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新途径

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开拓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新途径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科学文化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对周边各国影响最大。至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造纸等四大发明，架起了人类从洪荒时代到古代文明发展的桥梁，奠定向更高层过渡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对全人类的贡献尤其大。这的确是伟大的、不朽的业绩，值得炎黄子孙引以为荣。不管是哪个民族创造出来的科学文化成果，其他民族都可从实际出发，结合各自的条件和需要加以吸取、改造和利用，这样便可为我所用，共有共享。在接受外来文化时，两种倾向应当注意：一是妄自尊大，唯我独尊，以为“非我族类，其性必殊”，因而加以轻视、蔑视，以至于排斥；二是妄自菲薄，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凡外来的都好，不加选择地兼容并收。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充其糟粕，取其精华，扬长避短，有利于发扬自己民族文化传统。中国封建社会时间特别长，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新兴的和衰亡的都需要从理论上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春秋、战国便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新局面。当时并不存在“定于一尊”的大一统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儒家也不过是其中的一家而已。汉兴四百年，儒家思想开始占了上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崇儒术；但纵横家、阴阳家以至老庄思想仍然杂揉并陈，也并不是单一的儒家思想热在起作用。魏晋南北朝，佛道混合的玄学曾经发生很大影响。中国的思想界不断受到外来冲击，特别是佛教的传入，对语言、建筑、音乐、风习都留有不可泯灭的痕迹。宋明理学虽以正统儒学相标榜，它受佛教禅宗的浸润却很明显。纯而又纯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凡文化除本民族传统之外，莫不受外来的影响，即使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往往呈现斑驳陆离的思想色彩。鸦片战争、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这一段，帝国主义的炮舰打破了中国的闭关自守，导致国势阽危，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有志之士向西方寻求自强之道，但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些“先生”们反而翻脸无情，硬要把凌辱和不义强加于“学生”身上呢？痛定思痛，不得不重新估价和探索，并从新的角度展望未来；先进的知识分子又把眼睛转向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几经曲折，终于摸索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乡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作指导，我国不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又接连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每当一个历史转折关头，都面临着文化上古今中外相互吸收和彼此交融的问题，也就是纵横交错的问题。我们不仅要从本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来看问题，而且还要从横向联系进行探索，更加开扩眼界，丰富和深化自己的知识，并明确哪些文化营养是来自外国的，而且早已“安家落户”。佛教是从外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不也是从外国传来的么？但一经传入，便在中国的土地上滋长，必然具有自己的若干特点。闭关锁国，妄自尊大，只能是一汪死水，风吹来，不过掀起细微的涟漪；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接受外来一切健康有益的东西，便可能来一场大风暴，使我们在翻天覆地的变革中，除旧布新，重新认识，重新肯定。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尽可能移植和吸取外来文化，经过“杂交”，的确可以产生刚健清新的新品种，使祖国的传统文化更加壮大、昌盛，汉、唐便是最好的例证。同时，汉、唐两代的中国文化一经输出，也使东亚和世界各国受益，至今日本所流传的许多建筑、衣著、风习、文字等，都存有中国古风，也可证明文化交流的深远影响。中国历史悠久，素称文明古国，在文物、图书方面，非常丰富，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堪称世界第一。由于历代政治动乱，战争频仍，人民迁徙，再加自然灾害，在文化领域遗留下的疑难问题，因证据不足，还长期不得解决。文化是无所不包的大概念、大范围，既有属于物质领域的，也有属于意识领域的，有些则是两者交叉。凡属典籍、文物、作家等等，几说并存，一时或长期不能确定的，就是所谓“文化之谜”了。过去长期争论不决的，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依靠新发现的材料，旁征博引，分析归纳；或者需要新的出土文物，查有实据，加以佐证，然后在异说纷纭中比较概括，力求得出为大家所公认的结论。这样“谜底”才可能揭穿，“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长期积累下来的中国文化之“谜”，真正能够揭开“谜底”的几乎很少。如果在已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它们集中起来，并指出现在或今后应当侧重哪些方面，作为新起点，进一步加以探讨；有志于此者不妨沿着过去所走过的足迹，继续前进，以新的论证，解决这些云罩雾遮的“谜”，使人们的认识更上一层楼。但有的恐怕难免如石沉大海或海底捞月，永无解决之望。例如金瓶梅的作者是谁，聚讼已久，仍然难以突破过去的几种说法，这样也只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听之任之了。还有另外一种类别的“谜”，如满江红是岳飞所作么？历史沿袭下来，都认为是岳飞所作，但也有人提出异议。以岳飞抗金的英雄形象，结合满江红的磅礴气派，激昂慷慨，在中国人民当中早已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满江红定为岳飞所作，可谓“珠联璧合”，又何必别生枝节，另起炉灶，硬要使两者分离呢？至少对中学语文教学设置了不必要的“路障”，我以为这种“谜”似乎是没有必要重提的。中国文化之谜丛书是施宣圆、林耀琛、许立言三位同志在出版园地的新开垦。一九八四年十月间，他们经过酝酿协商，以文汇报学林专刊、学林出版社和中国创造学会(筹)名义发出征稿启事。又在文汇报学林专刊上开辟专栏，连续刊登。按每辑一百篇计算，据说可出十多辑，预计一九八七年出齐。第一辑一经学林出版社出版，就引起国内外出版界的重视。外文出版社还计划译成外文广为介绍。中国文化之谜把广大读者领到学术研究的十字路口和新天地，由好奇而探索，从新的起点出发再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将来的收获一定更加丰盛。单从这一角度来说，它是值得我们认真看待的。书籍是人类知识的阶梯，从最底层一级一级往上攀登，攀登得越高，俯瞰人世间的景象，也必然更加丰富多彩。然而要攀登最顶峰，就必须勤奋努力，付出更艰苦的劳动。我以为中国文化之谜在当前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新情况下出版，可能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有助于中外文化交流，也可促使我国的知识分子开动脑筋，苦思冥想，经过共同努力，进一步揭开更多的文化之谜。在再探索的过程中，有的谜恐怕只能长期“迷”下去而无从解答；有的在找到新的论证之后，可能豁然开朗，或者至少又增加一新说；有的即使几说并存也并不妨，例如妻父为何称“泰山”？，读者看过之后，不仅增加见识，而且也会感到趣味无穷的。要想解开中国文化之谜，必须寻求新证，这除图书典籍之外，还得借助于地下出土文物，而墓葬又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对墓葬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分析，可以补充、纠正对现有某些论点的容量和是非。山东临沂银雀山和湖南长沙马王堆的发掘，发现了许多新资料，足以说明文化之谜不是单凭想象或推论能够解决的，必须以图书、实物作依据。酒泉附近两处晋墓的发现，在所谓画砖上保留了不少有关蚕桑的描绘，可以说明河西走廊当年也是郁郁葱葱，桑柘遍野，绝不会象现在这样一片荒漠；而丝绸之路，从长安作为出发点，当地也可能有相当数量的纯丝和丝制品可供出口。中国文化之谜，是学术性、知识性、通俗性、趣味性融合在一起的一套丛书，可读性强，引人入胜，不同于一般的理论文章。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不妨全读或者选读，的确可收“开卷有益”之效。它开拓了对中华民族文化史研究的新途径，为深入发掘长年来积累下来的文化之谜理顺头绪，并指明继续前进的方向。这对发扬祖国文化遗产，提高民族自尊，培育青年一代爱国主义精神都大有助益。英国研究中国科学文化史的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曾经说过：“人类历史上一些很基本的技术，原是在这类大地上生长起来的，只要深入发掘，还可能找到更有价值的东西。”中国文化之谜丛书的作者遍布全国各个省市，大多是青年文史工作者，群众性强，涉及面广，而且有相当深度；如果深入发掘，对进一步揭开“谜底”是会有很大作用的。第一辑出版之后，已得到了好评，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我认为除以汉族文化为主体之外，还应当广泛搜集少数民族的“文化之谜”，一并加以论述并尽可能解答。中华民族是由几十个民族融合而成的。过去历史学家主要是着眼于汉民族历史的研究，而往往忽视对少数民族的历史研究，因而不能不说是一种“偏枯现象”。此外，还应当重视现实生活的许多“文化之谜”的探索，例如宁夏首府银川多数居民至今家中摆设还和南京相类似，杭州、宁波同属浙江省，两地又相距不远，为什么语言差别那么大？杭州语言是否与北宋南渡、大量中原人迁入有关？福建省的方言为什么多？甚至于一个县还存在着两三种方言相互隔阂的情况？如果对于这些实际生活中所存在的“谜”，联系实际加以探索，我想是会更加有意义而为广大读者所欢迎的。在编排方面，如果把有关文化之谜就其性质相近者，纵横相连，分成若干单元，自成体系，而且在目录当中各单元之间都能空一行，这样一目了然，便于索检阅读，我想这对读者是会更加方便的。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文化之谜丛书点子新，内容新。一经出版，即引起广大读者的重视并得到好评，这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作为一个读者，有所得，有所悟，因而我愿意向读书界推荐。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春风鼓荡中(中国文化之谜(第一辑)，施宣圆、林耀琛、许立言编，学林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第一版，元)课题份量和难易程度要恰当，博士生能在二年内作出结果，硕士生能在一年内作出结果，特别是对实验条件等要有恰当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