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至唐郊祀制度沿革与郊祀歌辞研究

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汉至唐郊祀制度沿革与郊祀歌辞研究摘要：郊祀祭天是 中国 古代国家宗教的中心，帝王通过“绝地天通”，获得沟通神圣世界与世俗国家的独占权，以之作为王权合法性的基础和终极来源。汉唐郊祀礼仪经过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汉武帝定郊祀之礼，具有方术和游仙色彩；汉末王莽确定了儒家祭祀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的“告代祭天”成为改朝换代的标志；隋唐时期大型礼书的编纂标志着郊祀制度的最终完善。郊祀仪式中的巫祭乐舞、游仙乐舞、民间俗乐、胡部新声丰富了郊祀乐歌的表现力和 艺术 性，郊祀乐章与诗篇是祈祷、祝颂等宗教情感的表现，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娱乐性。关键词：国家祭祀；郊祀制度；郊祀歌辞中国古代的郊庙祭仪是国家祭祀体系的中心，经历了从远古到清代的漫长演变过程。“郊”简言之即南郊祀天，北郊祭地，“五郊”祀五帝，另外还有日月、山川、风雨雷电诸祭仪。“庙”即古代皇帝祭祀列祖列宗的宗庙。“帝”在郊天祭仪中指天帝，在宗庙祭仪中则指部落始祖。“帝”在甲骨文中或做束薪形，辞例有四百余版，为“燔柴祭天”之禋祀；或做花蒂形，古音与帝相近之字多有“根基”、“原始”等义，古帝如黄帝、炎帝、帝喾、帝挚等很可能是从始祖之意而称为“帝”的。当然，单从字形上来判断上帝的神格是困难的。西周 时代 ，对上帝的称谓很多，如大雅·云汉吴天上帝，月令皇天上帝，尚书·吕刑、师询簋皇帝，大雅·文王上帝，周颂·思文、大丰簋天，大雅·文王、井侯簋帝，召诰、大克鼎皇天，周颂·吴天有成命昊天等。对上帝、祖先的祭祀专名为“禘祭”， 内容 复杂，但大要不出祀天、祭祖两类。前者为“外祀”，实际上即殷周时代的郊社之礼；后者为“内祭”，为宗庙之礼。郊社之祀主要为“禋祀”，即升烟祭天，加牲体与玉帛于柴上焚烧，因烟气上达以致其精诚。尚书·虞书：“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周颂·维清：“肇禋”，郑笺：“文王受命，始祭天而征伐也。”洛诰：“明禋”，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在祭祀仪式中，周代保存的远古大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漤、大武都得到了 应用 。殷周祭祀制度对汉唐郊庙仪式具有很大 影响 。汉唐祭祀礼仪活动具有极强的保守性，对“天神”(即上帝)、“地示”(即后土)及“人鬼”(即“先妣”、“先祖”)的祭祀是汉唐国家祭祀的主要内容，并且逐步定型为南郊祀天、北郊祭地、宗庙享人祖的仪式活动。郊祀仪式中，皇帝自称“天子”，通过“绝地天通”，祭祀天神与祖先，获得沟通神圣世界的独占权和神圣权威，作为王权合法性的基础和终极来源。一、武帝定郊祀之礼与郊祀歌西汉时代的郊祀活动以武帝时代为中心，可分为前武帝时代、武帝时代以及后武帝时代。武帝时代的郊祀活动非常频繁，大致经历了雍(今陕西风翔)郊五畴甘泉(陕西淳化)汾阴泰山明堂三个阶段。后武帝时代，雍郊五畴及甘泉汾阴之祀时断时续，经成帝时匡衡、平帝元始年间王莽建言废除，郊祀地点移至长安南北郊，郊祀制度因此最终定型。据汉书·郊祀志记载，当周平王东迁(前771)之时，秦始立为诸侯。秦襄公时，立“西畴”(颜师古注云：“名其祭处日畴”)祭祀“白帝”即少吴之神。后来秦宣公于渭南作“密畴”祭青帝，之后250年，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畴”祭黄帝，作“下畴”祭炎帝，“炎帝”即“赤帝”。秦始皇确立了“皇帝”的称号，为了宣示“皇帝”的正统性，巡狩天下，召集方士、儒生，举行封禅告天仪式。汉高祖人关，在秦时白、青、黄、赤四帝基础上加上“黑帝”之祠，称为“雍郊五畴”。高祖时代的祭祀仪式还不能称为国家宗教，具有很强的民间巫术色彩，当时的“祠祀官”大都为巫官担任，如“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之类，“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君、巫社、巫祠之类；“秦巫”祠杜主、巫保之类，荆巫祠堂下、司命之类，九天巫祠九天，河巫祠河于临晋等等，以上“皆以岁时祠宫中”。天、地、五帝、东君(即日神)之类都是后来国家祭祀体系的重要对象。汉文帝即位，曾“幸雍郊见五畴”。武帝时虽有“郊雍”之举，但其祭祀的重心放在甘泉汾阴、泰山明堂之上。郊祀志记载：“(太初二年)有司言雍五畴无牢孰具，芬芳不备。”据此可知，“雍郊五畴”至此已衰落下去了。汉书·郊祀志记毫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日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于是，武帝立太一神祠于长安东南。后“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武帝命祠官宽舒等仿照长安太一神祠，在甘泉造太一神坛，“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武帝每三年亲郊祠甘泉太一、汾阴后土。据三辅黄图卷4记载：“甘泉苑，武帝置，沿山谷行，至云阳三百八十一里，西人扶风，凡周回五百四十里。苑中起宫殿台阁百余所，有仙人观，石阙(当为“關”)观、封峦观、鳷鹊观。”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县，为汉代六大宫殿之一(余为长乐、未央、建章、桂宫、北宫)。汉武帝时，郡国上计、诸侯朝觐、宴享藩夷、郊祀泰畴等皆在甘泉宫。据淳化县文化馆姚生民介绍。汉武帝时代的建筑遗迹如益延寿观、通天台、洪崖宫、迎风馆、昆明池、凌波殿、诸侯邸、紫坛殿等多有发现。郊祀仪式中的乐舞表演应该是最富有艺术性和激动人心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传统雅乐舞蹈通常是由“良家子”、羽林孤儿之类的壮健男士组成，而在甘泉郊祀仪式中则由“女乐”充当。汉书·郊祀志记载武帝讨平南越后，“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由此起。”三辅黄图卷5记载：“武帝时祭泰乙，上通天台，舞八岁童男女三百人，祠祀招仙人。”后汉书·刘玄刘盆子传：“有故祠甘泉乐人，尚共击鼓歌舞，衣服鲜明，见盆子叩头言饥。盆子使中黄门禀之米，人数斗。后盆子去，皆饿死不出。”汉书·郊祀志记成帝时丞相匡衡上言：“甘泉泰畴紫坛，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坛周环其下，又有群神之坛紫坛有文章、采镂、黼黻之饰及玉、女乐，石坛、仙人祠，瘗鸾路、骍驹、寓龙马，不能得其象于古。紫坛伪饰女乐、鸾路、骍驹、龙马、石坛之属，宜皆勿修。”楚辞·九歌：“荪壁兮紫坛。”汉书·礼乐志载汉郊祀歌·天地八：“爰熙紫坛，思求厥路。”师古注：“紫坛，坛紫色也。思求降神之路也。”可见“紫坛”是祭祀乐舞汇演的场所。史记·乐书：“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颢，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论。”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章之歌，昏祠至明。这段话明确传达出武帝时代“郊祀之礼”的内容，即甘泉祠太一，汾阴祭后土。从“采诗夜诵”至“昏祠至明”至少有三层意思：第一，立乐府的目的在于搜集“赵、代、秦、楚之讴”，这些都应属于祭歌。郊祀歌·天地八：“千童罗舞成八溢，合好效欢虞泰一。九歌毕奏斐然殊，鸣琴竽瑟会轩朱。”“赵、代、秦、楚之讴”应该是指楚辞·九歌；又有“展诗应律鋗玉鸣，函宫吐角激徵清。发梁扬羽申以商，造兹新音永久长。”说明九歌在当时确属“新音”。第二，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创作的“十九章之歌”，即郊祀歌十九章，保存在汉书·礼乐志中。史记·乐书：“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史记·佞幸列传：“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郊祀歌十九章是武帝时代的辞赋家、诗人与 音乐 家共同创作的“新乐”。第三，与易·豫彖辞“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上帝，以配祖考”即郊祀上帝并以始祖配天的宗教习惯不同，郊祀歌与楚辞·九歌一样，描写了众多“灵”的活动，如迎神曲练时日写“灵之旃”、“灵之车”、“灵之下”、“灵之来”、“灵之至”、“灵已坐”、“灵安留”的过程，具有很强的表演性。如天地“璆磬金鼓，灵其有喜”、天门“灵浸鸿”、五神“灵舆位，偃蹇骧”，而在送神曲赤蛟中“灵已醉”、“灵既享”、“灵殷殷”、“灵禗禗”、“灵将归”等神灵活动，同时也表达了美好祈愿，如“赐吉祥”、“延寿命”、“辑万国”、“礼乐成”、“托玄德，长无衰”等，这些都属于祭神仪式上的祝嘏之辞。值得注意的是，“灵”在郊祀仪式中既为神亦为巫，钱钟书称之为“一身二任”。由巫扮神，载歌载舞，如同惟泰元记载“钟鼓竽笙，云舞翔翔”、景星所言：“杂变并会，雅声远姚”，使仪式活动充满了戏剧性。郊祀歌十九章的创作时间，据萧涤非先生所论，以朝陇首为最早，作于元狩元年(前122)，以象载瑜为最晚，作于太始三年(前94)，两者前后相距至28年之久。今汉书所录次第，似不以时代为先后。时间跨度虽然很长，但其内部结构是完整统一的，第一练时日、第十九赤蛟为迎送神曲，相当于大型祭祀乐舞的序曲与终曲；帝临、青阳、朱明、西颢、玄冥五首分祀中、东、南、西、北五帝，帝临为中央之帝即黄帝，“帝临中坛，四方承宇”，其余四首代表着春、夏、秋、冬四季之神；惟泰元、五神祀太一之神；天地、日出入祀天地之神及日神；后皇、华烨烨祀后土，天门记封禅望祠蓬莱，天马、景星、齐房、朝陇首、象载瑜等为颂瑞之作。这些诗篇反映了武帝时代的文治武功，如帝临“海内安宁，兴文偃武”、惟泰元“灭除凶灾九夷宾将”，同时体现了武帝本人追求游仙长生的个人色彩，如日出入以太阳运行、四季无穷而人生有限的强烈对比，表达此岸登仙的强烈愿望。天马两首，一为“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一为“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太初四年所作“天马徕”重复六次，希望借助这一“龙之媒”来“逝昆仑”、“游阊阖，观玉台”，昆仑、蓬莱、泰山皆为传说中的仙界。可以说，郊祀歌十九章在整个郊祀乐创作史上也是无可超越的典范之作。二、郊祀制度之定型及其祭歌汉宣帝即位以后，“修武帝故事”，神爵元年(前60)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畴，三月行幸河东(即汾阴，今山西荣河县)祠后土。汉书·郊祀志记宣帝“盛车服，敬齐祠之礼，颇作诗歌”。王褒传：“神爵、五风之间，天下殷富，数有嘉应，上颇作诗歌，欲兴协律之事。”保存在宋书·乐志卷4“汉铙歌十八曲”中的圣人出、上陵、上之回、远如期4章，据清人陈沆考证，圣人出(宋书·乐志列为第十四)述宣帝起自民间而为天子之事。上陵(宋书·乐志列第八)多言神仙瑞应之事，如“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汉书·宣帝纪：“神爵元年诏曰：逎者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中。”续汉书·礼仪志：“正月上丁，祀南郊，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礼毕，以次上陵，太常乐奏食举。”“世祖庙”即武帝庙，立于宣帝。乐府诗集一六：“西都旧有上陵。东都之仪，太官上食，太常乐奏食举。按古辞，大略言神仙事，不知与食举曲同否。”此诗盖上世祖陵所作。上之回记甘露三年春，宣帝郊泰畴，于甘泉宫接受单于朝见之事。远如期大略与上之回同时作，“专颂单于来朝”，“明皆宣帝时事”。汉元帝于初元二年(前47)春正月幸甘泉，郊泰畴，后幸河东，祠后土，初元五年幸雍祠五畴。通典卷42记载，成帝建始元年(前32)接受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奏议，“作长安南北郊”，将甘泉泰畴徙置长安，罢甘泉、汾阴祠，同时将汉初以来“雍、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