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历十五年》之感

读万历十五年之感万历十五年原著英文版出版于1981年，第二年中文版出版发行，作者为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初看书名也许一些读者会产生疑惑，思考着万历十五年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然而英文版书名对此进行了阐释：1587年，无关紧要的一年。在本书中，作者采取“大历史”的总体设计，运用“以论代史”的方法，提出了明清社会的“倒退论”、“衰落论”。他认为，西方现代社会是“以商品组织作为国家基干”、能在组织技术上进行“数目字管理的国家”，而明代中国则与之截然相反。能否在“数目字上进行管理”，是一个国家能否成功进行现代化的关键。作者相信，精密计算是西方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而资本主义为西方所特有，只有在外力的作用下，中国才能被动地实现资本主义式“现代化”。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核心观念:“缺乏灵活有效地法律规则，社会运作完全依靠所谓的道德掌控。国家机器的运作从皇帝到首府都只是被操作，本人的意志被彻底的压制，失去了高效的机会。”从张居正的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申时行的“阴”“阳”维持之道到海瑞努力坚持的仕人理想以及戚继光的军事改革，可以看作是明帝国时期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谐社会建设、提高执政集团意识形态先进性以及国防现代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探索，但无一例外全失败了。因为他们所处的体制是一个要求固定、永不变更的体制，社稷稳定是这种体制着眼的重点，以均衡的姿态，保持王朝的安全，牺牲局部保全整体稳定、牺牲公平保证效率。然而，小到个人、企业，大到社会、国家，要想运作顺畅，则必须具备有实质内容的、能够在实践中得以遵循的操作规则，这个制度强调人的价值，各主体的欲望和需求能够在这个规则中得到合适的平衡。同时，这个制度必须跟得上时代的步伐，赋予其以改变的可能，若仅以神化和虚无的力量作为支撑，最终只会导致制度的僵化。在书中，黄仁宇先生还认为庞大的文官集团“包罗了本朝最出色的人物，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帝国的实际主人”。这一官僚集团并不像理想中的士大夫集团一样人人都是道德楷模，整个官僚系统缺乏起码信任，其社会资本严重匮乏。在以德治国的背后，是无数制度的缺失。在那些制度空缺的地方，滋生出基于丛林法则的潜规则，这些潜规则才真正支配着中国社会结构运作。有学者归纳认为，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财政制度、文官制度、以道德为最高标准的处理事务原则。明朝散乱的财政制度使其行政效率极低，也因此影响到了其他各个方面；而文官制度作为明朝的统治基础，同样是明朝悲剧的根源。明朝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幅员辽阔而人口众多，在当时的环境下，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是维持这一庞大而复杂的帝国统一的唯一办法。其中，政治统一是为根本，只有一个统一的政治组织结构，才能保持帝国本身的稳定。文官制度便是在那么一个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产物。但是过度地中央集权，过度地一元化的制度，也必然导致效率低下、反应能力低下，明朝不可避免地会在文官制度到达成熟的时候开始变得臃肿，动弹艰难、步履蹒跚，遇到任何从未遇见的问题时反应都极其迟缓。以道德为最高标准的处理事务的原则，一方面为整个帝国找到了一个统一的思想，其标准则由统一受到四书五经的儒学教育的官员来确定，这使得明朝官员做事标注一致，只会产生具体技术上的冲突而不会产生更为尖锐的冲突。另一方面，这种原则的效果取决于道德标准的制定。当社会进步各种原有的设立基础发生了改变、遇到了各种新问题的时候，处理事务的标准本应随之产生改变，但作为道德的标准，它往往被尊奉始终、永远不变，因此到了后期，它已不再适用于社会，不再能被所有官员认可。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在传统史学界的评价不算太高，相当的学者认为，黄仁宇先生对史料采取并不严肃的处理办法，只征引符合自己观点的史料，凡是于自己观点相悖的史料一概摒弃不用，而且对所征引的史料又多有误读、歪曲之处。然而不能否认，此书的写作方式及其核心思想给读者带来很大的启发。归纳万历十五年，作者一以贯之想表达的思想是，万历一朝只是明朝建国以来矛盾冲突的爆发点，而王朝的根本矛盾则早已埋定。正如其序中所言“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至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因为这个症结的存在，一切人在其中的角色都是悲剧。当然，深处制度其中的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悲剧角色，以上观感只是作为旁观者的后人在阅读史料后所得到的一个大致认识，略有“事后诸葛”之嫌。然而这也正是历史的意义，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它提供一种思维方式，帮助我们更积极主动地思考判断，预见和处理即当下与未来面临的各种难题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