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效离婚调解协议既判力的主观范围

生效离婚调解协议既判力的主观范围一、问题的提出2002 年1月，原告洪素兰以双方感情破裂为由，诉至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法院，要求与被告陈衍荣离婚。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离婚调解协议。调解书中载明：“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原告洪素兰与被告陈衍荣自愿离婚。二、夫妻共同财产：坐落于三明市三元区新市南路215幢 401室房改房一套归婚生女陈伟霞、陈伟丽(注：二人均已成年)所有”。2003年8月，陈伟霞、陈伟丽以父亲陈衍荣拒不交付该套房屋为由，诉至三元区法院，要求法院判决该套房屋归陈伟霞、陈伟丽二人所有。对此诉请，有几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陈衍荣不履行协议，法院应当受理此案;第二种意见认为，法院不应受理此案，陈伟霞、陈伟丽二人可依洪素兰与陈衍荣离婚之生效调解书向房管部门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第三种意见认为，法院不应受理此案。对于该套房屋归属，宜由洪素兰与陈衍荣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由洪素兰与陈衍荣另行诉讼解决。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上述三种不同意见的焦点，在于对生效离婚调解协议既判力主观范围的认识不同。既判力理论最早可以追溯至罗马法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既判力是指判决确定后，在实体内容上对于当事人和法院具有的约束效力，即当事人受到判决的约束，不得就已判决的内容再行提出争议，法院也受到判决的约束，不得就同一事项作出矛盾的判断。既判力的社会功能在于通过判决的终局性，确定一种规范的秩序并使其相对地固定下来进而诱导社会秩序的依法形成。首先，以判决形式固定的权利义务状态作为后续交易行为的起点，增强交易行为的安全性，无须担心判决会轻易被改变而使交易行为失去基础或者中断。其次，有既判力的判决具有稳定的可预测性，使从事交易的人们越有可能按判决所示的规范采取行动，有利于秩序的形成。最后，司法中判定的终局性意味着一旦判决成立确定，即不再轻易给反复的谈判或讨价还价留下余地，构成了司法作为另一种建构秩序样式的重要特点。在我国，不论是现行民事诉讼法，还是通行的诉讼理论和迄今为止的审判实践，均未正面涉及既判力的问题。但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 以及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第158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 是终审的判决、裁定。”在这两个法条中，固然没有明示“既判力”一词，但它们无疑是我国民事裁决之既判力的法律依据。因为，所谓“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 “终审的判决”具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具有确定性。判决一旦发生法律效力，无论是原审法院还是上级法院，通常情况下不得任意改变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如果发现确有错误需要纠正，应当经过严格的审判监督程序。在当事人对该判决提出不服申诉后法院可能依职权撤销原判。如果这些通常的不服申诉的方法已经用尽，就意味着该判决在其诉讼程序中已失去被撤销的机会。这种判决已达到用通常的不服申诉不能剥夺其存在的状态，称之为确定，这种判决称之为确定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终审判决就是确定判决。确定判决具有确定力，包括形式上的确定力和实质上的确定力。前者是指确定 判决具有不可撤销性;后者是指形成确定判决内容的判断的通用力，通称为既判力。因此，只要是确定的终局判决，便具有既判力。由此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1条、第152条是我国判决之既判力的法律依据。一、问题的提出2002 年1月，原告洪素兰以双方感情破裂为由，诉至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法院，要求与被告陈衍荣离婚。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离婚调解协议。调解书中载明：“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原告洪素兰与被告陈衍荣自愿离婚。二、夫妻共同财产：坐落于三明市三元区新市南路215幢 401室房改房一套归婚生女陈伟霞、陈伟丽(注：二人均已成年)所有”。2003年8月，陈伟霞、陈伟丽以父亲陈衍荣拒不交付该套房屋为由，诉至三元区法院，要求法院判决该套房屋归陈伟霞、陈伟丽二人所有。对此诉请，有几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陈衍荣不履行协议，法院应当受理此案;第二种意见认为，法院不应受理此案，陈伟霞、陈伟丽二人可依洪素兰与陈衍荣离婚之生效调解书向房管部门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第三种意见认为，法院不应受理此案。对于该套房屋归属，宜由洪素兰与陈衍荣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由洪素兰与陈衍荣另行诉讼解决。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上述三种不同意见的焦点，在于对生效离婚调解协议既判力主观范围的认识不同。既判力理论最早可以追溯至罗马法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既判力是指判决确定后，在实体内容上对于当事人和法院具有的约束效力，即当事人受到判决的约束，不得就已判决的内容再行提出争议，法院也受到判决的约束，不得就同一事项作出矛盾的判断。既判力的社会功能在于通过判决的终局性，确定一种规范的秩序并使其相对地固定下来进而诱导社会秩序的依法形成。首先，以判决形式固定的权利义务状态作为后续交易行为的起点，增强交易行为的安全性，无须担心判决会轻易被改变而使交易行为失去基础或者中断。其次，有既判力的判决具有稳定的可预测性，使从事交易的人们越有可能按判决所示的规范采取行动，有利于秩序的形成。最后，司法中判定的终局性意味着一旦判决成立确定，即不再轻易给反复的谈判或讨价还价留下余地，构成了司法作为另一种建构秩序样式的重要特点。在我国，不论是现行民事诉讼法，还是通行的诉讼理论和迄今为止的审判实践，均未正面涉及既判力的问题。但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 以及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第158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 是终审的判决、裁定。”在这两个法条中，固然没有明示“既判力”一词，但它们无疑是我国民事裁决之既判力的法律依据。因为，所谓“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 “终审的判决”具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具有确定性。判决一旦发生法律效力，无论是原审法院还是上级法院，通常情况下不得任意改变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如果发现确有错误需要纠正，应当经过严格的审判监督程序。在当事人对该判决提出不服申诉后法院可能依职权撤销原判。如果这些通常的不服申诉的方法已经用尽，就意味着该判决在其诉讼程序中已失去被撤销的机会。这种判决已达到用通常的不服申诉不能剥夺其存在的状态，称之为确定，这种判决称之为确定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终审判决就是确定判决。确定判决具有确定力，包括形式上的确定力和实质上的确定力。前者是指确定 判决具有不可撤销性;后者是指形成确定判决内容的判断的通用力，通称为既判力。因此，只要是确定的终局判决，便具有既判力。由此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1条、第152条是我国判决之既判力的法律依据。李庚、丁映秋申请承认日本国法院作出的离婚调解协议案申请人：李庚，男41岁，中国籍，住日本国大阪府吹田市千里山西4丁目39番A-309号。申请人：丁映秋，女44岁，中国籍，住日本国大阪府丰中市庄内幸町2-7-8清山庄27室。申请人李庚与丁映秋于1974年11月结婚，婚后感情尚好，1975年2月生一女孩李落落。1980年11月，李庚赴日本留学，从此之后，双方感情逐渐淡漠。1988年1月，丁映秋赴日本留学，双方在日本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于同年底开始分居。1989年春，丁映秋向日本国大阪府地方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因手续不全，大阪府地方法院未受理。1990年12月，丁映秋再次提起离婚诉讼，日本国大阪府地方法院受理并进行了调解，于1991年2月27日调解解除李庚、丁映秋的婚姻关系;丁映秋在中国、日本国的财产归丁所有;李庚给付丁映秋生活费200万日元;李庚在日本国的财产归李所有;女儿李落落由丁映秋抚养，李庚给付抚养费200万日元。按照日本国法律规定，双方还到大阪府丰中市市长处领取了“离婚申请受理证明书”。事后，丁映秋准备回中国，向日本国大阪府地方法院要求提取李庚已交付于法院的生活费、抚养费。大孤府地方法院提出，李、丁双方解除婚姻关系的证明书得到中国法律的认可后，才能将上述费用交给丁映秋。因此，李庚、丁映秋分别向我国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日本国大阪府地方法院解除双方婚姻关系的调解协议。审判审判简介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认为，日本国大阪府地方法院对李庚、丁映秋离婚一案作出的解除双方婚姻关系的协议书，与我国法律规定的承认外国法院判决、裁定的条件不抵触，于1991年5月28日作出裁定：日本国大阪府地方法院关于申请人李庚、丁映秋离婚的1990年第273号调解协议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具有法律效力。评析评析简介本案是一起申请承认外国法院作出的离婚调解协议的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1991年7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503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中，对申请或者请求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明确的规定，虽然该规定没有明确指出承认外国法院作出的调解协议书的问题，但是，人民法院依法应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决中，理应包括外国法院作出的生效的调解协议(调解书)。因为，根据该外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只要规定法院有权以调解的方式处理案件，并有权出具调解协议(调解书)，调解就属于法院的一种裁决方式，其调解协议(调解书)就是一种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书，属于一国法院作出的生效的裁决。另外，一般理解，法院作出的裁决，除了判决、裁定以外，通常都应当包括法院作出的调解协议。我国与波兰、法国所缔结的司法协助协定中，都明确规定，协定中所指的“裁决”，包括调解书。因此，对我国法律中所规定的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的判决、裁定，应理解为包括调解协议(调解书)这种形式。对当事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在国家主权原则下，认真行使司法审查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该调解协议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可裁定承认其效力。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处理，是符合这个精神的。本案中有一个应注意的问题，日本国法院的离婚调解协议书中，不但包括解除双方婚姻关系的内容，还包括财产分割和生活费、抚养费的给付及子女抚养的内容。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对该调解协议书中除婚姻关系以外的各项内容，是不在承认范围之内的。就是说，申请承认的范围，仅应限定在婚姻关系上。本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应当是这个意义上的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