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语法研究管见

周易语法研究管见 易经语法分析序     最近，洛阳赵荣珦先生以大作易经语法分析垂示。据我孤陋所知，海内迄今尚无同类专书面世，仅此一端，已足见其筚路蓝缕之功。易曰：“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知者，智也。赵先生，智者夫！ 展读之余，我有以下三点感想：   一、何谓“易经语法”？   我们知道，周易包含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本：一是成书于西周的周易古经，即通常所谓易经；二是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周易大传，即儒家称作“十翼”的易传。赵先生的易经语法分析，就是对前者的语法现象的研究。 具体说来，所谓“易经语法”，就是周易古经的筮辞（卦辞、爻辞）的语法。该文本中的语法现象是很丰富的，赵先生从词法和句法两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词法方面，赵先生是既讲词性，也讲词义。我想，这大约是因为：虽然词义（这里不是指的语法意义，而是指的词汇意义）本来不属于语法学范畴，而属于语义学范畴；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词语来说，如果不能确定其词义，也就不能确定其词性。在这个意义上，语法乃是语义的一种表现，语法是功能性的，而语义才是实质性的。 句法方面，赵先生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给我尤为深刻印象的是，他首先对卦辞、爻辞进行了“主谓”二元结构的分析，即将卦名、爻题视为第一层次的主语。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卦辞、爻辞作为占断，是对卦名、爻题的意义的断定。例如乾卦：“乾：元亨，利贞。”翻译成现代汉语，即：  乾卦 | 象大通，有利于占问。   显然，“元亨利贞”是对“乾”的断定，这是主谓关系。其实，传统易学已经指明了这种关系，因为：象“元亨利贞”这样的筮辞，称之为“彖辞”；彖者，断也；断也者，断一卦之吉凶也。 不仅如此，易经语法的意义远不限于周易本身。整个周易语法乃是中国轴心时代（Axial Period）的汉语语法的代表形态：周易古经的语法是殷周之际的语法代表，周易大传的语法是战国时代的语法代表。赵先生的易经语法分析就是对以周易古经语法为代表的殷周之际汉语语法的研究，这里显示出赵先生的独到眼光：研究殷周之际的汉语语法，周易古经是最恰当不过的文本选择。这是因为，其它的文本在时代问题上或多或少都是存在疑问的。例如尚书中的商书和周书，由于“伪书”混入的问题，我们很难甄别它们的确切时代，因而很难加以利用。而周易古经的时代则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它是西周初期的文本，因此，它就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殷周之际的语法的范本。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易经语法”就是西周语法乃至殷周之际的语法。因此，象赵先生这样的对易经语法的研究，乃是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来研究汉语语法史的必由之路，是汉语史研究当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二、如何研究易经语法？   汉语语法研究，由来已久：传统语文学（philology）范畴的汉语语法研究，大约肇始于元代，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一部讨论文言虚词的专著，是卢以纬的语助，而所谓“文言虚词”，依我的看法，其实质乃是汉语所特有的一种语法形态（词法形态、句法形态）；现代语言学（linguistics）范畴的汉语语法研究，滥觞于晚清，第一部专著，是近代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后者实际上是用西方语言的语法规律来硬套汉语的语法，结果带来许多类似“格义”的弊端；但是，我们显然又不能简单地回到前者去。时至今日，这仍然是汉语语法学界面临的困惑：我们缺乏本土的、原创的、切合汉语语法实际的语法理论。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停止汉语语法的研究工作；唯一的选择，就是只好暂时仍然采取“以西说中”的办法。这就犹如当年的佛学东来，最初的理解虽然扞格不通，但正是经过这样的“格义”，佛学才最终被中国化、本土化了，形成了中国原创的佛学。 赵先生的易经语法分析即属于这样的“以西说中”，虽属“格义”，也是眼下别无选择、而必须勉力从事的历史阶段性的任务。那么，按西方语言学的观念，易经语法研究涉及两个方面，从而涉及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研究周易语法必然涉及与其前后时代的语法的“历时”比较问题，这就可以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但另一方面，周易语法本身的存在却是“断代”的，我们首先必须“共时”地去描写它，这就可以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两者之间，具有一种辩证的关系：一方面，后者乃是前者的基础，因为我们必须首先弄清了每个时代的共时的语法结构特征，才可能对它们进行历时的比较；但另一方面，前者也是后者的条件，因为假如不对不同时代的语法结构进行历时的比较，我们也难找出一个时代的语法的共时特征。因此，现时语法学界把这两种研究对立起来的倾向是不可取的。赵先生的易经语法分析就是一种共时的研究，即是对殷周之际的语法结构的静态描写。这种共时的静态描写当然应该在历时比较的条件下进行，但这种共时描写的结果本身又对历时比较的研究提供基础。例如，古经语法的研究可以与大传语法相比较；然后，比较的结果又可以用于对大传语法的更进一步研究。赵先生这样对易经语法进行共时研究，就可以为历时研究提供赖以比较的基础；这种比较不仅仅是古经与大传的语法比较，而且意味着殷周之际的语法与战国时代的语法的比较，从而构成汉语史研究中的重要的一环，这是很有意义的。   三、研究易经语法有何意义？   前面实际上已谈到了易经语法研究本身具有的语法学、语法史的学术意义，此处不再赘言。我这里还想谈的，则是易经语法研究所具有的超越了语法学及语言学的更为一般的意义。 我想，我们今日研究周易，绝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为了满足古董商、收藏家那样的嗜好；我们今日研究周易，乃是为了先儒所说的“通经致用”，今人所谓“古为今用”，也就是易传所说的“正德、利用、厚生”。通经者，正德也；致用者，利用厚生也。然而，非通经则无以致用；通经者，所以致用也。因此，首先是要通经。 那么，何谓通经？为什么要通经？所谓通经，就是读懂易经；通经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理解“圣人之意”，而其最终目的，则是利用厚生。系辞传说：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这里，“立象”、“设卦”是指易经卦爻的符号系统；“系辞”是指易经的语言文字系统，亦即赵先生所研究的筮辞。通经就是首先弄通筮辞之意，由此弄通卦爻符号之意，以至弄通圣人之意，进而正德，进而利用，进而厚生。 这也是赵先生易经语法分析的最终意义所在；而其直接所关的意义则是：如何才能通经？古人有言，通经必自通小学始。所谓“小学”，乃是古人对传统语文学的称谓。自刘向、刘歆父子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以至四库提要以来，“经部”必录“小学”之目。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通经的前提是通该经的语言文字。试想，假如连书都没有读懂，假如连书的语言文字都没有弄通，如何可能通经？如何可能理解圣人之意？又如何谈得上正德、致用？这正是今日学者中的一种大病：即以周易研究来看，或者望文生义，或者游谈无根。当然，关于周易的训诂之类的小学研究，自古至今，不绝如缕；但对易经进行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语法分析”的专书，恐怕前无古人。 按照传统的称谓，赵先生的易经语法分析即属于所谓“小学”：它是我们读懂易经的前提，也是我们通经致用、利用厚生的前提。我想，这就是赵先生易经语法分析的最大意义所在吧？ 承蒙赵先生不弃鄙陋，命我为序；而我对周易语法素无研究，实在惶恐之至。然而有感于赵先生“通经”之志，故本乎周易“修辞立其诚”之意，拉杂如上，以就教于赵先生并海内学人，或有未达，幸见谅焉。               黄玉顺 2004年元月 于 四川大学 竹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