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代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问题

我国当代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问题刘 东 超摘要：我国当代城市化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变迁，其最为主要的内容是被城市化的广大农民接受城市文化而放弃乡村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文化冲突甚至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但这些问题终将会在较长的时段中得到解决，社会的有机融合将是新旧市民共同迎来的必然结果。关键词：城市化 农民 变迁在广义上，城市化的关键词有四个：人、物、时、空。人是城市化的主体，城市化就是将人从农村向城镇集聚，这一集聚既有人驱动人的动力方向，也有人自愿流动的方向；人的流动自然带动物随之流动，人的聚集自然导致物的聚集，而且，在某些情况，某些物可能还得先人而动，也可能后人而动，也可能离人而留；人、物的流动是在空间展开的，城市化的本质就是空间布局变化，就是（对人来说）小部分空间的挤压和大部分空间的腾空；正是因为人、物和空间的变化，时间也发生变化，由空旷稀薄的生活时间变成紧张密集的时间，时间对城市化的人来说由宽裕的资源变成为紧缺的资源。在哲学上，这四种因素的变化意味存在（being）的变化，意味人的本质的变化，意味着人之构成要素的变化。在历史中，这种变化意味着文明形态的变迁，意味着人类演进的阶段跃进。在心理上，这种变化意味着欣喜和迷惘，意味着适应和无奈，意味着巨大的不可知和莫测高深。在社会中，这种变化意味着秩序的重新调整，在这一过程中，无序和有序往往并存，强制和混乱并存，冲突和融合并存。城市化在传统社会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在近代出现了加速现象。对于我国来说，城市化的主体过程无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展开。据专家测度，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17.9%，2011年则达到51.3%。如果我国在未来20年内走较快城市化的道路，或者说如果我国按照前30年的速度前进，到2030年我国的城市化将达到65% 马凯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 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那么也就是说有接近50%的城市化是在今天的前后五十年内完成。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是巨大的生存空间的变化，当然也是经济、政治层面的变迁，更是文化的变迁。在此，我们想从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 social adaptation/social cohesion）的角度讨论我国当代城市化所带来的文化层面的一些变迁和问题。有必要说明的两点是：第一，这里的文化概念是在狭义上使用，即只讨论其精神层面，对于其物质和制度层面只略作涉及，而且这种涉及也是服务于精神领域的考察。在此我们选取心理、道德、习俗、休闲和信仰五个层面来进行观察。第二，这里的社会整合更强调个体或群体内向的社会生活体验及其规范层面的表现或社会现象层面的表现。从乡俗文化转变为城市文化是对城市化的文化变迁的宏观描述，实际上其内里尚包括诸多复杂的环节和要素。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对接、碰撞和融合，而它们的这些动力关系表现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在此，我们在社会整合的维度上将城市化的过程划分为初期阶段、中期阶段和后期阶段。初期阶段指的是城市化的启动阶段，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生活；中期阶段指的是城市化的初步完成阶段，农民已经成为市民，但各个方面都在从不适应到大体适应；后期阶段指的是农民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市民的后续一切过程。一、心理问题心理是社会文化最为基础的层面，包含极为丰富复杂的内容和瞬息万变的特点。但其内部仍然有着较为固定的规律和相当普同的要素。在此我们关注城市化过程中导致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心理内容，这是决定其他精神文化内容的深层力量。在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对于农民来说，城市化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变化或心理冲击。这种变化可以用“喜忧交织”但“喜大于忧”来表达。喜是因为愿望的满足。可以说，对于中国当代的广大农民来说，成为城里人是他们几辈人的梦想，是他们努力工作的重要动力。即使在这一目标对于其中有些人来说永远也实现不了，但仍然不能断绝他们这种身份转变的梦。因为城里人对他们来说意味着荣光和幸福，意味着生命的提升和价值的实现。因此，如果当代社会发展提供了这样一个完成梦想的机会，他们怎么可能不兴高采烈、欣喜若狂呢？他们这种高兴即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子女。大约为后者的程度更要强烈一些，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子女可以过上比自己更好的生活了。但是，这并不能遮蔽或稀释他们的“忧愁”。这种忧愁来自对于生活资料从何而来的担心、对于自己能否适应的担心、对于原有市民歧视的担心。这种担心本质上是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这种担心在某些农民身上甚至可能转化为一种恐惧，产生对于城市化自觉不自觉地抗拒。这种担心和恐惧实质上是对自己社会能力和认知能力的不自信或自卑。虽然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会欢天喜地地迎接新的城市生活。这是因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会压倒这些担心和恐惧，长期吃苦耐劳形成的毅力和韧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抗这些担心和恐惧。在城市化的中期阶段，成为市民的农民的喜忧心理基本上都在变淡，尤其是喜悦心理可能会完全消失。而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会增加他们的烦恼。或者说，担心和恐惧有可能转变为痛苦和不满。这当然和我们的城市化过程中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和期望有关。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果连他们的基本生活都满足不了，这种不满会成为弥漫开来的不良社会情绪，并极易导致群体事件的发生。在城市化的后期阶段，已经成为市民的农民的不适应感将长期存在。对于成年人来说，这种不适应感有可能持续几十年甚至一生。大约在第二代人身上才能消除掉这种感觉。对于原有市民来说，歧视新来者是一种本能化的反应，更何况新来者身上也确实有某些不文明、不正确、不理性的行为。还有，由于新来者可能分走了他们的一部分资源，引起他们的某种愤恨。这种歧视和愤恨自然会导致对于新进城市民的隔阂感，这种隔阂感会在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表现出来。其中最为重要的现象是可能形成原有市民和新进城市民的不同社会群体，这两个群体的交流、交往会存在一定的障碍。如果再出现一些不恰当的政策问题，有可能使后者成为一个充满失意和暴躁心理的城市边缘群体。经过一段时间，前者的这种歧视和愤恨会逐渐淡化，但这种隔阂感将长期存在。大约要到城市化的第三个阶段才会消失。在心理层面上还有一些方面值得关注，比如，已经成为市民的农民们形不成自身市民身份的认同 林乐芬等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市民化现状研究，载农业经济问题2009年第3期。，这既与他们自己的心理认知定势有关，当然也和环境对他们的认可有关。再比如，城市化的农民在一定比率上会出现精神疾病。据研究，精神分裂、精神偏执发病的可能性增大 姚文树等铜陵市城市化农民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载中国实用医学2009年11月第4卷第33期。这显然与他们进城后的压力有关。只有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进城后的农民成为真正的市民。二、道德变迁道德是社会群体的规范，不同群体的规范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乡村的道德和城市的道德无论在内容还是在总体特征上都具有不同点，这是由其社会群体的差异导致的。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期曾对乡村（他称之为“共同体”）和城市（他称之为“社会”）进行了描写：“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的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的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和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95页。实际上，他这里说的就是乡村社会比城市社会结合的要紧密，而这种紧密的基础主要是血缘和地缘。另外，我国的乡村群体存在的时间比城市群体要长久得多，具有一定的陈旧累积特点。城市群体的社会空间要开阔得多，其规范具有明确的现代特点，其成员的知识水平也要高出许多。建基于群体的差异，大致地从表面特征来说，乡村道德和城市道德的不同可以描述为狭窄和开阔、稳固和变动、纯朴和复杂、本能和自制、粗陋和精致、温情和冷漠、被动和主动、保守和开放、俭朴和追求满足。从内在本质来说，二者的差异就是天然性规范和契约性规范的区别。所谓天然性规范，指的是农民的道德主要处理的是具有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事务，比如对长辈尊敬，对晚辈爱护，对同宗和邻里帮助。所谓契约性规范，指的是主要处理具有契约（合同、法律、规章、纪律等）关系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事务，比如忠于职责、勤于工作、遵纪守法。这二者之间具有一些类同和接近的内容，但在主要方面或主要功能上其差异仍然相当大。那么，对于城市化的农民来说，逐渐地放弃前者接受后者就是一个缓慢但必然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从表面的形式开始，从知识的了解开始，一步步地深入下去，这个从表层到深层的变革大约将要持续一、两代的时间。这个变革中最为直接的内容也许职业道德体系的建立。一般而言，现代职业道德要求职责明确，界线分明，工作纪律和工作程序严格。在现代职业中一般需要强有力的制度来维护，而不需要太强的感情色彩，往往显得同事之间的感情淡薄。一些农民由于长期生活于乡村的小圈子，往往纪律感、岗位意识和程序意识不太强（在乡村生活中这种纪律感的必要性并不大），有可能越界管事，有可能在工作掺杂一些职业外的感情。一些农民往往注重先赋地位和权益（指由家庭出身导致的地位和权益），而不太注重自致地位和权益（指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获得的地位和权益） 潘允康城市化和道德嬗变，载道德与文明2004年第6期。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这种道德特点往往使他们不太适应城市工作，而一旦进入工作还可能影响工作效率。因此，加强农民的职业道德教育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教育既是企事业的工作，也需要整个社会的配合。三、习俗转变习俗（custom/convention/tradition）指的是社会生活中经过较长时间形成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风俗和习惯，它在较为浅显的层面上反映群体文化的特征。由于南北东西地域的不同，我国各地乡村习俗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又因为共处当代中国的农村而具有一些相同或接近的特征，即都显得较为朴实、繁杂、琐碎，有的内容相当古老，有些还有迷信和低俗的成分。由于习俗的稳定性，在城市化过程中其改变起来可能会有一些难度。但另一方面，这些改变终将进行，在一些年轻人身上可能要快得多。其基本过程是逐渐向城市的习俗靠拢。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一些繁杂、琐碎的习俗变得简约、精洁。农村的婚丧嫁娶习俗大多保留了繁杂、琐碎的特征。这和农民具有较多的闲暇时间有关。但城市工作和生活相对较为繁忙，没有太多时间放到习俗活动上。农民们一旦进入城市生活，其工作压力加大，许多习俗肯定得简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农村普遍有上坟的习俗，一年之中有几次要到坟上去祭拜祖先，在上坟时大多还有烧纸烧香摆供品。但农民一旦进入城市，首先坟墓已经远离，不再可能去上坟。其次，在公开场合烧纸烧香摆供品多有不方便。所以这种习俗自然得会被删减。再比如，农民从提亲到订婚再到结婚都有一套较为严格且复杂的程序。进入城市生活以后，由于自由恋爱的增多和城市婚恋习俗的影响，这套程序将会简化。第二，一些迷信和落后的成分会减少，一些较为文明和时尚的成分将会增多。由于农民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比城市居民差许多，其习俗中有信神信鬼信偏方信传说的内容，有些自然和现代科学相违背。随着他们进入城市，这些部分毫无疑问会减少，符合现代科学的内容会增多。比如，直到今天广大农村还有许多具有迷信色彩的群体性请神拜神活动，在许多地方还形成了一个村甚至几个村参加的大型活动。一旦进入城市，这种活动再也没有地方和条件来进行了。第三，一些节俭的成分可能会减少，而加大花销的成分可能会较大增多。比如北方乡村过除夕的习俗是全家团圆，给祖先上供，在一起包饺子，晚上同族喝酒。但在城市过除夕多为去饭店吃饭，追求丰盛热闹的场面。甚至有些城市的年轻人用出国旅游的方式来进春节。习俗的转变实际上是长期积淀的生活方式的变迁，这会深刻影响群体的精神面貌，使进城的农民接受城市的文化生活。四、休闲变化休闲指的是利用职业闲暇时间从事的休息、玩乐活动，其中包含着放松、恢复身心、消磨时间等目的，也包含着学习、体验新事物等目的，其最为根本的特征在于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乡村休闲的传统方式主要有打牌、闲聊、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