮站买大米。那时我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像极了一个出征的将军。到了粮站，父亲从贴身的衣服口袋里掏出粮食折子一种国家正式职工购买平价米面粮油的凭证，笑眯眯地递给粮站的工作人员。开票，交钱，过秤，装袋，洁白细腻的米粒欢快地跳跃着，急不可耐地躲进我们带来的口袋。我们颤抖着把大大小小的米袋子搬到粮站的场院里码好，生怕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劫走我们亲爱的大米，要知道，这可是父亲积存了大半年的购买指标才换来的。我们扛着米袋子，趾高气扬地爬上长江边上高高耸立的石山，看江水如牛马一般向东边滚去。中途歇息，父亲脱掉中山装，手指着远处长江隐没的地方，大概在以一个小学教师并不宽远的视界，为我们猜想长江的走向。多年以后，当我再次回想起那个情景，恍然觉得脚下的滚滚黄流更像一列隆隆向前的火车，父亲站在车头，看春意开始在枝头萌动，荆条树吐露出第一撮新绿。他额头晶莹的汗珠子，幸福成一道道流光，游走于加减乘除和柴米油盐。然而，我更关心的却是香喷喷的大米饭，因为它实在可以填充童年里所有关于富有、奢侈和幸福的想象空间。那一年，我9岁。二开往宜昌的轮船拉响了离岸的汽笛，父亲站在老城的码头上向我挥手。他的身后，拆迁中的老县城正在苍凉中酝酿新生，再过几年，随着三峡蓄水，这里将彻底沉入水底，新的县城将搬迁到上游二十多公里远的地方。在迷蒙的江雾中，轮船决然转身，把父亲远远地甩在身后，父亲终于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消失在视线尽头。我站在船头，看轮船像一柄锋利的犁，深深翻起肥沃的土地。在宜昌九码头客运站，我搭乘开往武汉的客车，去圆我的大学梦。汽车奔驰在汉宜高速公路上，我的心一阵阵抽紧，因为我实在没有坐过这么快的车，也没有走出过这么远的地方。我不知道，远方的世界，会以一种怎样的姿态呈现在我眼前。我很茫然，又很兴奋，如同当时正走在如火如荼的改革征途中的很多人一样。省城迎接我的，是小县城从不曾见过的车水马龙、大学里高大的教学楼和图书馆里不可计数的书籍。我在这里得到了报偿，我把全部身心都交付给醉人的书香，我要用最短的时间，累积一名人民教师应有的资本。秋天里，我捧着一本美学的散步，坐在阅马场红楼公园里的长条椅上，看三三两两的老头在草地上打太极拳，看大街上的匆匆行人和他们腰间张扬的BB机；时髦的双层巴士不断吞吐着衣着光鲜的人流。风轻轻掠过，我偶尔也会怀念土桥坝的油香儿和炕洋芋，我怀念和同学登上望城坡，看扩建中的恩施机场，看高楼次第耸起。有时候，时代让我们猝不及防，机遇又给我们打开了一道道车门，就像三年之后，我再次乘船归来，父亲站在新县城的码头上，用他略显佝偻的身躯和满面荣光迎接我一样，我站在船头，像一名火车司机，稳稳地将车停在父亲身旁。只是父亲不会知道，多年前那辆临春的火车，将一路向东，驶进奔流不息的洪流。三我开始了持续近二十年的奔跑，和晨光一起，同星月一道。我会在早上六点走进教室，和孩子们一起大声朗读论语相信未来，热爱生命，一起品析飞向太空的航程别了，不列颠利亚，一起唱红旗飘飘，用红笔圈出练习本上写错的字、做错的题；我和学生在秋天的桂树下畅谈理想，在春天里看燕子划过辽夐的苍穹；我在灯下给已经毕业的学生写回信，告诉他们大学里要做的重要事情每天晚上，学生就寝之后，我满意地回到自己的小巢，轻手轻脚地打开门，妻儿均匀的鼾声在温暖的春夜柔柔漾开。一天，一个龙马的学生跑来问我，大学里有没有乡镇管理的专业。她说，老师，我毕业后要回乡当村官。她把“村官”两个字说得特别响亮。说完这些，她满面羞涩地跑开了。我读着她留给我的字条：“春天里，杨柳依依，春水潺湲，我走在家乡干净宽敞的街道上，身旁是独具民族特色的建筑；远处，游人躺在松软的草坡上晒太阳。我走着，脚步被阳光紧紧追赶，我听得见大地舒缓明快的心跳。我决定了，我要努力读书、上大学，我要回家乡做一个村官，把龙马打造成世界知名的旅游品牌；我还要引进一条铁路，让龙马和世界更便捷地连通”希望，是一颗小小的种子，坚持会让它和未来握手，奋斗会让它和胜利签约。我完全能够想象，当动车开进龙马，车身定会插满春枝。几年前，当我从市长手中接过“恩施名师”的荣誉证书时，我同时接过了更多信任、嘱托和希冀。中国创造正在演绎大国精神，中国速度正在阐释盛世气象。中国这辆快速奔跑的列车，永不会停辍脚步。我能做的，便是在讲台上，站立成一名合格教师的形象。四妻子和儿子在新车里跳上蹿下，欣赏着车子漂亮的外观和精致的内饰。看着儿子高高瘦瘦的个子，我知道我已经非常明确地迎来了人生的第四个十年。四十年，日子在生命的延续里叠加，堆累起劳苦和欢欣、光荣与梦想。我们行驶在宽阔的金龙大道上，煦暖的阳光从车窗照进来，映在妻儿如花的脸上；高楼如雨后春笋，在白玉兰撩人的花香里，竞相生长；白庙铁路桥上，“复兴号”疾驰而过，车轮碾过铁轨的隆隆声，唱和着车载CD里正在播放的开往春天的地铁。这一列列动车就像这个时代，在抖落一身的辛苦和酸楚之后，正一路高歌猛进，勇往直前。国庆放假，我们坐在岳父家的院子里吃新摘的板栗和核桃。十月的阳光从坡上漫下来，笼着门前一大片葳蕤苍翠的火棘树；地里的大叔们在阳光里跳舞，把丰收梳成一颗颗黑亮的珍珠。岳父在手机上预算着今年的收入，岳母则安排我们带她去县城的医院体检。岳母反复地说，现在政策那么好，什么都有保障，就是要保养好身体，多活几年，多享点国家的福。我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她话语间的踏实和满足。四十年来，贫穷已然逃遁，复兴正在光宏。我们和这个伟大的时代一起成长，和昂首的祖国一起强壮。在开往未来的列车上，我们坚持做故事的主角。唯有亲历，才能强化我们的身份识别；唯有参与，才能获求生命的价值认同。历史不会抛掷任何一个为之绘色的人，我们，正驱动这列开往春天的列车。我和我的祖国征文我家老房子的一个空房间里，还放着30年前父亲用的一副老旧、破烂的马垛子。马垛子是外公用竹林里最好的青竹篾编的，父亲一直舍不得扔。1988年，我出生在贵州关岭岗乌镇上的一个小村庄里，照明还是父亲用墨水瓶改造的煤油灯，生火做饭全靠煤。我出生后，家里经济负担增大，石漠化严重的土地上，庄稼收成并不好，母亲每隔两三个月都得向外婆家去借几斗包谷。为了贴补家用，父亲卖掉了爷爷留下的屋基，买了一匹黄马，外公给父亲精心编制了一副马垛子后，父亲就开始了驮煤卖煤的营生。天还未亮的时候，父亲已经起床，给马喂水和青草，绾好垛绳挂在马垛子上，母亲和父亲一人抬着一边，将马垛子架在马背的马鞍上。然后，母亲递给父亲一个用尼龙麻袋捆好的钵装“油炒饭”。“整好没有，整好就走了”，父亲对着隔壁大伯家院坝说。“好了，记得拿电筒”然后就听见路上一串嘈杂的马蹄声和讲话声。父亲、大伯和邻居的叔叔伯伯们说，在漆黑的路上行走，大声说话才不会害怕。要到达长冲、谷目、龙家院这些有煤洞的地方，需要走3个小时。到达目的地后，每个人都快速地用尼龙口袋将煤分装成重量相同的两袋，然后在同伴的帮助下，分别放在马垛子的两边，一同驮回村子卖掉。父亲将煤卸下后，回到家里小心翼翼地放下马垛子，用毛刷一遍遍刷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