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项建设历史成就

三项建设历史成就按照中国军事经济地理区划，我国沿海一带为第一线，中部地区为第二线，内陆地区为第三线。所谓“三线建设”，就是指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在西南（包括湘西、鄂西、四川、云南、贵州）和西北（包括豫西、晋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地区所进行的规模宏大的国防经济建设。这项建设，从“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4年开始酝酿决策，到七十年代末基本停止，经历了15年左右的风雨历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依据当时的世界形势作出了进行“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利贯当代、功盖千秋，为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持续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一、“三线”建设的起因众所周知，全国解放以后，新中国一直处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战争的威胁下。进入六十年代，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两国关系日益恶化，后来又发展到边界地区的武装冲突（珍宝岛之战）。1962年10月，印度在我西部边界地区挑起事端，中国人民被迫进行自卫还击。与此同时，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队也趁火打劫，加紧对我东南沿海一代进行骚扰和破坏，疯狂叫嚣“反攻大陆”。1964年8月，美国一手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将侵越战争规模扩大到越南北方，并对我东南边境地区及内地进行侦察、轰炸和破坏。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及周边形势，异常严峻。本来，在六十年代以前，党中央制定并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背靠沙发（苏联）面朝东”，在战略方向上可以专顾美、蒋集团，我国的总体形势还算乐观。即使发生了“朝鲜战争”，党和毛泽东也仍然保持着清醒头脑，认为：“美国并没准备在目前发动世界战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26页）“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6页）基于对形势的这种认识和判断，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充实、提高”，到1964年我国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经济形势好转，因此党和政府及全国人民热切渴望在即将制定的“三五”（19661970）计划中，将尽快解决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作为中心工作。这年2月到4月，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由我国农业、财政和工交三方人员参加的长期规划会议，在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的主持下召开。其中，谭震林负责研究落实我国5亿亩农田的稳产、高产问题；李先念主持财贸会议，重点讨论我国农产品的收购政策；薄一波主持工交会议。随后，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会议情况，制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规定我国“三五”规划的中心任务是，一、按不高的标准基本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即在1970年使我国粮食产量达到6000亿斤左右，人民群众的衣着消费量（包括各种纺织品）达到人均24尺左右；二、兼顾国防需要，解决国防所需的常规武器，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三、加强基础工业对农业和国防工业的支援。归纳起来就是：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国防建设第三。因此，“三五”计划曾一度被周恩来总理比喻为“吃穿用计划”。1964年5、6月间，中央召开北京工作会议。5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在听取了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后，对于“把基础工业和国防建设放在后面”流露出了不安情绪，他幽默地说：“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做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但他基本上还是同意了这个“设想”。半个月后，毛泽东在同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的谈话中，进一步谈了自己的忧虑和不安。他说：“三五”计划还是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的不平衡问题，要搞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加强战备，着重进行“三线”建设。国家计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指出：根据目前形势的发展，我国“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强“三线”建设，集中力量尽快把“三线”地区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同时注意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汇报提纲认为，加快“三线”建设是“三五”计划的核心。至此，原来的农轻重的顺序发生改变，“三五”计划的制定将把国家的“生存与安全”，放到突出的地位上。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发表讲话，集中讲了两点：（1）改变计划方法。他说：过去我们制定计划是学习苏联，首先定下钢产量，然后再计算生产这些钢需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等。钢的产量变小，其他的都跟着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这样计算，没把老天爷算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因此要改革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他说：这几年我摸索出一些方法，就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2）进行战备。他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打仗。因此，要搞“三线”的工业基础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自己的军事工业。有了这些东西，我就放心了。毛泽东的话，受到与会者的拥护，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这年8月19日，李富春、罗瑞卿、薄一波向中央报告提出：一切新的建设项目应摆在“三线”，布点要分散、隐蔽、靠山；一线的重要工厂和重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要有计划地全部或部分搬迁到“三线”；不再新建大中型水库；筹建北京地铁，并考虑上海、沈阳地铁，经批准后纳入1965年和“三五”计划。这个报告，是和当时党中央、毛泽东的主张和基本思想相一致的。党中央和毛泽东之所以将“三五”规划的重心向“三线”建设倾斜、调整，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因为我国确实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国际和周边形势，尤其是“北部湾事件”的爆发，加快了“三线”建设的决策进程；二是我国国内情况也确实很不符合战备工作的实际需要。当时，总参作战部曾提出一个报告称：如果敌人突然袭击，我国情况相当严重：（1）工业过于集中。在全国14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中，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2）大城市人口多。全国14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而且防空问题尚无任何有效措施。（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4）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低，一旦遭到破坏，将会酿成巨大灾害。这个报告，坚定了党中央进行“三线”建设的决心；三是毛泽东研究总结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由于某些地区没有防空措施，结果招致严重损失和巨大破坏的经验教训。他对一位主管工业的同志说：斯大林的经验值得研究。战争初期，斯大林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尤其是没有重视乌拉尔以东地区的工业基础建设，以至战争爆发后十分被动，造成了巨大破坏和损失。基于以上情况，毛泽东批准了修改后的汇报提纲，并于1965年9、10月间再次召开的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正式做出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战略决策。从此，国家“三五”计划的基本方针，便从“先抓吃穿用”转变为“备战、备荒、为人民”。1966年，毛泽东对这一方针作过具体解释。他说：一是“备战”，军队和人民要有吃有穿才能打仗，否则即使有枪有炮也无所用之；二是“备荒”，若遇荒年，地方没有粮、棉、油储备，仅依靠国家的接济，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则困难更大；三是“为人民”，国家的积累不能太多，一则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粮食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二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即在照顾农业、轻工业发展和解决人民的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以增加积累，加强战备，增加储备，做到防患于未然。“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国能从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走出来，是同我国建设的各种防空掩体能大大锐减敌人核攻击的威力，中国已做好充分的反侵略战争的各种物质和思想准备，使来犯之敌有所顾忌有关的。共和国以“三线”建设为代表的各项国防建设和措施，对核大战的爆发起到了“遏制”作用，从另一方面说明“三线”建设对于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二、“三线”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据统计：“文革”前，仅从1964年下半年酝酿决策并开始建设，到1965年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国就在西南和西北扩建、续建和新建了300余项大中型项目。其中钢铁14项、有色金属18项、石油工业2项、化学工业14项、化肥10项、铁道工程26项，同时还建设了一些交通、民航、水利、纺织、轻工、建材等关键性项目。至七十年代中期，在“三线”地区，我国先后建起了常规兵器、电子、战略核武器以及航空、航天和船舶等30余个工业及科研基地，形成了一个个完整的工业系统，大大改善了我国工业布局，提高了我国国民经济的生存能力、生产能力及战略后勤保障能力和国防实力。到1975年，我国“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等，均已超过一、二线地区的水平，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武器装备生产主要依靠一、二线的状况，这对加速我国经济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在进行“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建设时，我们还着力对西南、西北内地进行了综合性开发，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先后建成了川黔、贵昆、成昆、襄黔、襄渝等十条铁路干线，新增铁路8046公里；公路新增通车里程227800公里；新增内河港口吞吐能力3040吨，有力改变了我国内陆地区交通严重闭塞的状况。先后建成了贵州六盘水、河南平顶山等50多个?型水电或火电站68座；开发了四川、湖北、河南油气田8个等。到1975年，“三线”地区的煤炭产量已从1964年的8367万吨，增加到了21200万吨；年发电量从1964年的149亿度，增加到635亿度。这一时期，我们不仅建成了著名的四川攀枝花钢铁厂，而且还建成甘肃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铝厂等钢铁工业企业984家，有色金属企业945家。另外，从1965年到1975年10年中，我们还在“三线”地区建成机械工业大中型项目124个，逐步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新的机械工业基地。尤其是新建的第二汽车制造厂，汽车年产量占当时全国的1/3。门类比较齐全、产品比较配套的纺织等轻工业企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达到较高生产技术水平。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原值达1400亿元，占全国的1/3。“三线”地区国防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科技和文化等事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三线”地区原来都是各方面发展都极为落后的省份。比如：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和湘西、鄂西、豫西等地，曾是旧中国西南军阀连年混战的地方，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贵州几乎没有什么工业，云南也没有多少工业。抗战时期重庆成为陪都，蒋介石从沿海带去一点工业，解放后初期我们又建设了一些项目，但其工业基础仍然很差。但仅经过10几年的建设和发展，就大大改变了该地区的面貌，出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其中攀枝花、六盘水、十堰和金昌等，则成为著名的新兴工业城市。四川的重庆、成都、德阳、绵阳等，则成为我国重要的钢铁、机械、电子、航空、轻纺、电力动力设备城市，其产品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在“三线”地区，以兰州、西安、成都、重庆、贵阳和昆明等为中心城市，形成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心。在这里，汇聚了西部地区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人才的精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因此，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曾经评称：“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这种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三、“三线”建设的伟大成就，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依靠广大建设者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取得的“三线”建设者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精神动力。我们仅以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和成昆铁路建设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精神为例。有资料显示，攀枝花矿区的储藏量极为丰富。当时经普查勘探，仅钒钛磁铁矿的储量就达50亿吨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