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展经济学看西部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与西部经济发展”全国学术研讨会观点述要王爱君由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题为“发展经济学与西部经济发展”第三届发展经济学全国学术研讨会，于2003年8月10-12日在湖北省宜昌市召开。来自海峡两岸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新闻单位的几十位专家学者，在热烈的气氛中广泛而又深入地讨论了经济发展的金融问题、收入分配与收入差异、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市场与政府的作用等问题。一、经济发展中的金融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战后50多年来台湾经济发展中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来自于台北大学的王金利教授从政府对银行数量与金融机构业务的管制、官定利率与利率自由化问题、金融压抑下的资金分配、中心企业的融资政策与资金提供、以及外汇管理政策等方面，详细剖析了台湾的金融发展。王金利教授认为，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脉，对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在其最初发展阶段，金融是稀缺性资源，无论政府或民间机构均缺乏资金运用，也无现代化的经营体制来配合，因此，政府当局对金融无不采取管制的措施。王金利教授认为，台湾的金融发展以1991年为分界线。在1985年经济自由化萌芽之前，资金的运用与分配是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指挥着，公营银行处于寡占局面，银行数量的增长非常缓慢，远远落后于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与金融体系存、放款数量的成长。无论是在价格（利率与汇率）与数量（贷款与外汇）上，政府都曾实行较严格的管制。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展，台湾经济快速成长，当资金积累到不再匮乏时，于1980年代中期逐步放宽对利率与汇率的限制，对融资、融汇也逐渐放松。1991年政府放开了对商业银行新设的管制，准许设立大批民营银行，由此吸引了外国银行入境。自此以后，政府不再过问资金分配问题，由市场机制直接调整利率与汇率。中南民族大学陈志刚副教授对我国金融开放的路径选择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陈志刚副教授从理论与经验角度论证了麦金农的“金融自由化次序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必须注重次序的选择和渐进性安排，并且应当在财政与宏观经济稳定以及国内金融自由化基本完成的条件下推进。陈志刚博士认为，我国长期快速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归于成功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另一方面，滞后于实际部门改革的金融改革，将可能成为我国未来经济的“增长瓶颈”。从当前的经济绩效看，金融改革滞后，在微观上导致了较低的资金配置效率，在宏观上则造成采用货币政策来治理通货紧缩难有作为。为保证不重演“开放悲剧”，我国的金融开放应该立足于国内的经济和金融基础，并且应该设计一个涉及次序选择与渐进性安排的路径。第一，建立完善的财税制度，形成“强财政”的格局；第二，重构国有商业银行制度，规范发展国内股票市场；第三，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与汇率制度的改革，促进间接金融宏观调控作用的发挥；第四，分阶段、分步骤地放开对外资银行和外国资本进入国内金融市场的管制；第五，逐步取消对资本流出的管制。 二、收入分配与收入差异问题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中，收入分配问题一直是结构主义思路同新古典主义思路激烈争论的焦点之一。强调经济体系内部的结构、技术和制度刚性通过某种机制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是结构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基本命题。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马颖教授对结构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认为这一理论发展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结构主义者关注的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收入不平等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分配趋势等问题。H.W.辛格提出，国际社会现有的比较优势及禀赋结构造成欠发达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进而导致收入分配不合理。R.普雷维什则从“中心外围”的相互关系中阐明国际关系中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缪尔达尔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原理”解释国际间和国内的收入不平等机制。第二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在这一阶段中，一部分结构主义者继续探讨第一阶段中提出的有关结构因素透过何种机制来影响收入分配问题，另一部分人则进一步拓展和深化S.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假说”，还有一部分结构主义者的兴趣在于国别和跨国别研究，以探讨发展中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何以借助于经济政策在改善收入分配方面有所作为；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是结构主义分配理论的第三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H.B.钱纳里、I.阿德尔曼、S.罗宾逊、L.泰勒、P.巴丹等。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继续沿着前两个阶段结构主义者的模型向前推进，二是研究有关结构与制度的功能性效应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王金利教授指出，要素分配的实质在于要素本身是不同质的，要素之间存在着禀赋差异。从数学模型来看，市场经济体制中各经济体追求的是效率，F.Y.埃奇沃斯效率点是有效的，但并不是公平的，要改善这种状况，必须通过政府行为和制度的安排来使之实现。判断收入分配制度是否公平的标准是：第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否每个参与人都能有所得；第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否总贫困人口数量在逐渐降低，社会上那些最悲惨的人生活条件是否获得了改善。如果这两条标准能同时满足，那么这样的分配制度就是公平与合理的。建国以来，我国省（区、市）际间的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改革开放后，省（去、市）际间收入差距在逐步缩小，区域差异呈现收敛性，1992年之后，区域经济差异又呈扩大趋势。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于潇讲师采用标准化频数分布的方法，分解了威廉姆逊系数，借用模型考察了各个区域收入相对变动对整体差异性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于潇博士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许多学者在研究区域收入差异时，通常采用威廉姆逊系数。尽管这种方法能够较好地测量区域经济差异的不平等程度，但是，区域收入的差异性是由各个区域的收入相对变化所造成的，用威廉姆逊系数测量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动趋势，并不能直接观测到各地收入变化对整体差异性的影响，无法揭示出不同时期内某一地区收入水平的变动对全国区域差异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也就无法解释区域收入差异变化产生的原因。区域收入差异是由构成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收入相对变化造成的，只有分析各个组成部分收入相对变化对整体的影响，才能找到区域差异变动产生的真正原因。山东济南大学黄英副教授通过对新疆地区20年来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的考察，认为农民增收问题是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根本问题之一。近20年来，新疆自治区的农民收入增长比较缓慢，特别是90年代后，随着农业改革步伐的加大，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和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显得尤为突出。黄英副教授认为，新疆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农业整体结构调整相当缓慢。由于新疆是我国重要的棉花种植基地，在结构调整中逐渐加大了棉花的播种面积，但棉花主要是作为原料出售，没有在区内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因此，所能获得的农业总体收益有限。第二、地区开放程度不高。有些地方仍然存在“一刀切”现象，要求农民完成各种指令性计划任务，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无法充分发挥。第三、农业科技投入明显不足。各级民众对农业科技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使农业科技普及不够深入，影响了优质高效农业的发展，同时，许多农民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等”、“靠”、“要”观念，缺乏自我创业、自主谋生的意识。三、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增长的路径、轨迹不同，经济增长的方式、结果就会不同。借鉴历史经验，从多条轨迹中选择出一条最好的、并且能加速经济增长的路径是非常重要的。吉林省体改办毛健教授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历程的分析，认为经济发展中存在着跳跃现象，某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曾经历过经济跳跃，把本国或地区经济迅速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种跳跃几乎都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发生的，使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最终以跳跃方式赶上甚至超过先进的国家，自己也成了先进或比较先进的国家和地区。毛健教授认为，经济跳跃常常表现为“一波式”的跳跃，它是一种不平衡的推进和增长的系列组合，亦即处于超出常规的突进状态的增长。由于不同类型国家和地区进入工业化阶段时存在巨大差距，使经济跳跃发生在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而显现出很大的时间差异。一般来说，经济跳跃发生在工业生产已具有相当规模，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已具有一定基础，经济社会条件比较适宜的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特定时期。在这一时期，工业化迅速推进、经济持续高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对外贸易急剧扩展，从而激发了整个国民经济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增长，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完在正常情况下需要几倍甚至数十倍时间才能走完的路程，以倍增的形式使经济较快地崛起。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只有通过经济跳跃，才能摆脱经济落后状态，改变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落后地位。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孙宝臣社长指出，经济发展的趋势是谁拥有生产资料，谁就拥有机遇，对于大多数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来说，机遇是越来越少了。如何解决机遇问题，以及民营企业能否解决机遇问题等，是我们当前经济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郭熙保教授以对贵州贫困地区的实地考察为经验依据，认为西部贫困地区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实现“五化”：一是经济工业化。工业化是任何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迈向现代化的惟一道路，舍此别无他途。二是人口城镇化。促进工业化的进程，必须同时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步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三是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是继“家庭联产责任制”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的制度和组织创新，它与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统一体。农业产业化实质上是产、供、销和农、工、商一体化发展，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在县域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四是体制市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支配性的作用就叫做市场化。一个健全、统一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推进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结构转变的制度保证。五是企业民营化。民营化与市场化具有天然的联系，没有市场化，民营企业是不可能生存的；没有民营企业，市场化是“化”不起来的。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民营化的过程。县域经济的国有企业都应该民营化。工业化、城镇化和产业化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市场化和民营化是转轨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何把发展经济学与转轨经济学融合在一起，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是我国经济学者应该努力的方向。经济增长不可能是一种平衡增长，必然存在一些“增长极”或“增长点”。三峡大学唐苏南副教授通过考察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发展过程之后指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落后地区体现后发优势，实现追赶战略的一条基本途径。在短期内，中西部地区实现成功的跳跃式发展的条件应该是保证有充足的资金源、营造政策“洼地”和经济三角区，而不是指望东部地区的梯度转移。区域一体化的实质就是产品和要素流动不受政府任何歧视，将分散的各个部分整合为一个分工与协作的体系，使资源能够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得到优化配置。长江三角洲的上海、江苏和浙江三省市高度重视区域经济的协调与合作，通过政府之间的协议，走“政府引导，市场驱动，联动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之路，这已成为我国21世纪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在西部开发过程中，中部地区也要协同发展。江西财经大学何维达教授详细剖析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解决途径。何维达教授认为，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产业结构调整，而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第一、农业基础薄弱，技术水平较低，农作物产品单一，农业发展后劲不足。第二、中西部地区地处内地，远离沿海和发达地区，交通运输、邮政通讯等基础设施长期滞后，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满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三、中西部地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计划经济基础观念根深蒂固，并受到地区利益的驱动，不注重基础产业以及与主导产业相关的辅助行业的发展，地区工业化趋同现象严重，这就加深了产业结构性的矛盾。第四、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市场化进程一直比较缓慢，产业布局不合理，工业化水平滞后，所有制结构中国有成分较大，等等。实现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原则是：根据各地区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以国内外市场为背景，注重地区比较优势，以市场为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