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部分讲解
中国古代文论部分讲义文末附“样题”及主要“论述题”。本课重视材料之阅读，尤其是经典篇目之阅读，第一步为读懂原意，只有读懂原意，才可谈得上理论之阐释及展开。我们遵循“知人论世”和“持一同情之理解”而将它们置于具体语境中历史还原，文本对读。故期末考试内容重点是考对文本理解之程度及此一方法掌握之程度，而非现代学科所生产或“泡制”出来的“知识”。本课程原分八讲，由于课时限制，后两讲没讲。下对前六讲总括说明：课程目次及相关阅读（中国古代文论材料一）所考为平日所讲内容；复习时将讲义与所发材料合看；复习具体问题时，可参阅相关论著；题型及分值（填空每空1分；简述及其他，总5个小题，总40分；评析及论述40分，评析10分，所考为已规定50篇中之一。论述题一道30分）。第一讲 文与文论本讲从章太炎文学总略讲起，从消极方面说，是反思近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 我们更倾向于“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名称。准确说，这门课是中国古代文论经典解读。因此，我们注重的是，“文论经典”的研读与文本细读。此细读者，本诸孟子·万章篇提出的“知人论世”和陈寅恪“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的理解原则及“以诗证史”的批评方法（此方法当视具体作品作家而论）。现代知识生产及传播，动辄颜“史”之嘉名，实则得要领者恐不多。就大学教学（课时、教材、讲授方法等）及学生理解（时间之分布、学风之盈窳等）之具体情形而论，则失败居多，亲切者少，至若吾国传统内在精神之体悟、践履之发扬则多付之阙如。按今考试之体例，学生应付考试之策略，其所以者皆因“知识”易背、能力之难养故也。于经典不亲切之理解，而“知识”型题目则易混答过关。此又现代考试之大弊，其迎合学生一时之“贼心”者，终以牺牲学生内在精神之塑造与涵养为代价。学生处其中而不悟，老师临其境而不为之改。此错固不在学生，然学生不能醒悟而奋力以为风气之改造者，则一国人才之兴替，学生亦有责焉。此错亦固不在师者，然为师者，其洞见弊病之深切而不能为一国人才兴替之长想而共反思此问题之所以然，力集诸同志奋起呼号并实践者，则为师者更有责与焉者。余为学生时，长有此叹；今忝为人师，更有此叹。北大为国人期望之大学，其师生当深念国人“期待”二字不为之忘却。；从积极方面说，是重新审视古文论传统。从反思我们现有的“文学”概念开始，以章太炎“文章说”为主轴而略为损益，将“文论”理解：以“言说”为中心的一套话语。包括古人是如何言说和要言说什么两层；言说用心与意图，言说主体与他者（世界、自然、传统）之关系，主说主体是如何处理言说对象等；若将话语作有系统之论述，可以称之为“古典的言说世界”，此一世界可成为我们反思现代性和审视传统的一个重要资源。本门课开设的全部意图即在于此。以“明体达用”言之：“明体”即亲切体认此一“古典言说世界”，将此言说世界之复杂性和丰富性加以充分展开和历史还原；“达用”即经世致用，就个人言，即如何言说好自己（包括出处进退之人生智慧、言说有效性、言说与行动、写作等层面），就社会言，即为当下文风士风之建设、秩序制度之完善及人才民心之培养作贡献。古代文论，首要的是古人是如何言说，包括言说对象和对象的言说两方面。就言说的对象而言，有言与不言之分，有不能言和不必言的道理；就对象的言说而言，即是如何言说，即言说修辞问题，修辞不是通常所说的修辞格，而是一个整体，既包括古人是如何看待他自己的言说，与他的身份、个性气质、当时他所做的“事”、他的抱负和理想等是密不可分，也就是要充分地将古代著述者的言说方式和言说动机考虑在内，用陆机和刘勰的话来说，就是“为文之用心”；又包括落实到文字上的具体的文律和文法、诗格和诗法等。本讲三小节：第一节 古代文论及相关问题一、古文学科对此学科自郭绍虞开创以来至今的简要回顾。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科（我习惯称之为古代文论），与众多现代学术学科一样，也是在“五四”之后，受到外来思潮的影响而建立起来的。1927年，陈中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问世，这是国内学者有关此一学科的第一部著作。随后有郭绍虞先生两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1934），下册（1947），由商务印书馆印行，郭先生该著是这门学科的奠基之作，也是最为重要的研究专著。从文学批评史研究就整体上看，迄今为止，皆未有人能超越。四十年代，还出现其他两部有系统的同类著作，一是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是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罗著搜集材料广博，归纳问题很新颖，可惜仅写到晚唐为止，六十年代出版的宋代部分，是其遗著。朱著写到了清代近代，写到戏剧和小说，但简明扼要，未能深入开展论述。还有三十年代出版的方孝岳（舒芜父亲）中国文学批评（1934），内容比朱更简略，均未能构成史的系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取得重大成就的三四十年代，本书无疑是最有系统、最深入的一部，因而成为本学科最重要的奠基石。（不足，一是对晚清谈得相对简略，二是偏重在诗文，于戏剧小说没有位置）。在50年代，郭先生曾经把本书加以改写，删繁就简，编成了一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大学文科教材，较便初学，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思潮的影响，总体上看，较旧著逊色多了。5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史学科有很大的发展。像文心雕龙、人间词话都成为人们常谈的对象。尤其是80年代以来，随着高校中文教育，开设写作课，对古代文论的重视更为重要，有人将古文论理解为“修辞学”，有的理解为“写作学”，有的理解为“文章学”等。即使像文心雕龙这样的深奥的文论著作，也一时成为显学。是古代文论研究的高峰时期。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古文论讨论的深入，人们开始关注古文论在现代学术当中的失语，强调古文论的现代性转换，这方面以川大曹顺庆教授为代表（他是杨明照的学生），曹教授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我们这边，以张少康老师代表的强调古文论的民族性和本土性，不主张或者不太主张用西方的文论概念来阐释古代文论。与此同时，像南京大学张伯伟有古文论“批评方法”的研究，有复旦大学汪涌濠古文论“范畴、概念”的理论梳理，有南开大学罗宗强的“文学思想史”的研究。若当代文论研究成果，以复旦版的由王运熙和黄霖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通史七卷本，代表目前文学批评史学科的最高成就。北大文论史有着辉煌的历史传统，有姚永朴、章太炎、黄侃、郭绍虞（燕京大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古代文论属于文艺理论教研室，老系主任杨晦先生倡导古文论与其他艺术一起研究（如书法、绘画、音乐理论），后来任教古文论者有张少康、卢永璘、张健、汪春泓诸先生。北大张少康老师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两卷本，是张老师在此一领域长期从事研究和教学的研究成果。二、问题与方法（1）“中国文学批评史”与“中国古代文论”。（2）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四方面：一是文论研究内容的厘定与补充（三类）：注意到显现的古代文论的论述，对那些潜在的不成体系的论述及只有创作而无论述的优秀作家缺少关照和重视；除文学之外，古代文论研究对象应包括“史学”、“经学”和“子部”的言说及其他门类的艺术理论（如书画等），原因是这都是“文”和“章”；在古人那里是常识而在今日成为“问题”的那些经验、思想（以言说层面为主），今天的文论工作者应加以总结并将优秀者予以创造性的发扬和转换；二是对于具体名篇的解读，已有的成果基本遵循的是“文学批评史学科”的需要和“对这个学科发展作出解释的需要”两大原则。这样的好处是：处理材料时先入为主地既定为几根主线，然后用相关材料予以说明，这样容易使我们对于古代文学理论达成共识，最明显的就是文论范畴、命题、概念、术语的延续性和历时性。它的弊端是，这些文论知识，是否是那是时代的？换言之，为什么这些“文论知识”或“文论思想”只出现于这个时代而出现于那个时代、产生于这个文论家而不产生于那个文论家那里，我们缺乏有效的解释；三是古典写作世界的呈现及对当代言说的意义。历代文论选中有不少关于创作论的内容，像“诗法”、“文律”等，对于这些内容的解释，我们的文论选注本基本是围绕“现代”、“文学”这两个关键词来对中国古文论中以创作论为主的“写作世界”内容及内容之阐释加以断章取义的截割和处理。从“文学”方面言，“文学”是纯文学观念，围绕想象、意象、审美形象、情感而展开。而古人的文章写作则是一个“文章”的概念，主要是杂文学；四是古文论研究及“知识生产”的内与外问题。已有文学批评史论著大都以今天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诸方面来区别古文论内容的重点和非重点。就概念而言，古文论中最为内核的范畴应是文字（六书）、语言（古文骈文之演化）、文体（文体之正变、渊源辨体）、声律文笔（文学观念）等，这是中国文论的物质性基础；此后像构思、意境、神气、法度等概念和范畴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因而，学好古文论，首先要懂中国语言尤其是古汉语，要懂汉字、读懂说文，要懂文体、熟读文选和古文辞类篹。以上问题之原因，与现代学术的“知识性”和学科建设的“体系性”有关；知识的现代性问题与意识形态性问题。以下详论之：“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个名称我总觉得不太妥当。一般理解都是古代，那现当代也有文学批评史，像温儒敏老师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文学批评”中的“文学”是“五四”以来的文学观念，是以“情感、审美、形象思维、个人本位、独抒性灵等”为标准，文学这种文学观念显然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古代文学中的文学观念，因而用这样的文学观念去切割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是有问题的。“批评”这个词，常是“批评欣赏”联系起来，它讲的是“文学理论”，而古代文论中涉及到古人有关文学思想的认识，算不算文学理论？还有古代文论是与文学作品紧密联系一起的，不能独立硬抽绎出一体系来。罗宗强先生不用文学批评史，而用的是“文学思想史”，即此义。张少康先生的书名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只写到清代。近几年张老师补写了近代部分，我注意到书的名字删去了“发展”二字。这样较郭著多出“理论”二字。文学理论，这个词其实也是西方过来的。在中国古代，“文”就包括近代意义上的“文学”。而“文学”则是指文学研究。这样说，中国文学史就是中国古代的研究文学的历史，即现在的文学理论史。中国文学史，就应当是中国“文”史或“文章”史。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讲到章太炎的文学略论，要详细展开。所以，我倾向于就叫它“中国古代文论”。郭绍虞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文论”这个词就很好。一般而言，古代文论的内容是指中国古代讨论“文学”的“显现”论述，就其形态而言，有这么几种：一是自成体系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专著，比如文心、诗品沧浪诗话昭昧詹言文史通义等。一是诗话词话曲话，所论零散。比如六一诗话艺概人间词话孙德谦六朝丽指等。三是选本及选本评点。哪些该选，哪些不选，都体现出选家的眼光和标准，这些自是文论的内容。比如沈德潜有很多诗歌选本，这些选本所体现的他诗学理论；四是古代人在序、跋、评点、笔记等也常表达其关于文的看法。以上四类都是显现的文学的文论内容。此外，还有两种情况：一是潜在的，比如历代大诗人，按理说都有他的写诗主张和理想思想，只是有的没有表述，有的不长于创制而长于评述，那么这些人当中，尤其值得我们文论关注的是那些个有创作很突出，同时也有相关的理论表述，比如说黄庭坚，虽然他谈诗的内容只有散见于几篇序文中，但你不能说他的诗论没有体系，其实当你结合他的创作是可以找到他的诗学体系，换句话说，他对“诗”的解释自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比如说金圣叹，他的小说评点，那都是很琐碎的，但你不能说他对于小说的理解是片面的，其实他也有一个潜在体系（对“小说”世界的看法）在。这两种还好理解。以下说的似乎更是潜在的：比如司马迁写作史记，呈现的只是一个史记文本，但我们并不知道司马迁写史的那个书写世界是什么样子（写哪些，如何写，对人物评价标准在哪），若我们将史汉对读，会发现司马迁和班固在为同一人作传时的笔墨分布，以及背后二人的思想。显然，现在的中国古代文论并没有司马迁如何写具体书写史记的论述，但司马迁肯定是有他一套书写策略和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