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对话

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浅谈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对话摘 要：本文从实践是档案理论之源、理论是档案实践之魂、档案实践是量天尺、档案理论是指南针、档案实践与档案理论的科学发展五个方面作了交流探讨。关键词：档案理论；档案实践；作用；关系；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哲学元命题，也是社会科学永恒话题。档案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社会学科。其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并将不断继续下去。1 实践是档案理论之源邹吉辉：档案理论来源于实践应是不容置疑的科学结论。这一命题的真实性，可从近现代档案学史中得到充分的证明，我将其归纳为两个方面六种情况。首先，档案理论直接来源于档案实践。具体表现为三种情况：其一是，通过总结档案工作实践，把档案实践经验抽象为档案科学理论，使之从感性认识层面提升到理性认识层面，如诞生于西方国家的全宗理论、来源原则、自由来源原则、文件生命周期、文件双重价值等，再如我国的档案自然形成规律、文件运动理论等，这些档案科学理论无一不是从档案工作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其二是，在研究档案实践过程中受到一定启发，于是在档案理论上有所发现或发明，并以之解决困惑档案实践的新问题，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档案学者何嘉荪和冯惠玲首先提出并加以研究的“主客体全宗理论”，就是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社会变革冲击下。传统档案全宗理论不能科学指导工程、技术等档案分类、管理和利用实践时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尽管有学者不认同构建这一理论的“广义来源观”。但也不得不承认该论述是有独创性的。其三是，从档案实践发展历史研究中提出具有前瞻性的理论预见或先进性的行业理念，如1985年成都会议上正式提出的“文件管理与档案管理一体化”，这一新型管理理念与模式，与澳大利亚档案学者差不多同一时期提出的文件连续体理论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虽然当时我国档案工作实践并不具备相应的条件，但后来的文档管理实践证明了“文档一体化管理”的合理性，现已成为我国文档管理模式构建的指导性原则。其次，档案理论间接来源于实践。也具体表现为三种情况：其一是，来源于已有档案理论(包括补充、完善、修正、发展、创新现有档案理论；或重新提炼现有档案理论，赋予新的表达方式)，如中国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特殊运动理论(包括何嘉荪等的文件运动“跳跃”和“回流”理论、吴品才的文件横向运动理论、邹吉辉的文件螺旋式运动理论)等，其二是，借鉴别的学科理论来思考档案实践问题和丰富档案学理论，即通过合理移植或利用其他学科理论思想来研究档案理论和实践，以填补档案学理论之不足，常借鉴的学科有管理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学等。其三是，综合档案学理论与别的学科理论来创新档案学学科体系，即通过嫁接档案学理论与别的学科理论来开拓档案学理论研究新领域，生发出新的档案学分支学科。已有档案理论与别的学科理论均为实践的科学抽象，因此，在它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档案理论，说到底，其源头仍是实践。何永斌：在论述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时。人们常说实践之树常青。理论总是灰色的。至于“理论总是灰色的”的科学性，学术界已有人发生质疑。如果从鲜活的社会实践活动是理论产生的源泉这一方面来看。实践之树常青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世界在变化。社会在发展，时代在更替，奠基于其上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始终以千姿百态、流光溢彩的现象让人应接不暇，其斑斓多彩的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不仅体现着旺盛的活力和蓬勃的生机，而且呈现出推陈出新、神采飞扬的无尽姿态，既给人以变幻莫测、难以把握的神秘，又给人以意气风发、竟展风流的豪情，正如毛泽东慷慨高歌“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因此，实践是理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档案理论直接来源于档案实践的观点是无可非议的，伹档案理论间接来源于实践的观点却似乎有些牵强，如果按照这个观点来理解和认识理论研究的话。岂非否定了理论的继承性和发展性，那么，还有必要深化档案理论研究，使档案理论不断丰富、系统和完善吗?邹吉辉：你对实践是理论之源的认识不仅相当到位，而且论述非常精彩，同时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要和尖锐。其实，档案理论间接来源于实践的观点，我已经作了简要而全面的分析，为了论述得更明白一些，再谈几点看法。首先，从现象上看，虽然有些档案理论直接来源于现存理论，但从根本上看，任何理论都只能来源于实践，即实践是理论的唯一源头，因此，表面上来源于现存理论的档案理论而实质上仍来源于实践。其次。任何理论的继承、发展、深化、完善等都离不开实践，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再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直至形成完全符合实际又为实际完全需要的科学认识，这样的档案理论才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换言之，离开实践的“档案理论”要么因其没有根基变得荒诞无稽，要么因其纯粹的思辨渐成曲高和寡，就只能“总是灰色的”了。再次，如果肯定社科领域理论可以来源于理论的话，将会助长学术界的不正之风。恕我直言，档案理论研究就存在着一种“坐而论道”之风，近些年来此风有增无已，原因虽是多方面的，如利益驱动、浮躁心理等，但根本还在于难耐调查研究之苦，这实际上是一种“学僚”作风的表现，我姑且谓之档案学研究虚拟化倾向。有档案界网友把高校档案学教授分为“学院派”和“草根派”，虽然这种分类的观点和标准有待商榷，但已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对档案理论研究中坐而论道之风的某些不满。“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因此，我们讨论并强调“实践是档案理论之源”，旨在引起档案学人重视档案实践的基础性、重要性与必要性，增强深入档案实践开展档案理论研究的使命感和自觉性，脚踏实地地研究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与特点，实现档案理论研究从虚拟化向科学化的根本转变，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档案理论精品。理论是档案实践之魂邹吉辉：毛泽东曾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这是毛泽东对科学实践观的精辟而形象的论述，由此，愚以为“没有科学理论武装的实践是没有灵魂的实践，而没有灵魂的实践是没有生命力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论是档案实践之魂”。前述“实践是档案理论之源”，是从实践第一性的角度得出的科学认识，但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看，坚持实践第一性并非主张“实践唯一性”和“实践随意性”。更非主张只要实践而不要理论，只是肯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认识是实践的产物。事实证明，只有当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并使两种认识有机结合形成一致时，才能使实践从不自觉走向自觉、从随着走向合理、从愚昧走向科学，从而优化实践的品质、提高实践的质量，这就是档案理论对于档案实践的重要意义，因此。“实践是档案理论之源” 是科学认识的一个方面，“理论是档案实践之魂”则是科学认识的另一个方面，两者结合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命题。怎样全面理解这一科学命题呢?我认为它包含了三层意义：第一层是哲学意义，反映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正确观念，即档案学理论研究必须始终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客观实际相结合；第二层是社会学意义，反映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即档案学理论研究必须始终坚持面向社会紧跟时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顺应社会潮流与时俱进；第三层是档案学意义，反映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正确道路，即档案学理论研究必须始终坚持联系档案实践，深入工作实际，跟踪实践动向，探索档案事业建设和发展的基本规律、特点与趋势，为回答和解决实践问题服务，不断推动档案事业健康发展。这三层意义密切联系，共同构成一个完整命题的理论内涵。并通过对它的认识和解读，我们不仅看到实践对于档案理论生发所具有的根本性和必然性，而且看到理论对于档案实践前行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前者已为近现代档案学史所证明，不再赘述；后者亦为中外档案事业史所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下去。君不见，档案学理论研究每前进一步，都不同程度地提升了档案实践建设的科学水平，增强了档案工作的合理性、规范性和标准性，加速了档案事业发展的科学化进程，优化了档案工作服务质量，强化了档案社会功能。如来源原则下的全宗分类，大大提高了档案收集，质量、管理效能和利用效率：文件双重价值理论增强了档案管理部门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使人们更加关注文件价值的存在类型、运动形态、管理流程、实现方式的有机联系、合理组织、全程控制与整体效能等。何永斌：我一向认为档案理论之于档案实践的重要性，与档案实践之于档案理论的重要性是等同的。遗憾的是，这一观点却不见诸理论家的著述，通常是在论述实践时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在论述理论时又强调理论的重要性，但是，到底实践重要性与理论重要性有何关系，或孰轻孰重，或不分轻重，或同样轻重，往往含糊其辞。甚至毫无其辞。让人云里雾里。其原因可能有三点：一是本本主义的影响，因为经典理论中没有明确的说辞，故不敢越雷池半步，不讲也罢；二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自己尚未思考，故无话可说；三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因为本人尚未通透，讲不清道不明，但又攸关身份，欲罢不能，只好勉为其难，含糊其辞，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由于这个问题没有讲清楚，许多人的思想是模糊的，只好跟着感觉走，任随各自去认识和理解。因此，一些实际工作者根据“实践是第一性”而主张实践最重要，一些理论工作者根据“认识是先导”则主张理论最重要。各执己见，谁也不服谁。其实，在实践重要性与理论重要性等同的前提下，因时因事因地制宜，其关系也就不难认识和把握了，例如就增强实践的科学性、提高实践水平和质量而言，理论最重要；就创新、发展和丰富理论而言，实践最重要。如果明白了这一点，理论者就当自觉增强实践参与意识，实践者亦应自觉增强理论修养意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档案管理队伍学历层次提高和专业人员增多，群众性学术研究日益活跃起来，这种局面令人欣喜；但大多数仍属经验之谈，理论含量较低，这种状况又亟须改变。因此，增强实践者理论修养意识就显得格外重要。邹吉辉：档案理论与档案实践本来就是一体两面，谁也离不开谁，如果离开了具体环境来评判孰轻孰重，那是永远扯不清的问题。就西方国家理论发展来看，其理论发现者和创新者均为实践经验丰富的管理者，当然其理论也就直接服务于档案工作实践了。而我国档案管理队伍至今尚未形成理论研究的良好风气，除了综合素质不尽如人意外，学术意识淡薄和轻视理论建设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这对提高我国档案理论建设和实践发展的整体水平与综合实力是极为不利的。如此状况令人十分遗憾和非常担忧。因此，我认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档案事业建设的一项十分重要而又非常艰巨的工作，就是完成从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转型的历史任务。这次转型具有革命性意义，能否顺利实现，关键且根本在于能否提高档案管理队伍的整体科学素质。我们在此讨论并强调“理论是档案实践之魂”，就是希望能够引起档案管理者对档案理论建设的重视，实现从实践型向复合型(即具有丰富实践工作经验和较高理论研究水平)的重要转换，具体来说，就是在重视档案实践经验积累的同时，真正并充分认识到档案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研究档案实践基本规律、特点的职业责任感，努力提高自身科学理论素养，自觉培养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的良好习惯，善于把感性认识优势向理性认识优势转化，逐步从经验型管理者转变为科学型管理者，为档案事业科学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档案实践是量天尺邹吉辉：档案理论是否准确地揭示了档案的形成、演变、定义、性质、特征、价值、类型、结构、运动等及其规律、特点，是否恰当地描述了档案工作的体制、原则、内容、形式、性质、作用、任务、环境、条件、组织、程序等及其规律、特点，是否正确地反映了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及其特征，一言以蔽之，档案理论是否科学、合理、系统，用什么标准来检验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档案实践，即档案实践是检验档案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档案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