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综述(1)

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综述(1) 001年是21世纪的第一年，新世纪伊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可以说有了一个较好的开端。 一、回顾与展望 跟XX年一样，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仍然是这一年的重要话题。 001年6月，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了“21世纪民族文学发展研讨会”。“研讨会纪要”对20世纪民族文学工作作了4点基本评价，其中谈到，在过去的世纪里“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经过50年代和7080年代两次搜集与整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基本上得到了整理与保存，并以神话、英雄史诗、叙事诗著称于世。”同时，“经过50多年的努力，造就了一大批民族文学研究方面的专家和学者，著作颇丰，成绩斐然”，“45个民族在52年中已经出版了80多种文学史与文学概况。”“纪要”还对21世纪民族文学发展作了3点基本估计，其中预言，在新世纪“民间文学将得到理论上的高度概括。中国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经过50多年的搜集、整理、研究，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是从整体而言，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到底有什么规律和特点，与汉文学的关系、区别及相互影响，民族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问题，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有些还没有来得及做。新世纪，经过我们的努力，应该产生中国的神话学、史诗学、叙事诗学；应该筑造有丰富材料的、有自己理论体系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史等宏伟工程。总之，新世纪应该是产生自己理论的世纪。”(1) “纪要”所提到的一些展望，不少已经起步并取得阶段性成果。XX年9月，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刘亚虎、邓敏文、罗汉田合著的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2)。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90多万字。该书从民族文学、文化相互交流、影响的角度来描述中国南方各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领域具有开拓和创新的意义。全书资料丰富，论述所及，除山海经、诗经、楚辞、诸子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汉文古籍资料以外，还有大量的作者在民族地区采集到的民间口头文学资料和其他资料，如祭词、咒语、歌谣、神话、传说、史诗、叙事诗、故事、戏文、碑文、仪式、表演形式、风俗等，使全书显得厚重、充实。书中着重论述了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对汉族文学的积极影响，如蛮夷巫风对楚辞的影响、苗越神话对庄子的渗透等，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华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不少论述观点新颖，论证缜密，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在研讨会上学者们对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发表了不少看法。陈岗龙20世纪蒙古英雄史诗研究学术史思考(3)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和总结了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我国蒙古英雄史诗研究的历程，包括蒙古英雄史诗搜集整理工作的综述与批评、蒙古英雄史诗学科理论发展的评述与思考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不同文本类型以及学术资料价值的角度评价过去的蒙古英雄史诗搜集整理工作的成绩与问题，并对蒙古英雄史诗田野作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重点讨论史诗的搜集整理与语言学调查记录方法的脱节、史诗文本记录与民俗表演脱节等问题。第二部分，作者论述了蒙古英雄史诗的研究及其理论建设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50年代到80年代)，蒙古英雄史诗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基本遵循“作家文学反映社会历史生活”的研究理念，结果把蒙古英雄史诗当作了书面的、印刷的文本；第二阶段(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研究者们吸收国际史诗研究的理论并结合我国蒙古英雄史诗的特征，运用“史诗母题类型研究”等研究方法，探讨我国蒙古英雄史诗的主题、类型、母题的结构特征和文化史意蕴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蒙古英雄史诗的研究在学术视野上更加开拓，国际史诗研究的“口头程式理论”和民俗学“表演理论”等广泛被运用到蒙古英雄史诗的研究当中，同时也引起学者对以往蒙古英雄史诗搜集整理工作的反思和研究理论的反省与总结。 尹虎彬口头传统与互联网时代21世纪中国口头传统研究的走向(4)认为，口头传统与电子技术的结合，将是21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口头文学研究的必然趋势。以美国帕里-洛德学说为标志的科学方法，已经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证明。但帕里-洛德口头程式理论也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大都运用在毫无背景的书面史诗的研究上，强调文本而忽略演唱背景，其研究对象仍局限于西方主要语言传统，对东方尤其是中国各民族活形态的口头文学的研究甚少。我国是一个民间文艺学传统深厚的国度，我们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亟需向系统化、科学化、国际化迈进。我国史诗研究理论思考相对比较薄弱，不少学者以书面文学的方法来研究活态史诗，不免走入误区。我们应以科学的方法为指导，从基本概念入手，在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特色的口头诗学理论。我们的史诗艺人研究、传承研究、演唱研究、文本分析等，尚没有完全纳入规范化的轨道。 二、史诗研究 这一年史诗学界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两种不同形式的藏文格萨尔说唱本的出版及相关的讨论。XX年12月1日，“藏文格萨尔精选本前四卷出版座谈会”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XX年12月，登载精选本课题组有关说明及学者有关评论的耕耘与收获出版。书中精选本课题组所撰藏文格萨尔精选本编纂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实施细则谈到：“这套精选本拟以扎巴老人的说唱本为基本框架，同时参考桑珠、才让旺堆、玉梅和其他优秀艺人的说唱本，尽可能吸收各种唱本和刻本、抄本的优点和长处。”“总的原则是：择优选粹，取其精华，只选不创，只删不增，只编不改，尽可能保持格萨尔的原始风貌，使文学性和学术性达到高度的、和谐的统一。”(5) 与此同时，XX年7月6日，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首发式在拉萨举行。桑珠本课题组计划在58年内将45部说唱本出齐，“填补迄今国内外尚无一套完全忠实记录艺人说唱的格萨尔史诗版本的空白”。桑珠本课题组相信，“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桑珠说唱本的出版，将为史诗研究界提供弥足珍贵的资料，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6)两种形式哪一种更有价值，也许要等待历史的检验。 史诗研究专著有仁钦道尔吉的蒙古英雄史诗源流(7)。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进行理论阐述，有绪论、总论、起源论、发展论；下编主要是文本论，分析英雄史诗中的各种类型。该书着重探讨了史诗的起源和形成、发展等理论问题，如在“起源论”里，作者分析了前人的有关论述，并从史诗文本及其产生的背景入手，论证了史诗起源的多元性，指出原始萨满教世界观和萨满教文献、早期口头创作、原始社会的现实生活和风俗以及口头诗人的成熟是史诗产生的重要因素。这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所提出的较全面的看法和新的见解。 史诗研究的文章仍以三大史诗的探讨为主。尊胜格萨尔史诗的源头及其历史内涵(8)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藏族史诗格萨尔的起源等问题。作者认为，史诗以格萨尔为中心，纵向追溯了祖先“董”氏族的渊源和传承，横向铺叙了格萨尔一生的丰功伟绩，每个故事在这个坐标中都有适当的位置。史诗的核心内容讲述从“董”氏族到岭部落的衍变过程，史诗提供的这些发展线索能从历史典籍中得到证实。因此可以确信，“岭”部落、“岭·格萨尔”在藏族历史上实有其事，而不是民间艺人编造出来的。关于史诗产生的年代，经过与藏族最早的玛桑故事的比较研究证明，它们至少在止贡赞普时代已初具雏形，并在民间广为流传。因此可以推断，格萨尔史诗在藏族民间流传有XX年的历史。格萨尔史诗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受到藏传佛教的歪曲和篡改，研究、欣赏格萨尔史诗必须拨开宗教的迷雾，寻找出格萨尔的原型。 王佑夫歌唱生命(9)对江格尔的主题提出新的看法，认为江格尔思想的核心是生命意识。文章从生命来源、生命价值以及如何对待生命等三个方面作了论述。张越瑕瑜互见多版互补(10)从内容与人物、情节与叙事、文学与诗味三个方面，比较了史诗江格尔三种汉译本。在严格地挑选、引证和细致地比较分析中，对三种译本的优点和缺点进行了多侧面的观照与评价；对译文优劣的标准，也依据三译本的具体实际进行了理论的概括。 佟中明突厥语民族史诗阿勒帕米斯的产生和传播诠释(11)则以阿勒帕米斯为据，诠释我国北方不仅是突厥语诸民族的发祥地，而且是突厥-蒙古语民族史诗的发源地。随着历史上民族(部落)的迁徙，突厥语民族史诗创作传统亦被带入了中亚地区并在当地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产生了诸多史诗。中亚地区突厥语民族史诗和鄂尔浑-叶尼塞碑铭具有渊源关系，而阿勒帕米斯等史诗又受到希腊史诗奥德赛的影响。 三、神话、传说研究 神话、传说的文化内涵仍是研究的主题。万建中论著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12)是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对民间的口头文本外部形态的概述上，而是选择了十种禁忌主题进行个案解析，深入到禁忌主题内部，挖掘其深层的文化底蕴、形成的根源及发展的脉络。其中许多阐述比较精彩，许多见解不乏独到之处。游俊土家族传统禁忌的文化寻绎(13)也探讨了禁忌。作者认为，禁忌作为一种精神民俗，是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土家人的禁忌文化古老神秘，源远流长。其源头，始于原始文化；其流变，贯穿于土家人的整个社会文化发展史。它的产生和发展，与其他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一样，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它具有存在解释、自我保护、社会整合、精神麻醉等多种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土家族传统禁忌是一把双刃剑，对土家族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有积极意义和消极作用，二者共生互存，杂于一体。 汪立珍论鄂温克族熊图腾神话(14)是为数不多的关于北方神话的论文。鄂温克族民间文学中，有相当数量的熊图腾神话。熊图腾神话是以熊为人类的亲族、人熊成姻及人熊之间产生的复杂关系为主要内容的远古文学形式。文章从民间文学研究的视角，论述了鄂温克族熊图腾神话的产生、母题及蕴涵的特殊文学价值。廖明君壮族水崇拜与生殖崇拜(15)又回到了南方。作者通过对壮族布洛陀等神话中与水有关的情节的分析后认为，壮民族祖居南方多雨地区，以稻作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对水的认知具有较为独特的感受与体验，形成了水崇拜信仰，并具有生殖崇拜的文化指向。这不但在新年到来的时候有所体现，同时更贯穿于人类生命的孕育、出生、长成、婚恋乃至死亡等每一个重要环节，并与壮族特定的生存文化时空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水生殖崇拜文化。 杨树喆桂中壮族民间的莫一大王崇拜及其内隐意蕴(16)是对壮族口承文学和民间信仰中神灵形象的分析。莫一大王是桂中壮族民间一个重要而富有民族特色的土俗神灵，在以往的研究中，有研究者认为莫一大王是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此文则认为莫一大王崇拜中包容了特定历史时期壮族人民的情感体验，是一个蕴涵着壮民族文化心理特质的“原型”。它一方面反映了壮族社会历史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壮民族的文化态度、精神特质和民族性格。陈金文试析一组与妇女纹面风俗有关的黎族传说(17)通过对一组黎族有关妇女纹面风俗传说的分析，揭示了其对于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重要价值及其对民俗学的重要启示。 四、故事研究 故事研究的重点仍是类型分析。刘魁立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类型文本的形态结构分析(18)研究方法新，见解也新。作者对28篇狗耕田的故事文本进行比较，发现：如果以单篇故事进行分析的话，其情节发展的过程都可视为单线性的，若用线条来绘出，将是一条笔直的单线条的直线。但是如果将这28条横绘的直线纵向地竖立起来，让它们呈现出一种向上方生长的趋势，用共时比较的方法将之重叠起来，则变成长了许多枝桠的丰茂的树(树干为共有的情节，枝桠为不同的情节)。由此作者得出一些有意思的思考：28篇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