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古史研究新天地的郭沫若

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开辟古史研究新天地的郭沫若编辑。 郭沫若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 历史 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杰出的作家、诗人和剧作家。他学识渊博，才华卓著, 在 社会 科学 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 艺术 、 哲学 、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书法艺术，以及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 理论 和外国进步文艺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 一、诗人、军人、史学家 “五四”运动时期，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旧道德、旧文化，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振聋发聩的响亮口号。鲁迅以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郭沫若以第一部白话诗集女神， 教育 了千百万青年。郭沫若本来旧诗根柢很好，少年 时代 留存在作业本上的诗歌六十余首，其中虽有少年诗人极幼稚的自我陶醉，但洋溢着深厚的民富国强的真诚祈愿和强烈的反帝爱国激情。“耽耽群虎犹环视，岌岌醒狮尚倒悬”，这些诗句显示出郭沫若少年时代敏锐的 政治 眼光和忧国忧民的广阔胸怀。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在思想上反映了新时代的新精神，艺术上也是不拘一格，大胆创造，完全打破了旧诗格律的桎梏，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自女神问世，诗坛上才算出现了真正意义的新诗。女神气势磅礴，豪情激荡，洋溢着渴望自由、追求光明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理想，强烈地表现出“五四”时代那种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精神。郭沫若热烈地希望灾难深重的祖国在烈火中得到新生。女神是我国新文化史上第一部 影响 最大、成就最高的新诗集。它的问世，开创了一代诗风。郭沫若是我国新诗运动的奠基人。 1926年夏，郭沫若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从广州到武汉，到南昌，踏遍关山险阻，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就在安庆“三二三”惨案之后，郭沫若在朱德的家里，满怀无产阶级革命义愤，奋笔疾书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随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南下途中加入了 中国 共产党。 由于蒋介石通令缉捕郭沫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郭沫若于 1928年2月东渡日本，开始了十年的政治流亡生活。 “五四”时期的诗人，北伐时期的军人，在被迫流亡日本之后，经几年的潜心钻研，却变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二、在生活的重压下闯入艰深的学术领域 郭沫若亡命日本期间，国内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这次大论战，看似学术之争，实际上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正如郭沫若所说：“对于未来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这次论战，是大革命失败之后面临的一个必须回答的 问题 ，即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这是一场关系中国前途的大论战。 郭沫若对论战中涉及的一系列的问题都是从未 研究 过的。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凭着满腔热血、一颗忠心，加上他青少年时代就具备的中国古 文献 根柢，勇敢地参加了这场陌生的大论战，写了周易的时代背景下精神生产、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及中国社会之历史的 发展 阶段。写作之际，郭沫若深感旧有文献之不足，且难征信，认为须得“找寻第一手的资料，例如考古发掘所得的，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 1928年八九月间，他首先在东京上野图书馆借到了罗振玉编的殷墟书契前编。但这部没有释文的拓片集录使他无从解读和使用，于是，转向求索甲骨文的入门书籍。他开始阅读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和一批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著作。 他对甲骨文一字不识，但他坚信通过对地下出土的古代文字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是一条正确的途径。他以异乎寻常的勤奋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从入门书看起。没有老师指导，全靠自己摸索。“且以遁迹海外，无可与谈者，甚苦孤陋” 。又住在乡间，图书资料奇缺，天天要跑东京借书。因为要 参考 殷墟书契前编，“每查一字必须奔走东京，殊多不便” 。没有职业，生活困难，全靠朋友们接济。或搞点文学、搞点翻译，挣些微薄的稿费糊口。“生活的压迫有时候几乎令人喘不过气来” 。有时连一支毛笔都买不起，要向朋友求助。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每天从住处跑到东京，把藏书颇为丰富的东洋文库所藏的一切甲骨文、金文著作，全部读了一遍。他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读书、研究、写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甚至发高烧，也没有停止研究和写作。甲骨文字研究中的释支干一篇，有一段字迹写得特别粗大，就是在发高烧的时候书写的。就这样，郭沫若仅用了两年左右时间，便完成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以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有关篇章。这是他研究甲骨文、金文的第一批成果。而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第一部著作。 三、勇于创新，善于创新 收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的卜辞中之古代社会和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是郭沫若利用甲骨文、金文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初次尝试。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书经李一氓努力交涉，均在1931年初由大东书局影印出版。甲骨文字研究收集作者1929年所写的考释甲骨文字的论文17篇。这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郭沫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 方法 ，把甲骨文研究同古代史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收集了作者1930年所写的考释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的论文16篇。这两部论文集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有关篇章，是郭沫若研究甲骨文、金文的第一批成果。因为是草创时期的探索，免不了有许多不成熟的甚至是错误的说法。但是，郭沫若正是在探索中不断前进，在前进中不断探索。这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而是由郭沫若开创的史学研究的新天地。在十年的旅居生活中，郭沫若出版了很多有关古文字的论著。 1932年1月，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影印出版；同年8月，前书的姊妹篇金文丛考问世；1933年5月，卜辞通纂出版；同年12月古代铭刻汇考出版；1934年春，古代铭刻汇考续编出版；同年秋，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出版；1935年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出版；1937年4月，殷契粹编出版。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一部接着一部出版问世，使得当时的古文字学权威们也感到是不可理解的奇迹。 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所确立的中国青铜器研究体系，特别是这部巨著所开创的一整套崭新的铜器断代方法，是他在考古学领域最重要的建树，奠定了金文研究的基础。它的重要性，郭沫若曾以周代青铜器为例，作了剀切的阐发：“周代年限太长，前后绵亘八百年，在这儿仅仅以周器统括之，实在是一个莫大的浑沌。因而周器的断代研究便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时代性没有分划清白，铜器本身的进展无从探索，更进一步的作为史料的利用尤其不可能。就这样，器物愈多便愈感觉着浑沌，而除作为古玩之外，无益于历史科学的研讨，也愈感觉着可惜。” 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就是凿破这一浑沌的名作。过去对金文的研究，虽然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但自北宋以来的大多数学者，却是根据个人收藏的器物或拓本，汇编成铭文集录，或兼收器形，或考释文字。著录的方法则又大都是按器物分类，同类则以文字有无多寡为序，对于器物的年代和国别仍然是模糊不清，完全不能作为历史资料使用。郭沫若在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过程中，“深感周代彝铭在能作为史料之前，其本身之历史尚待有一番精密之整理”。于是便在当时所能掌握的资料条件下，用 现代 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对两周金文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于是，他从传世的几千件有铭文的铜器中，先寻出一些自身表明了年代的器物作为标准器，再就人名、事迹、文辞的格调、文体的结构、器物的花纹形式等作综合考察，精选出铭文较长而史料价值较高的铜器323件。“据此等器物为中心以推证他器，其人名事迹每有一贯之脉络可寻”，分别断定其它器物的时代或国别。这样就把混沌不清的两周八百年的铜器，整理成为“有历史系统之条贯”，并把铜器上的铭文变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必不可少的史料。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所确立的中国青铜器研究体系，特别是由此开创的一整套崭新的铜器断代方法，经过六十多年的检验，证明是科学的方法，为中外学者所公认，一直延用到现在。 郭沫若在甲骨文、金文方面的高深造诣，使他在运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古代史时，处于强有力的地位。郭沫若是利用甲骨文、金文对中国古代史进行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开拓者。 “我们现在也一样地来研究甲骨，一样地来研究卜辞，但我们的目标却稍稍有点区别。我们是要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的情形，以破除后人的虚伪的粉饰、阶级的粉饰。本篇之述作，其主意即在于此。得见甲骨文以后，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灿然如在 目前 。得见甲骨文字以后，诗、书、易中的各种社会机构和意识才得到了它们的泉源，其为后人所粉饰或伪托者，都如拨云雾而见青天。我认定古物学的研究在我们也是必要的一种课程，所以我现在即就诸家所已拓印之卜辞，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 四、中外学术界公认的成就 郭沫若自1928年秋开始 研究 甲骨文、金文，三年以后，研究成果一部一部地出版问世，这使得当时的许多人目瞪口呆，迷惑不解。在辉煌的成就面前，不论是信仰马克思主义还是不相信、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为郭沫若在甲骨文、金文方面的成就惊叹不已。 何干之评述道：“郭先生的 中国 古代 社会 研究及其他著作，是以易经、书经、诗经、甲骨文字、金石文字等等史料，来追寻中国 历史 的开端。他的新史料和新见解，的确使无成见的人们叹服，确为中国古史的研究，开了一个新纪元。”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日译者藤枝大夫在他的 现代 中国的根本 问题 一书中说：“王国维、罗振玉、孙贻让、商承柞、王念孙、王引之以至日本的林泰辅等诸人的注解，到了郭沫若先生，以新史学的 方法 再整理一番，对古代社会给了一幅鲜明的图画。郭先生也说过这一次新尝试，只是一条羊肠小径，只是在丛林中砍了第一次的刀斧。结果并不是一些缺点也没有。然而对于这个一向未开垦的，被人遗忘了的中国社会，尽过一脚一拳的，不论如何也应归于郭先生。将来在郭沫若的批判和反批判中，一定可以使问题更加透彻。 “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说：“不用说，大家都知道的，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这本书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初版到二十一年十月五版时，三年之间已印了九千册。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1947年，国共两党进入决战阶段，在意识形态上处于对立地位的胡适、傅斯年不约而同地提名郭沫若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对郭沫若在考古学及古文字学上的成就，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傅斯年推荐郭的著作是：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1948年上半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开会，郭沫若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院士。人文组中从事考古专业的同时当选的还有李济、董作宾、梁思永 。 五、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 郭沫若之所以在短期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除了他的勤奋、天赋、敢于创新等条件外、十分重视新的 科学 方法，密切关注最新学术动态，重视并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这些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1929年郭沫若翻译出版了德国人亚多尔夫·米海里斯的美术考古一世纪，初版采用日译书名美术考古学发现史。在译者序中，郭沫若指出：“受着这些外来的激刺，中国内部也有一部分的有志者起来从事于考古学的检讨了。如像一两年来的殷墟发掘，便是这种例证。” 在1948年该书重新出版时，他在序中进一步写道：“我的关于殷墟卜辞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主要是这部书把方法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