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通释（精读版）

更多干货分享 八 微信 货版）总导读这本书是余英时应牛津大学出版社邀请，选取自己 12 篇论文结集而成。12 篇文章都是关于中国文化史的探讨和论断，分别是思想、政治、商业、宗教、民间文化、文学、医学、科学、艺术、科举、侠、文化交流 12 个主题，基本囊括中国文化史的重要内容；每篇文章时间跨度长则两千年，短的也跨越四五个世纪；12 个主题并不是孤立的，论述中彼此呼应关涉，触类旁通。所以，这 12 篇文章具有相当的广度、深度和系统性，足以驾驭“中国文化史通释”这个宏大书名。余英时生于 1930 年，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首届毕业生，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先后师从钱穆、杨联陞，是当今世界汉学界、历史学界首屈一指的人物。一、儒家伦理与明清商人精神1儒家轻商是对孔子的误解众所周知，儒家轻视商业。但鲜为人知的是，这并不是孔老夫子的本意。孔子从没有把“仁义道德”和“生产谋利”放在互不相容的位置，更多干货分享 八 微信 ”和“ 利”不能并存的极端观点，是后世儒家对孔子原始教义的曲解或误解。孔子恰好出现在中国商业第一次繁荣的时代，所以对于当时的市场制度有亲切的认识。最值得重视的是，他的大弟子子贡（端木赐） ，便是一位最有开创本领的大企业家，司马迁写货殖列传 ，以陶朱、子贡开端，可见他在古代商业史上地位之重要。孔子从来没有谴责子贡从事商业，在和子贡的对话中，他肯定了富而好礼和贫而乐道一样，都是合乎“道”的。总之，原始儒学创建时期，由于子贡的出现，便与商人发生了密切关系。孔子“富而好礼”的说法就是在指点子贡，怎样将经商所得的财富纳入“仁义”的道德规范。司马迁认为，孔子学说流传天下，子贡的功劳很大，因为他经商很富有，到哪里都受诸侯重视，可以借机传播孔子之道。但汉以后儒者逐渐发展轻商的偏见，许多人不肯接受司马迁的说法。自汉至宋，儒学思想虽经过种种变迁，其中有一条共识，那就是对于商人和商业世界抱着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宋代新儒学领军人物朱熹认为经商致富是损害“道”的。这种看法持续到 16 世纪才得以改变。更多干货分享 八 微信 清经商也光荣15 和 16 世纪中国的市场经济空前活跃，许多全国性和地域性的大型与中型企业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大批的“士”加入了商人行列，士和商之间的界线越来越分不清。他们放弃了科举考试，不再在仕途上求发展，转而在商业世界求发展。变化为什么出现在 16 世纪？首先，这一时期，人口急剧增加。 1600年前后中国人口大增至一亿五千万，是明初的两倍。入仕的名额是有限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成功比例越来越小。根据文徵明的统计，以苏州为例，30 个生员只有 1 个能取得入仕资格。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读书人只好以经商作为人生出路。儒生纷纷转而行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士大夫地位的急剧下降。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农，当过和尚，靠农民起义登上皇位，他的出身和起家方式很受知识分子鄙视，朱元璋对此心中有数。为了创业他极尽可能地容忍和礼遇知识分子，实际对他们非常敌视，即位之后丝毫没有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意识，士对他来说只是统治工具，必须绝对服从他。明代知识分子的地位与宋代有天壤之别。宋代的朱熹认为经商致富损害“道” ，前提是宋代有实现“道”的更正统更便捷的途径，那就是更多干货分享 八 微信 过君主自上而下推行社会理想。宋太祖吸取前代教训，压制武人，提倡文化，士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这就是为什么北宋发生了几次由士大夫主导的著名政治革新运动，如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热情很高。明代非但没有这种条件，做官者连活下来都很难。明初有一则笔记生动记述士大夫人人自危的心理：京官每天早上入朝，一定会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则要庆祝又活了一天。基于政治生态的险恶，明代初期理学家只好退至修身、齐家的安全领域，而不敢触及治国、平天下的危地。入仕的概率那么低，即使侥幸入仕，一不能过上体面生活，二不能实现政治理想，当官还有什么意思，不如去经商。儒生虽转行经商，但他们不可能完全忘却儒家的价值和精神训练。相反地，儒家价值和修养往往成为他们事业成功的动力。明代商人已经非常看重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已不是勉强做买卖以谋利益的“市侩”了。商人这一自负兼自信的心理在当时甚为普遍，不知不觉中便流露了出来。他们教导子弟利而不污，以义制利；商人在经营之余热衷向大学者问学，为学者捐巨资建书院；徽州菜馆普遍供奉朱熹之位；明清商人手抄先儒警句贴在墙上；做生意时强更多干货分享 八 微信 欺”、司马光的“诚”。因为他们深信：如果违背了“理”或“天理” ，去行欺诈的事，则必将招致灾祸。为什么明清商人如此重视道德修养？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对商业经营看得很严肃，甚至很神圣。随之而来的是他们发展了高度的自觉，肯定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在治国平天下的“士”之下。用当时的话说，即“良贾何负闳儒”。商人的自负和自信是有充分根据的。过去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由士大夫承担，明清以来则多由大商人承担，比如编族谱、建宗祠、建书院、寺庙、修桥开路等等，都要靠商人的财富来推动。整理和刊行丛书这样的文化事业也必须有富商捐助。“富”不但不与“ 仁义”相冲突，而且还是“ 仁义 ”的物质基础。3王阳明说商人也能成圣贤、做豪杰在商人地位极大提高并且以儒家精神严格要求自己的社会背景下，王阳明横空出世，成为宋代以后第一个公开肯定商的价值的儒家大学者。王阳明语录中记载一段话，明明白白地宣告：整天做买卖的商人也同样可以“成圣成贤”。宋代理学家还只说“士”可以“成圣成贤”现在王阳明则将“商”提升到和“士”完全平等的地位了。更多干货分享 八 微信 九渊都肯定“圣贤”才是“豪杰”，而明、清文学家则把“豪杰”的尊号转赠给成功的大商人了。在儒家社会思想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王阳明成为这一思想转变的领军人物并非偶然。王阳明也曾一心一意走朱熹的“正道”，即内圣外王，以天下为己任，认定大臣的任务便是引领君主走向“道”。但朱熹生活在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宋代；而王阳明生活在明代，重弹此调则是与虎谋皮。抱着不切实际的理想，王阳明犯颜直谏，结果在 1506 年遭受廷杖之刑，流放少数民族杂居的贵州龙场。1508 年，王阳明在龙场中夜大悟。他悟到了什么呢？那就是不再寄望于皇帝，断绝了从朝廷发动政治改革的旧路。他决定向社会投诉，对下层老百姓说法，掀起一个由下而上的社会改造的大运动。王阳明向当地百姓宣讲“知行合一”的道理，为了老百姓能听懂他的理论，他训诫学生说自己要做个愚夫愚妇，才能与人讲学，他甚至和一个没受过教育的聋哑人笔谈，用的都是民间方言。这就是王阳明的“觉民行道”，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和传“道”运动，在 16 世纪的中国曾掀起万丈波澜。对商业由贬抑到肯定，将商人精更多干货分享 八 微信 是这万丈波澜的一朵浪花。对老百姓尚且能如此尊崇，对于创造巨大社会价值的商人，王阳明当然更加重视。明清儒家在“义”“ 利”关系上进行了一次根本调整，指出义和利并不是矛盾的，甚至有“义利合”的观点，商业世界的“义”与“利”看似相反实则相倚，这种流行于现代社会的义利诠释，早在两三个世纪前就流行于中国。二、中国也有宗教改革 从出世到入世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宗教改革是西方近代精神的开端，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中都有详细论述。他认为中国从没有发生西方那样的宗教革命。西方进入“近代”时，中国还处于“传统”社会。西方当时汉学水平有限，韦伯论断并不准确。今天学者看法已经改变，认为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儒家都曾发生过类似西方新教那样的改革运动，只不过没有西方宗教改革那样彻底和持续发展而已。中国不但曾发生过同类的运动，而且其时代远比西方还早。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宗教改革的基本方向都是从出世到入世，从舍弃此世变为肯定此世。佛教道教也是如此。更多干货分享 八 微信 禅宗 修行不必在寺庙，亦可在尘世磨炼原始的印度佛教本是一种极端出世型的宗教，把此世看成绝对负面予以舍弃。这种宗教并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思想文化自先秦以来就是强烈入世的。魏晋以来中国大乱， “此世”越来越不足留恋，佛教才乘虚而入。从魏晋至隋唐七八百年，佛教出世精神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儒家功能大为削减。但这几百年间，中国社会剧烈变化，佛教也在不断变化。终于，唐代发生了宗教革命，那就是惠能创立了新禅宗，有人把惠能称为中国的马丁·路德。惠能“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之说，在当时佛教界真是惊天动地的一声狮子吼。佛教精神从出世转向入世便在这句话中正式透显了出来。后来的禅师们翻来覆去讲的也都离不开这个意思。禅宗大师们要人回向世间，发现了此世对于“解脱”有积极的意义：不经过此世的磨炼，也就到不了彼岸。禅宗把人的觉悟从佛寺以至经典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认为每一个人“若识本心，即是解脱”。这和基督新教大师异曲同工，路德、卡尔文的主旨皆包含类似的意思：不必在寺院中静修，入世尽人的本分才是最后超越此世的唯一更多干货分享 八 微信 佛教改革同时发生变化的，是佛教的经济伦理。印度的原始佛教经济伦理主张不劳动，以乞讨为生。但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僧侣完全不耕田是办不到的。所以佛教一传入中国，就与印度不同，不少僧徒自己耕田生产。但在整体上，安史之乱之前，佛门主要还是靠信徒施赐维持。安史之乱之后，贵族富人的施舍不如以前丰厚了，佛教徒才不得不自食其力。新禅宗的经济伦理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出来的，在禅宗经典百丈清规中有一句话：“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句话宋代时变成家喻户晓的“俗语”，说明新禅宗的宗教伦理已传布到整个中国社会，它的两大核心思想是“节俭”和“勤劳”，和基督新教的“天职”观念十分相近。2全真教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道教改革最重要的代表是两宋之际兴起的全真教。新道教和理学（又称新儒学） 、禅宗三足鼎立，代表中国平民文化的新发展，并取代了唐代贵族文化的位置。除全真教外，道教的新教派还有真大道教、太一教、净明教，也都具有浓厚的入世倾向。更多干货分享 八 微信 真教既不同于汉代以来的隐士，更不同于朝廷所崇信的方士“诞幻之说”，而且全真教尤其厌恶方士。全真教的宗旨不在避世，而是从遁世的态度转为入世苦行。如何苦行？三个原则：禁睡眠，服勤苦，打尘劳。尘劳即入世去做利他的功行。全真教认为睡眠浪费时间，马钰恐人“因循度日”，丘处机怕人“空过时光”，尹志平谈修行要诀时说“修行之害，食睡色三欲为重”， “必欲制之，先减睡欲”。这些观念与 17 世纪英国清教伦理很像：如浪费时间是最大的罪恶，睡眠过长是极不道德的事等等。王重阳以藕根比喻身体，以莲花比喻“心”，须在泥中，开虚空之美。所以得道之人是“身在尘世，心游圣境”，这便是所谓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稍知卡尔文教义者不难看出，这正符合“以实际意识和冷静的功利观念与出世目的相结合”。全真教与新禅宗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有很显著的入世倾向。因此它对当时一般社会伦理的影响也比禅宗更直接更深切。而且全真教基本上是民间宗教，它的宗教伦理对社会各阶层和中国民间信仰有深广影响，比如天上神仙往往要下凡历劫，在人间完成“事业”后才能“成正果” 、 “归仙位” ；凡人要想成仙也必须先在人间做善事、立功行。这种思想正是要人重视人世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