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

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汉唐时期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 摘要从比较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史籍要目及其分类情况入手,试图探讨汉魏以来各种史书急剧增加的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概括性地论述了唐宋以来有关地方 文献 情况,用以说明地方文献整理的特殊难度;就地方文献的资料汇编、文献综论及专题 研究 等方面,提出了若干系统的建议。 关键词汉唐地方文献古籍整理 汉唐时期的地方文献虽然多已失传,但是,我们从古注及类书征引来看,其资料异常丰富多彩,而且学术价值颇高。清人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说:“予谓魏晋诸儒,地理之学极精。”这里所论虽仅限于地理之学,但是无妨扩大其范围,从广义的地方文献方面来理解。这里所说的“地方文献”,包括家族宗人的传记、乡里郡县的概况、割据势力的杂记等,其 内容 较之 现代 意义上的地方志概念似乎有所不同。这是事先应明确的 问题 。 一、地方文献的收集 讨论汉唐地方文献问题,不妨从两个时期的目录学著作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说起。汉书·艺文志是以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为蓝本,编辑加工而成,主要反映了东汉以前的图书收录情况。其内容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类,收录图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属于 历史 一类的图书如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太古以来年纪、汉记注、汉大年纪等主要收录在六艺类春秋经传中。春秋主要记述的是鲁国的历史,也属于广泛意义上的地方文献,但是这部分图书所存非常有限。初唐时编修的隋书·经籍志,所反映的情况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作为依附经书的史部著述骤然增加,因此在目录中独立开来。不仅如此,像史记、汉书这样带有官方编修色彩的通史或者断代史著作放在了史部前列,首次称之曰“正史”,凡六十七部,加上亡佚的凡八十部。以下则又细分“古史”三十四部、“杂史”七十三部、“霸史”三十三部、“起居注”四十四部、“旧事篇”二十五部、“职官篇”三十六部、“仪注篇”六十九部、“刑法篇”三十八部、“杂传”二百一十九部、“地理之记”一百四十部、“谱系篇”五十三部、“簿录篇”三十部,“凡史之所记,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通计亡者,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其中与地方文献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霸史”、“旧事篇”、“杂传”、“地理之记”及“谱系篇”五类,总计四百七十部,四千九百六十七卷,占史部一半之多。史学著述之发达,由此可见一斑。 汉唐时期地方文献编纂繁荣的原因,就其荦荦大者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传统。 古代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记言行。夏殷 时代 ,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代史官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汉武帝始置太史公,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先后职掌其事。东汉时期,很多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相次著述东观,蔚然成风。秉承这种风气,汉魏以降,史学异常发达。正史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有数十家注释本,征引史籍数百种。杂传类著述、州郡地志更是层出不穷,包括山水描述、都城建设、地名源流、异域风情、宗教地志等等,令人有眼花缭乱之感。 第二,地方割据。 三国以下,各地割据政权多有史官,博采旧闻,推奉正朔,官修史书 自然 兴盛一时。隋书·经籍志霸史类著录的赵书、华阳国志、南燕录、秦记、凉书等均属于这一类的著述。 第三,门阀制度。 东汉初年,光武帝下诏纂辑其故乡南阳风俗,作为西汉首善之地的三辅地区,还有高祖故乡丰沛以及 中国 文化重镇齐鲁等地也兴起编修地方文献之风。特别是随着地方门阀势力的崛起,地理、谱系类著述更是成为人们炫耀门第的一种风尚。家乘郡书、名流传记等乘势而起。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汉唐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成为一时风尚。 二、地方文献的整理 随着大唐帝国的统一,各地图书文献逐渐集中起来,这就为地方文献的集中整理提供了一个基本条件。当然,任何事物总是有它的两面性,集大成的论述纷纷问世的同时,各地方的乡邦文献也随之而散佚。这几乎是中国古代著述学史上的一种必然现象。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各种地方文献,绝大部分已经失传。我们今天只能通过太平御览、山堂考索、说郛这样的大型类书和三国志裴松之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文选李善注、汉书颜师古注等征引得以管窥蠡测。正因为如此,清代辑佚学家如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河南志、王谟辑出汉唐地理书钞、马国瀚辑玉函山房辑佚书、孙星衍辑平津馆丛书乃至近人周树人(鲁迅)辑会稽郡故书杂集等,保存了相当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可惜这些资料尚没有得到今人的充分重视,也缺乏系统的整理。 我在从事汉魏六朝文献收集与整理的过程中,深感地方文献的重要性。但是,我对此全然外行,深深地期待着学术界能够尽早出现这样的整理著作。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的问世,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的这种强烈的好奇心。浏览前言,作者自称辑录汉唐方志四百四十种,这确实令人振奋。但是,翻阅正文,虽然每一条都尽量标注原始出处,但是,几乎看不到前人的辑佚成果,这确实是不能容忍的疏忽。对此,陈尚君先生在唐研究第五卷上发表书评,高屋建瓴地指出,该书贪多务得,挂漏颇多,而“未能充分尊重和利用前人已有的辑逸成绩”乃是最大的问题。其实,不仅是前人的成果,就是今人的成果也未能吸收。本书既然辑录了河南十二县境簿,那末,朱祖延北魏佚书考地理类辑录的十三州志(阚著)就应当辑录。三晋记(王遵业撰)仅据太平寰宇记辑录一条,而朱书从太平御览又辑得一条。又如刘芳徐州人地录据太平寰宇记辑录三条,而朱书又从北堂书钞辑得一条。 问题显然还不止于此。譬如说,既然标明汉唐方志辑佚,那么,汉唐时期哪些地方文献符合今天的“方志”概念?这涉及到辑录的范围和取舍的标准。可惜作者在前言中并没有对此作任何解说。而且,作为一部资料性质的著作,书后也缺乏必要的索引。这姑且不谈。作者自称“十余年来,从四十余种、六千余卷类书、地志、史书、子书中共辑出汉唐方志四百四十种,约四十万字。”所下功夫可谓勤矣。但是仍有一些典籍,特别是域外所存古籍,依然可以辑录许多资料。如唐代张楚金编翰苑,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七卷,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三十卷。南渡以后不复著录,估计已经在中土佚失,而在日本尚保存旧钞本,其中收录了大量的地方文献,如隋东藩风俗记、括地志、东夷记、肃慎国记、邺中记、高丽记等。类似这样的著作在韩国、日本等受汉文化 影响 较深的国家尚保存许多。 当然,这些域外资料,限于条件,无从一一披览,也无可置议。不可思议的是,很多常见书,如史记三家注、三国志裴注、后汉书李贤注等多所漏失。如史记索隐所引益部耆旧传、陈留耆旧传(.564)、会稽典录(.565)、陈留风俗传(.587)、荆扬异物志(.588)、关中记(.589)、荆州记(.590)、吴录(.593)、吴地记(594)、西河旧事(.595)、三秦记(599)、浔阳记(.601)、林邑记、湘江记(.602)、南康记(.605)、广州记(.606)等;史记正义所引贺循会稽记(.73)、吴地记(.75);三国志裴注所引汝南先贤传(.658)、先贤行状(.665)、冀州记(.673、733、781、791)、交州异物志(.122、145)、益部耆旧传(.866、882、967、972、1014、1033、1087、1088、1099)、三辅决录(.957)、零陵先贤传(.980)、楚国先贤记(.986、1005、1158)、襄阳耆旧记(.913、953、983、984、1008、1010、1052、1054、1073、1083、1085、1156、1174、1306)等;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所引襄阳记(.16、2777);此外,各传记注所引广州记(.194)、益部耆旧记(.1048、1605、2435)、三辅决录(.1953、2121、2122、2265、2332)、先贤行状(.2112)、邺中记(.2144)、九州春秋(.2332)、十三州志(.2466)、临海异物志(.2844、2850)、襄阳耆旧记(.477、3480、3481)、荆州记(.3478、3481)、湘中记(.3484、3485)、豫章志(.3491)、上党记(.3522)等,按照该书的收录范围理应辑录,不知为什么失之眉睫。像三辅决录这样的书,序言仍存。汉学堂丛书、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等均有辑录,但是此书却视而不见。至于敦煌类书、太平御览等类书,更应逐一披览辑校。而这些工作,似乎也没有细细去做。甚至,古佚书渊薮说郛这样的重要书籍,也未列入引用书目之中。此外,大量的宋元以后的古籍也时有征引地方 文献 ,如李膺益州记见于胜览者仅“鹤鸣山,张道陵登仙之,尝有白鹤游其上”数字,而明代学圃苏卷二引录则更详:“晋原鸣鹤山,张道陵登仙之所。传云:常有麒麟白鹤游翔其上,有铭记云:张陵为腹蛇所吸,门徒以为登仙矣。”同时又引李膺蜀记曰:“张道陵避病虐于社之中,得咒鬼之术书,为是解鬼法,入鹄鸣山,自称天师。熹平末,为蟒蛇所吸,子衡奔走,寻尸无所,畏负法议之讥,乃假设权方,以表灵化之迹,生縻鹤足,置石崖顶。到光和元年,遣使告白正月七日天师升元都。米民之山獠,遂因妄传,贩死利生,莫过此之甚也。陵子衡为系师,子鲁为嗣师,以祖始法惑乱天下。” 就 目前 已经辑录的地方文献看,作者似乎逐条辑自古籍,但时有脱误。如南州异物志“交广之界”条,注明出处是太平御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等,但在“不贪其财货也”后面,中华书局校点本尚有“并以其内有肴菹,又取其髑髅之川饮酒。传人掌趾为异,以食长老”(.2835)数字。如果说这条出处不同,容有异文,而汝南记“华仲妻”条则注明仅出后汉书·应奉传注引。但是,本条仅仅引了前半段,后面还有数十字却不知何故遗漏:“仲为将作大匠,妻乘朝车出,元义于路旁观之,谓人曰:此我故妇,非有它过,家夫人遇之实酷,本自相贵。其子朗时为郎,母与书皆不答,与衣裳皆烧之。母不以介意,意欲见之,乃至亲家李氏堂上,令人以它词请朗。朗至,见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谓之曰:我几死,自为汝家所弃,我何罪过,乃如此邪?因此遂绝。”又如楚国先贤传“(韩)暨临终遗言曰”条,谓出三国志韩暨本传,但是后面还有数百字:“又上疏曰:生有益于民,死犹不害于民。况臣备位台司,在职日浅,未能宣扬圣德以广益黎庶。寝疾弥留,奄即幽冥。方今百姓农务,不宜劳役,乞不令洛阳吏民供设丧具。惧国典有常,使臣私愿不得展从,谨冒以闻,惟蒙哀许。帝得表嗟叹,乃诏曰:故司徒韩暨,积德履行,忠以立朝,至于黄发,直亮不亏。既登三事,望获毗辅之助,如何奄忽,天命不永!曾参临没,易箦以礼;晏婴尚俭,遣车降制。今司徒知命,遗言恤民,必欲崇约,可谓善始令终者也。其丧礼所设,皆如故事,勿有所阙。特赐温明秘器,衣一称,五时朝服,玉具剑佩。” 还有大量的校勘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