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北爱尔兰冲突与和平进程中的宗教因素-毕业设计

浅析北爱尔兰冲突与和平进程中的宗教因素1浅析北爱尔兰冲突与和平进程中的宗教因素浅析北爱尔兰冲突与和平进程中的宗教因素引引 言言在北爱尔兰有一则笑话广为流传，讲的是，某天，在一条硝烟未尽的巷子里，一位路过的行人被一名激战正酣的士兵抓了过去，军官急切地询问行人：“你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行人诚惶诚恐地回答道：“我是穆斯林。 ”军官有些不耐烦地又问了一句“你是新教的穆斯林还是天主教的穆斯林？”的确，在北爱尔兰之外的任何地方，没有人会犯同样的错误，对宗教身份穷追不舍至如此地步，不过这则充满黑色幽默的笑话确实反映了处于北爱社会中的人们身份的尴尬与无奈。族裔分裂、宗教分歧、身份对立、政治经济地位的差异以及对逝去不久的战火的记忆，使得北爱的社会关系异常复杂，言之难尽且意之难穷。尽管，人们已经看到了和平的曙光，但是北爱的和平进程远非几个合约、几次会谈就能解决；在那里，时而响起的枪声就足以说明，历史留下的伤痛不可能于朝夕之间治愈，弥合社群之间巨大的裂隙需要人们投注更多的精力和努力。的确，北爱尔兰问题大概是迄今为止得到最多讨论或争论的问题之一，这一方面是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描述和解释该问题的理论复杂多样，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从武力冲突爆发至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人们依然无法清楚地指出冲突的根源在何处，而对该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1，尽管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阐释理论，但没有一个足以描述这场复杂的斗争。北爱冲突被人们沿着不同界线进行了分割，有人把它看作是不列颠和爱尔兰之间的民族矛盾；有人认为是爱尔兰南北部之间的分歧；还有人认为是新教和天主教之间宗教上的对立。已有的研究理论也从土地争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族裔问题、文化和宗教等角度对冲突的根源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讨。然而，不管我们对冲突做出怎样的分析和解释，宗教因素总能从各种充满分歧的理论中脱颖而出，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因此，本文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和探讨在北爱尔兰冲突与和平进程中的宗教因素，试图对两个基本的问题做出尝试性的回答，其一，宗教因素是否对北爱问题有影响，也就是说在北爱尔兰问题的具体语境中，宗教问题是否只是个伪问题；其二，如果宗教因素的确对北1 若将北爱问题溯源至历史上的英爱关系，对此问题的关注与研究距今完全超过一个世纪。浅析北爱尔兰冲突与和平进程中的宗教因素2爱尔兰问题产生了影响，那么它又是以何种方式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目前，描述和研究北爱语境中的宗教因素大体走向两个极端，一种情况是，大众传媒常常用“新教”和“天主教”来指称北爱冲突的两方面力量；另一种情形是，许多学者认为“新教”和“天主教”是媒体不加区分的懒惰做法，它们不过是贴在两个相互对立的民族之上的标签，所谓的宗教冲突恰恰掩盖了实质上的政治经济冲突，北爱语境中的宗教问题实质上就是政治和经济问题，宗教只是一个幌子而已。前者对宗教身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并广泛使用；后者则将宗教问题进行彻底的还原，完全否认宗教身份的真实性，以“万金油”式的利益分析法代替宗教因素。有鉴于这样的一种趋势，本文认为上述两个问题正是宗教因素在北爱语境中的基本问题，其中，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宗教问题的真伪性问题，其次通过分析宗教因素在北爱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影响，给予社会冲突背景下的宗教因素以一个适当的定位和评价，以期从宗教学的视野梳理这个问题，揭示新教和天主教在北爱冲突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以何种方式影响着北爱的冲突与和平进程。本文的第一部分将对目前学界在北爱问题上的研究现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回顾，宏观地介绍北爱尔兰冲突的理论背景和问题内涵，第二部分着重介绍北爱尔兰冲突与和平进程的历史背景；第三部分集中讨论北爱问题中的宗教因素，从教义差别、教会群体以及相关的历史叙事等方面具体探讨新教与天主教在北爱冲突中的地位和作用。浅析北爱尔兰冲突与和平进程中的宗教因素3第一章第一章 北爱问题的研究现状与本文立意北爱问题的研究现状与本文立意一、文明冲突理论的借鉴意义20 世纪 90 年代，当著名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发表其大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之后，一场关于文明之间冲突的话题陡然成为学术界甚至是社会舆论界争论的焦点；2001 年举世震惊的美国“9·11”事件又进一步印证了亨廷顿教授的洞见，这使得文明与冲突，宗教与暴力的话题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亨廷顿先生希望借助“文明的冲突”的模式来解释后冷战时期世界政治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旨在强调文化因素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重要作用2，他的这一思路直接开启了从文明的角度对当今世界各类冲突与对抗进行反思的路向，亦是本文借以开展的最基本的立论点，即从文明/宗教的角度对北爱尔兰冲突与和平进程问题进行梳理。文明冲突模式的理论视角之所以适用于对北爱问题的分析上，理由有二，其一，亨廷顿教授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探讨了关于文明的性质，最后指出“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 ，据此我们可以选取“宗教”因素作为文明之构成要素的主要代表；其二，就北爱尔兰问题的实际状况来看，无论采用哪种切入角度，宗教因素都是无法避开的主题，这一点将在文中其他部分展开详细论述。遗憾的是，亨廷顿教授在其大作中并未将北爱尔兰的冲突问题列入文明冲突典型案例的清单上，这是因为亨氏提出的“文明冲突”范式有其独特而具体的语境。他的着眼点在于全世界的政治局势变化，因此，在他对文明进行划分的概念框架中，以及在以往对全球文明进行宏观研究的学者们的视野中，北爱问题隶属于“西方文明”的大范畴中，不足以与亨氏所列举的六大文明相提并论。但我们认为，这样并不妨碍借鉴其思路从更微观的角度出发，对大文明内部的各类亚文明之间的遭遇碰撞进行研究，例如分析北爱尔兰冲突与和平进程中的宗教因素。只是在借鉴的同时，必须清楚地看到利用“文明冲突”的范式所带来的巨大风险。这种风险来自于理论范式离开其原生土壤时的“排异反应” 。首先，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国际政治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3，这个基本上不能2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 ，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2 年，中文版序言。3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第 372 页。事实上，这个结论更直接的表述就是“西方浅析北爱尔兰冲突与和平进程中的宗教因素4直接用于对北爱问题的定性讨论上，因为关于北爱问题是不是宗教性质的冲突，目前尚无定论4，长期以来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其次，亨氏所选用的“文明冲突”范式，其理论说服力的基础在于“冷战之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和多文化的”，即多元文化、多极文明同生共存的现实是“文明冲突”范式的存在前提。在亨廷顿教授看来， “文明冲突的范式可以用来预测未来（世界）的发展，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指导路线”5。北爱问题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浮现于世界政治乃至文明冲突的宏观视野中，成为多极文化现象的代表。北爱的武装冲突爆发于 1969 年，至 20 世纪末，大规模的武力事件已经鲜有发生，1998 年 4 月 10 日，北爱各派在英美和爱尔兰的推动之下，还达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复活节和平协议”，可见，北爱武力冲突的时间大致对应于国际政治的冷战格局时期，而“文明冲突”范式关注的却是后冷战时期的世界，因此，亨氏的理论能否有助于理解北爱问题，还有待商榷。另外， “文明冲突”范式的理论目的在于预测未来，而本文却要对业已发生的事件进行回顾性的反思和探讨，无意于预测北爱问题的发展前景。综上所述，就其提供了一种从宗教、文化角度出发，观察冲突与对抗的视角而言，文明冲突理论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但是，当我们把文明冲突范式移植北爱尔兰问题上时，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可能存在的“排异反应” 。 二、北爱问题的研究现状1、汉语文献的研究状况在我国学术界，北爱尔兰问题通常与巴以冲突、印巴争端等论题并列叙述，但受到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后者，这部分是因为北爱问题不像上述其他地区属于全球性的热点地区。就笔者目前可见的中文研究文献来看6，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出现在新闻媒体、报纸杂志上的文字材料，这类材料中“北爱”话题出现的频率与北爱当地的局势密切相关，当地局势一旦出现变化波折，这类材料也会相应地增加；另一类材料中，北爱尔兰问题常常属于“政治/民族/宗教”等主题之一部分，如，余建华、晏可佳的文章恐怖主义与民族、宗教问题论析7就以北爱尔兰冲突作为“民族和宗教极端主义因和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成为冷战后全球政治斗争的主线” ，其引申含义的一个方面就是，以文明冲突来定义冷 战后全球政治冲突的性质。 4 直至 2005 年，尚有学者著文章来讨论北爱冲突的性质，见 L. Philip Barnes, Was the Northern Ireland Conflict Religiou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Religion, Vol.20, No.1, 2005, pp.55-69. 5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第 18 页。6 详见附录中整理的“关于北爱尔兰问题的中文论文目录” 。 7 余建华，晏可佳：恐怖主义与民族、宗教问题论析 ， 国际问题研究 ，2003 年 03 期。浅析北爱尔兰冲突与和平进程中的宗教因素5素结合的恐怖主义”的恐怖主义的典型；胡联合在民族主义恐怖活动的历史、典型与特征亦以北爱冲突为“民族主义恐怖活动”的首要典型8。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第一类材料是“北爱”以中文字眼出现的主要形式，几乎没有专门针对北爱问题进行讨论的学术文章。学术类文章即使偶然提及这一话题，也大多将其作为民族主义、宗教纠纷等论题的一个典型案例，也就是说，对北爱问题的讨论常常是构成文章的一部分。90 年代末，尽管以新闻报道为主要形式的趋势没有改变，也没有研究北爱问题的专著问世，但出现了一批相关的学术性文章，北爱问题逐步成为整篇论文讨论的核心，许多文章开始介绍冲突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现状，追溯问题出现的原因。然而，目前这类宏观介绍性文章的行文结构，论述框架都大同小异，都力求告诉读者有关北爱问题冲突始末的整体印象，大部分研究者具有国际政治或英国历史等学科背景，因此，很少深入地去关注影响北爱社会的某些特定因素，如工作歧视、隔离式教育、宗教因素及社会心理因素等，也绝少有文章介绍国外的研究情况，特别是北爱尔兰当地的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现状。2、国外的研究状况相比较中文研究材料而言，外文资料（主要限于英文）对北爱问题的讨论就深入得多，内容也不拘泥于冲突问题本身，阐释角度也多种多样，更趋于微观细致9。北爱问题之所以复杂，不仅因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因素胶着融合在一起，还因为学者们采取了许多不同的研究理论和阐释角度，理论的复杂性又增加了问题本身的复杂程度。著名的北爱问题研究专家约翰·怀特（John Whyte）在 1990 年出版了释解北爱尔兰10一书，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北爱尔兰问题的研究状况做了细致的总结，该书至今都被视作是研究北爱问题的基础读物。作者指出，从爆发冲突的 1968 年起，大量的学术专著及专题文章竞相面世，迄 1990 年为止，已经出版的研究材料有 7000份多份，按照北爱的人口数量与研究的论著数目之间的比例来看，北爱尔兰大概是地球上得到最深入研究的地方。在该书中，作者还选取了 500 多份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分别介绍了宗教、经济、政治和社会心理等研究角度的发展历史和基本问题。暂且不论其他方面，就本文所关注的宗教因素而言，也有比较丰富的研究积累。1962 年，两个贵格派11的成员巴里特（Barritt）和卡特（Carter）出版了北爱尔8 胡联合：民族主义恐怖活动的历史、典型与特征 ， 党政干部论坛 ，武汉，2001 年 03 期，第 2224 页。9 受个人精力、客观条件等因素的限制，笔者只能收集到的有限材料，许多英文论著的原文无法直接获得，甚为遗憾，因此，对研究现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