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人物－－王稼祥

党史人物王稼祥党史人物王稼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岁月中，党内有一位颇具独立见解的杰出领导人王稼祥。战争年代中，他带着危及生命的重伤长期坚持工作；和平时期，他又为党的国际交往联络提出了真知灼见。王稼祥，1906 年生于安徽泾县厚岸村，在家乡读小学后又入教会中学。1925 年，他赴沪入上海大学附中，在那里加入共青团。同年 10 月，王稼祥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28 年，他由团转党（当时团员转党，团龄也算作党龄） 。在苏联期间，他对马列主义有深入的研究。因没有参加过党内的实际工作，他曾拥护王明的教条主义见解，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不过，他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1930 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干事，随后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1931 年 4 月，王稼祥赴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 11 月，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外交部长） 。1933 年 4 月，他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着剧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当时人称胜过关公刮骨疗毒。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翌年 1月，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他腹部通着管子、坐着担架参加了长征。在 1935 年 1 月的遵义会议上，他提出要毛泽东担任党和红军的领导。后来，毛泽东多次称赞这“关键的一票” 。遵义会议后，王稼祥与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军事三人小组，指挥全军行动。过雪山草地时，他肠子流脓，甚至爬出蛔虫，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下来。到达陕北后，他因伤情恶化被中央派人秘密送往上海治疗。1937 年夏，他转赴莫斯科治伤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翌年 8 月，他回到延安，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1944 年，他因伤口恶化病倒而无法工作，1946 年再度被送到苏联治疗。1947 年，王稼祥回东北解放区，任东北局城工部长。1949 年，他担任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1951 年回国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56 年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几十年间，王稼祥总是在腹部带着热水袋工作。解放以后，他提出过许多宝贵见解。在 1958 年“大跃进”中，他拒绝随风附和。1962 年初，他大胆地建议应改变援外数量过大的状况，要“量力而行” ；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这些观点被康生等批判为“三和一少” （即所谓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 ，随后，王稼祥难以再领导中联部工作， “文革”中又遭残酷批斗和关押。因毛泽东一再肯定他的历史功绩，1973 年在党的“十大”上他又被选为中央委员。 1974 年 1 月 25 日入睡前，王稼祥得知江青等要发起“批林批孔”运动，预感到党和国家又要遭受新灾难，忧心如焚。次日清晨，夫人朱仲丽唤他起床时，发现他已全身冰凉。从王稼祥的外貌看，他面容消瘦，总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年轻时留学苏联五年，他被称为“红色教授”型的人物。王稼祥当年英语、俄语成绩都非常突出，在国外学习得心应手。但他与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王明等人完全不同，不是像他们那样依照苏联人的观念来思考中国的问题。毛泽东在党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注：指中国问题）考虑得太少！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王稼祥却始终从中国人的立场考虑国际问题，面向世界时又总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既有模仿国外建起的大城市，更有停留在古代生产方式上的广大农村。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人，往往把目光只限于较为发达的城市，这样促使许多自认为先进者却脱离本国实际。所以他们纵然有千条万条妙计，结果却无从施展。王稼祥能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有正确的选择，在国际问题上能提出许多真知灼见，恰恰是这种特殊背景下的产物。他的可贵之处便是能站在世界的高度，却又能反复比较和思考中国的实际。这样，处理国内问题有更高的世界眼光，对待国际问题又能处处考虑到中国的利益。王稼祥于 3O 年代初从莫斯科回国后，很快就担任重要职务。一些人曾认为他是坚决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其实，王稼祥一向尊重真理而不盲从。在反“围剿”斗争中，他感到莫斯科来的德籍顾问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按苏联的那套条令组织红军作战，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瞎指挥，因而对当时被排斥的毛泽东产生了敬仰之情。红军长征开始后，王稼祥由几个担架员抬着行军。走进广西时，他见部队由赣南出发时的 8 万多人只剩 3 万多，焦急万分。这时，毛泽东生病也坐担架，二人在同行中不断交谈，都对党和红军的前途极为担忧。王稼祥坦率地表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很赞成他的想法，两人商量应该召开政治局会议。接着，王稼祥去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提议撤换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博古和指挥军事的李德，改由毛泽东领导。他的提议马上得到支持。于是，王稼祥、张闻天二人又找周恩来、朱德和中央其他同志提出这一见解，并得到普遍赞同。当时，在正反两方面实践的检验下，大家都怀念当初毛泽东指挥时的胜利局面，更换领导人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1935 年 1 月，红军占领了贵州遵义。敌军追兵一时还未跟上，部队得到十余天休息。中央利用这一机会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发言批评错误的领导后，王稼祥接着发言，第一个在会上提出应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在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下，会议改选了领导，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终于转危为安。遵义会议后，王稼祥成为指挥红军的三人小组成员。到了险要难行的路段，他为了减轻担架员的负担，硬是支撑着下来自己走爬雪山时，他就是在警卫员的搀扶下走过来的。中央机关的同志回忆，每天大家到了宿营地很久后，王稼祥的担架才能跟上来。在没有止痛药和只能靠盐水消毒的情况下，他能到达陕北并一路上坚持工作，这真需要常人难以想像的毅力。在党的历史上，王稼祥在职务上几次起落。30 年代他是党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之。1945 年召开“七大”时，一些代表对他有意见，经毛泽东亲自动员，他才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来，他在东北局担任部长，过去的下级成了他的领导，仍兢兢业业地工作。他于“八大”再度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63 年，他又被免除了职务。但是王稼祥没有消沉，仍然对党和国家的前景特别是国际处境潜心研究。党内的老同志回忆，王稼祥一向不好玩，总愿意沉思问题，属于“摇羽毛扇”的“智囊”型人物。王稼祥当年提出的一些见解，使人很久后还有振聋发聩之感。如在各国共产党都称颂苏联是“老大哥”时，他就提出党际关系准则应该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这些原则在 1982 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时写入了报告中。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时，归咎于其个人品质。王稼祥则提出斯大林所犯的错误不是什么个人品质问题，而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60 年代，我国自己节衣缩食援助某些国家时，他又预言结果将是不利的。虽然许多意见当时未被采纳，但是经过历史风雨的检验，今人不仅佩服其真知灼见，更敬重他能独立思考并敢于畅言的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