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孔子的艺术学思想

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浅谈孔子的艺术学思想摘要孔子的艺术学思想表现为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艺术具有怎样的功能，什么样的艺术才能具有这些功能，艺术如何发挥这些功能?孔子以仁学为基础，阐述这三个问题。关键词孔子；艺术学；乐孔子的艺术学思想主要见于用语录体写的最早的儒家经典论语一书。他的艺术学思想具有一定的体系性，这种体系性表现为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艺术具有怎样的功能，什么样的艺术才能具有这些功能，艺术如何发挥这些功能?孔子在阐述这三个问题时，以他的仁学为基础。在各种艺术中，音乐对孔子的艺术学思想的形成起了最直接、最重要的作用，孔子的艺术学思想基本上通过音乐理论体现出来，这种情况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一、礼和乐先秦时期，在各门艺术中乐最为发达。乐是以音乐为主、包括诗、舞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有的舞故事性很强。被孔子称为“尽美矣，未尽善也”的武，是歌颂周武王伐纣灭商的乐舞(据庄子·天下篇：“武王、周公作武”)。舞蹈分为六段，表现不同的情节。比如，第一段的舞蹈形象是：舞队手执盾牌，像山一样巍然屹立，这是表示武王的成功。武的歌词散见于诗经·周颂中，这是一首相当复杂的乐。左传记载季札在鲁国“观乐”，用的是“观”字，因为季札不仅听音乐，而且看舞蹈。乐的发达与“礼”的盛行密切相关。礼是体现了某种规范的各种仪节的总和。从广义上讲，礼作为艺术地和审美地组织起来的、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仪式，存在于从原始社会迄今的各种文化中。原始社会猎人祈求大自然力量的舞蹈，氏族部落首领由于相互交往而举行的典礼，现代社会中的军事阅兵、外交会见、法院开庭、结婚典礼等都是这样的仪式。很多仪式要借助各种艺术手段，例如，宗教礼拜要利用建筑(教堂)、绘画和雕塑(宗教人物形象)、诗和音乐。“这些仪式仿佛是一种戏剧演出，即艺术地组织起来的表演，这些表演赋予它们所装饰的社会过程以审美光晕，引起对这些社会过程的一定的情感关系。”然而，我国先秦时代的礼与这些仪式有很大不同。“中国是礼仪之邦”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像现在许多人所理解的那样，说“中国是一个讲礼貌的国度”，而是说“中国是一个礼典完备、仪节详密、制度谨严的国家”。先秦时代的礼“几乎是一个囊括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切典章制度及个人的伦理道德修养、行为规范和准则的庞大的概念”。关于先秦礼仪的制定，最盛行的说法是“周公制礼作乐”。周公比孔子早500年左右，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鲁国的始祖。他辅佐殷统治下的、发祥于我国西北陕甘地区的一个小国推翻了殷纣王，于公元前1046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约800年的周朝。孔子对周公和西周由衷地景仰，他说：“周监于二代(周朝的礼仪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为依据，然后制定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并为自己由于极度衰老而“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感到懊恼不已。荀子·礼论说，“礼之三本”是“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敬事天地是处理人和神的关系，尊崇先祖是处理人和鬼的关系，服从君师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对国家而言，礼是“国之干”、“政之舆”，即国家的躯干和政治的载体。对个人而言，它成为指导上至天子、下到庶民的全部生命过程中言行举止、进退俯仰的规范和准则。周公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大舞台，每个社会成员都像演员一样，一举一动都要符合他在社会等级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由于仪式繁多、程式详备，为了掌握礼仪，不仅要从书本中学习，而且要在实践中进行操练、演习。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礼有五种：吉礼，对天神、地祗、人鬼的祭祀典礼，每一类祭祀又衍生出许多项目；嘉礼，和合人际关系、联络感情的礼仪，如饮食之礼、婚礼、射礼、庆贺之礼等；宾礼，接待宾客之礼；军礼，包括征战之礼、校阅之礼、田猎之礼等；凶礼，包括丧礼、问疾礼等。孔子很讲究礼。行走要合礼，据论语·乡党篇记载，孔子走进朝廷，站，不站在门的中间；走，不踩门坎(“立不中门，行不履阈”)。经过君王的座位，面色便矜庄，脚步也快。走出来，降下台阶一级，面色便放松，怡然自得。说话要合礼，孔子同下大夫说话，温和而快乐的样子；同上大夫说话，正直而恭敬的样子(“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吃饭睡觉要合礼，“食不语，寝不言。”坐车要合礼，孔子上车，一定先端正地站好，拉着扶手带登车(“升车，必立正，执绥”)；在车中，不向内回顾，不很快地说话，不用手指指画画(“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孔子生病时，鲁君来探视，孔子本来躺在北窗下，国君来了，他就躺到南窗下，头朝东方。这样，鲁君就可以站在南方的尊贵位置，同孔子说话也可以处于面向东方的尊位上。周礼旨在建立和维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等级结构。礼仪并不只是一些举止姿态的规范，而是为了形成井然有序的社会结构。管子·五辅说：“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礼的根本是区分上下、贵贱、长幼和贫富的差异。“殷周以来的礼仪，无论从祭祀对象、祭祀时间与空间，以及祭祀的次序、祭品、仪节等等方面来看，都是在追求建立一种上下有差别、等级有次第的差序格局。这种表现于外在礼仪上的规则，其实就是为了整顿人间的秩序。”根据礼制，奏乐舞蹈只有天子才能用64人，诸侯用48人，大夫只能用32人。季氏是鲁国的大夫，可是他却用64人在庭院奏乐舞蹈，这显然是僭礼，孔子愤愤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并且，季氏是僭礼的累犯，他还要祭祀泰山，而祭祀名山大川只有天子和诸侯才有资格。所以，孔子很鄙视他。礼的目的是维系和强化现存的社会秩序。在礼的外在规则中，蕴含着重要的思想观念，所以孔子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周礼的艺术结构中，乐的作用最重要。仪式既然仿佛是戏剧演出，就要有道具(各种器物)和服饰。器物和服饰成为身份的标志。城池宫室、室内摆设、坐席寝席、出行车马都是等级的标志。周代食饮器具数量之多、品种之繁，西方奴隶主无法与之比拟。孔子及其弟子很重视服饰的象征意义。居家、吉日、吊丧要穿不同的衣服。论语·乡党篇写道：君子不用天青色和铁灰色作镶边，浅红色和紫色不用来作平常居家的衣服。服饰的象征意义得到较长时间的保留，直到秦汉之间，戴儒冠仍然是儒者的标志。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引汉高祖刘邦的骑士的话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器物和服饰相比，乐在礼中更为重要。周公在“制礼”的同时也“作乐”。先秦典籍中把周公的 制礼”和“作乐”或合称，或分称。据王国维在观堂集林和郭沫若在卜辞通篡中的研究，“礼”本来就是祭祀乐舞。乐舞在周之前就很兴盛，周公重新制作乐舞，则把它和礼联系起来，成为礼之乐，形成了周代特有的礼乐文化。“在周人这里，有仪必有乐，礼仪所划定的种种等级畛域主要就是通过不同规模的乐来体现的。”论语·八佾篇说，鲁国当政的三卿在祭祀祖先时，也用天子的礼唱着雍来撤除祭品，孔子对此很不满意。在礼乐文化的影响下，周代建立了完整的音乐机构，宫廷乐舞和民间乐舞都很发达，周代有记载的乐器达70多种。战国初年，即公元前433年或稍后，有个诸侯小国曾国的国君曾侯乙，安葬在湖北随县。1978年这座古墓出土的七千多件文物中，乐器有8种124件，而最有价值的青铜编钟，多达65枚，连钟架共重一万余斤。它的音声所构成的音域达到五个八度，比起现代音域最广的乐器钢琴只少两个跨度。整套编钟的音阶结构，与现在国际通用的C大调七声音阶同属一音列。编钟表明，我国在公元前5世纪就会使用十二平均律，比欧洲早1200年。这只是一个小国保持的音乐文化成就，推想大国的音乐文化会更加辉煌。“正是在这种音乐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会出现动人心弦的以自然物抒发个人情感的名曲高山流水，和以泣鬼惊神而著称的哀曲清商、清角。”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这表明了统治者的奢侈，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音乐活动场面之壮观。据战国策·齐一记载，“吹竽、鼓瑟、击筑、弹琴”在民众也中非常普及。成语“滥竽充数”正是以吹竽之风盛行为背景的。孔子和儒者有很高的音乐修养，善于弹琴唱歌。墨子·非儒引用晏子的话抨击儒者“弦歌鼓舞以聚徒”，可见儒者弦歌鼓舞是寻常事。史记·孔子世家说，诗经“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整理诗经，重点是在音乐方面，而不是在文学方面。从西周到春秋时期在全国范围内搜集民间音乐，记录并保存下来的就是诗经。诗经的作品是贵族的乐歌和各地的民歌。其歌曲在孔子时代仍能演奏。诗经的曲式丰富，从诗经各篇的结构看，属于唱和的形式不少，例如郑风·木瓜就采用了“一唱众和”的方式：唱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和匪(非)报也，永以为好也。唱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和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唱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和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论语·述而篇记载了孔子对唱歌的爱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孔子同别人一道唱歌，如果唱得好，一定请他再唱一遍，然后自己又和他。二、“成于乐”与“游于艺”孔子一生处于社会激烈动荡的时代，他所向往的西周已经灭亡，“礼”所代表的氏族奴隶主走向没落。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最主要的任务是“克己复礼”。但是，孔子没有简单地、原封不动地恢复礼制，而是创造性地以“仁”释“礼”，追求礼的情感心理基础，这就是孔子的仁学。论语中“仁”出现的频率最高，为109次；“礼”次之，为75次。仁就是“爱人”，“爱人”之心以血缘亲情为基础，这种血缘亲情可以向外层层扩展，建立在血缘亲情上的礼成为人内在的自觉的欲求，而不是外在的强制的律令。孔子正是从礼和仁的高度来看待艺术的作用的，他最重视的是艺术的道德教育功能，艺术有助于使人达到仁的境界。孔子的这种观点集中体现在论语·泰伯篇的一句话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把乐与诗、礼相并立，视为培养仁人君子的必备条件。对于“诗”，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孔子说的诗就是诗经，是诗三百篇；另一种认为诗在孔子时代既被看作文学作品，又被看作古代文献。我们采用第一种解释。“兴于诗”，就是修身要先学诗。“兴”是起始的意思(何晏集解引包咸注解“兴于诗”说：“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孔子认为，学诗对道德修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告诫自己的儿子伯鱼说：你研究过周南和召南(现存诗经·国风中)了吗?人假若不研究周南和召南，那会像面正对着墙壁而站着罢(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子谓伯鱼日：“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篇)。“立于礼”是说学礼可以立身，立身即修身。“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修身的三个阶段，它们互相衔接，但不截然分开，而是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在这三者中，“立于礼”是关键，是修身的最终目的。学诗是“立于礼”的前提和基础。“诗三百在儒家的心目中，主要成了伦理道德修养的教科书。”不学诗，就无以学礼。即使学礼，也只能学其形，而不能学其本；只能模仿礼的空壳，而不能深刻理解礼的精义。至于“成于乐”，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的解释是：“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我们认为，音乐艺术之所以能够使修身最终完成，因为它把对礼的理性追寻变成内在的情感诉求，成为主体的一种自觉的行为。如果不学习音乐，“立于礼”就是不完满的、不成熟、不牢固的。从“立于礼”到“成于乐”，一个人的修身就从自为的境界进入自在的境界。孔子所说的修身，是诗、礼、乐的统一。诗代表知，礼代表行，乐代表情，修身也就是知、行、情的统一。孔子在这里充分肯定了音乐在个人道德修养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