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顶一万句

简析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重复的“中国式孤独”秘书一班 潘婷 20141003104一、“延津”的故事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的集大成之作，小说被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为“出延津记”，讲述的是延津人杨百顺的流浪经历，而后半部“回延津记”讲的则是杨百顺的养女之子牛爱国的流浪经历。整部小说都在围绕“延津”展开，不管是杨百顺为寻养女巧玲走出延津，还是牛爱国为寻与人私奔的妻子走向延津，这一来一去进百年的跨越，都与“延津”脱不了关系。但是，这个“延津”又不是真正的延津，而是无数个社会人的“孤独”的历史，“延津”不仅仅只是一个地方，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寄托，离开延津就像离开尘世，去天国寻找知音，而回到延津更象征着有天国到尘世的回归。从杨百顺到牛爱国两代人的寻找，不只是形成了一个轮回，更预示了中国平民的千年孤独，不管是杨百顺的出延津，还是牛爱国的回延津，他们真正想要的只是找到能跟自己说话的人。二、“闲话体”的叙事方式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选择了“闲话体”的叙事方式，在历史与现实、物质和精神的基础上，渐渐深向了存在本身，整个故事的情节都非常的缓慢，用一种更悠远的方式将答案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让读者自己去思考，是作品在舒缓平淡、琐碎重复的“闲话体”背后生发了某种哲理象征意味。“闲话体”的叙事方式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情节和语言上的重复性艺术特征：1、情节上的重复一句顶一万句的情节上最明显的重复就是杨百顺和牛爱国祖孙二人命运的重复，这从小说两部分的标题“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就能看出一些端倪。杨百顺亦或吴摩西的妻子吴香香与隔壁的银匠老高私奔，吴摩西在丈人丈母娘的逼迫之下，只能带着继女巧玲从延津出发去了新乡，准备来一个假找，但是造化弄人，在旅馆丢了巧玲，就变成了真找，但是最后都没有找到巧玲，反而找到了私奔的吴香香和老高，最后远去陕西咸阳。七十年后，牛爱国的老婆庞丽娜和她姐夫跑了，牛爱国在姐姐和姐夫的劝导下也来了一个假找，为的却是母亲生前的一封信，从山西到了延津，最后又去了咸阳找罗安江，又变成了真找。但是罗安江已经去世，最后牛爱国又准备去张家口找情人章楚红。 “说不着”妻子私奔不想找被迫找假找真找找而不得远走，这是杨百顺和牛爱国两人共同的人生轨迹，两人都是为了一个“找”字“出延津”、“回延津”。2、语言上的重复读过一句顶一万句就会发现，小说中有很多“是因为，也不是因为，而是因为，也不是因为，而是因为”的句式，几乎每一个情节的语言描述中都会有这样的句式，而且这些句式的内容总会将前面的人物关系再拎出来，表明事情发展的前因后果。就比如回延津记中有一段：“牛爱国他妈叫曹青娥。牛爱国他妈本不该姓曹，应该姓姜；本也不应该姓姜，应该姓吴；本也不应该姓吴，应该姓杨。”这里其实就表明了，牛爱国的母亲曹青娥就是杨百顺的继女巧玲。这种叙事手法可以让读者更明晰地看清楚人物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表达出人物内心的真实想法。除了在句式上的重复，小说中的一些词语出现的次数也非常多，比如“喊丧”、“喷空”、“说得着”等，这些词汇的一遍遍的重复其实就是对于小说主题的提示和强调。包括人物命名的重复，除了几个主人公之外，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不管是什么阶级或是年龄，都是用“老XX”来命名，这种方式荣国回避人物的阶级性、社会交往规范和传统农村生活的真实状况，在大的结构和小的细节上都竭力地冲淡了时间的影响，成功实现了小说的“去历史化”。三、平民精神的悲剧刘震云在谈及一句顶一万句时曾说：“痛苦不是生活的艰难，也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单，人多的孤单。”在小说中，刘震云更多地描写了人物的社交需求，通过不同人物交往的关系，表达了人因为“说不着”的孤独和苦闷。相较于生活上的困苦，更让人感到痛苦的是精神上的孤立无援，所以才有了杨百顺的“走”和牛爱国的“回”。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亲情仿佛没有任何的意义，杨家父子之间的敌对、杨家兄弟之间的玩弄心计、吴香香与女儿巧玲之间的冷漠、夫妻之间的背叛，这些极具颠覆性一位的亲情伦理，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成为一种普遍的存在，这种存在并不是刻意性的解释，而是对于乡村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日常经验的一种展示，更多带有的是一种讽刺的意味，同时这些具有反讽意味的伦理关系，大多是为“说得上话”所驱动，是个体摆脱内心孤独而进行的精神寻找，但是最后往往都是“求而不得”的悲剧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