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中国古代“迁都”的历史
1说说中国古代“迁都”的历史“首都”是一国的政治中心,乃至于是文化中心、经济中心。一个国家“首都”的存亡变更,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政权的更替。即便是和平年代的都城迁移,也会闹得“民咨胥怨”(尚书·商书·盘庚上第九),于是有了盘庚三篇、有了二京赋。 在中国历史上,有多次迁都的记载,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有“盘庚迁殷”、 “平王东迁”、 “晋室南渡”、 “安史之乱”、 “泥马渡康王”等等。 “迁都”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神话时代。不过这些神话,本来就有传说失实的成分,且又多被后世加以附会,尤其是一些地名更是如此。所以不能非常真实的体现出那时候都城迁移的轨迹。而且,在中原考古发现中也没有发掘出在殷商以前的都城遗址。综上种种原因,关于神话时代的都城迁移,我们不加以考察说明。具体可以考知的都城迁移,已经是商朝中后期的事情了。 细究中国殷商以来的历次迁都史迹,分析其中的原因,大致可以把中国古代的“迁都”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北迁时代(殷商):环境决定一切 根据史料和出土文献,商朝的都城曾先后多次迁移:亳、嚣、相、邢、庇、奄、殷。最后一次便是有名的“盘庚迁殷”了。今天,我们还可以在尚书中看见盘庚三篇,那是盘庚在迁殷前后对商朝民众的讲话稿。 商朝享国时间不可考, 竹书纪年说是四百九十六年, 三统历说是六百二十九年,说法不一。在这几百年里,商代七次就曾迁移都城,究竟是为什么呢?尚书中记载了盘庚的理由: 2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慼出,矢言曰:“我王来,既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 ”(尚书·商书·盘庚上第九)主要原因,大概就是盘庚所说的“不常宁,不常厥邑”。用今天的眼光看,商朝频繁迁移都城,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作为当时最大族群之一的商部落,拥有大量人口,其所聚居的居住地,无论其采用何种耕作方式,就其所处的时代而言,几十年之内必然会耗尽土地的肥力,导致粮食的产量持续下降;并且由于长期居住,日常所需的生活必需物资,诸如柴火、建筑材料、放牧等,对当地的植被破坏严重;同时人口增长,会导致原来居住地显得日益窘迫总之,在不超过一百年的时间里,受到环境恶化的影响,商民必须再次迁都。 从地图上看商代的亳、嚣、相、邢、庇、奄、殷七个都城,在东南西北四方方向上都有分布,似乎并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但仔细寻味,就可以发现如下几个规律:他们的都城皆是处于肥沃的河谷地带;为了觅得更有肥力的土地,历次迁都地点不会重合;伴随着气候的变化,他们迁都的总体方向是往北的。 (二)东迁时代(从殷商到汉末):东方有乐土 自殷商时起,中国就开始受到来自西北方向的威胁。据诗经记载,周朝的先祖古公就曾受到来自西、北的威胁,而由豳而迁到岐山之下。 史记·卷四·周本纪中记载了这次迁徙的原因和过程: 3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 ”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 豳,大致在今天陕西省的旬邑县;而迁移的目的地岐下,则是今天陕西省的岐山县周原。在地图上看,岐下(岐山)是在豳(旬邑)的西南方向。为什么诗经说是“率西水浒”呢?毛诗正义是这样解释的: 文王之先,久古之公曰亶父者,避狄之难,其来以早朝之时,疾走其马,循西方水厓漆、沮之侧,东行而至於岐山之下。 (毛诗正义·卷十六) 毛诗中的这种说法争议很大,各言各殊,在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六“率西水浒”条有专门的辨析,可参见。总之,这次周人的迁徙,可以看做是一次“迁都”的预演。因为之后,周人在伐商的迁移还有数次,且都是明确的东迁:太公之少子“王季宅程”(周书),程大约在今陕西咸阳县,在岐下的东方,这是一次东迁;王季之子文王“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史记·卷四·周本纪),丰大约在今陕西长安县,在程的东南方向,这是又一次东迁;文王之子“武王都镐”(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镐也在今陕西长安县内,而丰邑在丰水西,镐京在丰水东,所以这一次依然是东迁。在殷商末年,处于殷商西面的周人部落渐渐强大。而对于殷人来说,周人就是一个来自西方的威胁。 史记·周本纪中说:“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 ”“西伯”的称号是商王朝封给周文王的: 4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 (史记·卷三·殷本纪) 以前我们说过,在上古“伯”“爸”“霸”同音同意,所以“西伯”其实就是“西霸”,由此可见周人势力的强大。由这一点,结合以后的史实来看史记·周本纪中的一段记载: 崇侯虎谮西伯於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於帝。 ”(史记·卷四·周本纪) 可见“崇侯虎”不但不是一个佞臣,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具有真知灼见的忠臣,太史公用的“谮”字来形容崇侯虎并不合适。 很快,末世的商王朝被来自西方的周王朝所取代。在得到天下不久,周公在现在的河南洛阳附近营造洛邑,作为周王朝的东都,洛邑的居民则是商朝遗民。当时西周的核心位置还是以镐京东都为中心,王畿附近方约千里的地域。 虽然周曾是殷商的“西患”,但周最紧急的外患也是来自西方,特别是西北方戎狄族的入侵。周都镐京,接近戎狄,汧渭两水中间更是西戎入侵的路线。西周前期国力鼎盛时,对戎狄作战多有斩获。中期以后,国力衰微,戎狄屡次寇周,懿王甚至被逼迁居犬丘(今陕西兴平县南)。宣王时候,戎狄入侵更加严重,战争互有胜败,仅能依靠筑城防御阻止戎狄深入。周幽王时,申侯勾结犬戎攻周,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灭亡。时为公元前 771 年。周幽王太子宜臼(即东周平王)凭借诸侯的援助,迁都洛邑,建立东周。这就是“平王东迁”,也是最有名的一次东迁。 5西周孝王时,曾封给养马人非子一小块土地,地名秦,大约在今甘肃清水县一带,那时候尚处于戎狄之间。这就是秦朝的始祖。秦人与戎狄杂处,日日与之攻战。自“秦仲伐西戎,为戎所杀”(竹书纪年)后,其子孙都专力攻戎,国势渐渐强盛。在东西周之际,秦襄公先是救幽王有功;平王避戎东迁洛邑,秦襄公又派兵护送。平王无力驱除戎狄收复失地,遂将岐西之地封赐给秦襄公。在史记中是这样说的: 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 ”与誓,封爵之。 (史记·卷五·秦本纪) 襄公于是致力于收复周失地的大业,并最终在“伐戎而至岐”时死去。接过襄公大旗的是秦文公。文公不孚所望,大败犬戎,从而据有关中地区,并决定在汧渭水交汇处建都: 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获为诸侯。 ”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 (史记·卷五·秦本纪)到宪公时(公元前 701 年),迁都平阳(今陕西宝鸡市郿县);德公时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县南),实现了秦文公的向东迁都计划。雍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对于秦的发展颇为有利。此后秦向西灭邦、冀戎、小虢等地,拥有西周王朝京畿内的八百里秦川。此次“东迁”,为秦的称霸西戎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史记称赞道:“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狄,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 ” 6进入战国之后,征伐日起。各国为了在争霸中取胜,纷纷招徕人才、修整武备,为了富国强兵而采取各种各样的“变法”更是题中应有之义。在秦国,就有我们最熟悉的“商鞅变法”。为了争取中原,图谋向东发展势力,在公元前 350 年商鞅第二次变法时,有“筑冀阙宫廷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史记·商君列传)一条。其实在迁都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附近)以前,秦国的都城已经在献公二年东迁栋阳(今陕西省临潼县武屯镇),秦于此立都共三十四年(公元前 383350 年),至孝公十二年迁咸阳。从雍东迁到咸阳,表明秦国的战略方向从西戎彻底转向了中原争霸。终于,在公元前 221 年,秦朝最伟大的君主始皇帝实现了祖先的梦想,统一六国,兼并天下。 秦朝像一个耀眼的流星,辉煌而短命。之后就是烜赫的汉帝国。西汉的都城选在咸阳边上不远处,称为“长安”。在西汉刚建国的时候,刘邦曾打算建都洛阳,娄敬则劝其选择长安。他说: 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扌益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娄敬这段话讲得很透彻,充分分析关中的地理条件的优势,把经济、军事、政治几个方面都考虑到了。但刘邦征求群臣的意见, “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所谓周,指东周都城洛阳)。 ”刘邦疑而不能决,直到张良也说应建都长安,他才下了决心, “即日车驾西都关中”(以上均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为了感谢娄敬在定都这件事上的功劳,特赐娄敬姓“刘”。司马迁在7史记很生动地记述了这件事,认为娄敬“脱輓辂一说,建万世之安”,评价是很高的。所谓“建万世之安”,当然是夸大之辞。即便是“长安”这个名字也不能保佑这个王朝长久的安宁下去。两百年后,在一场“禅让”的闹剧中,国号被改称为“新”。 但“新”没有新鲜多久,又继续“卯金修德为天子”。但在战争中,各路人马出入长安城,城内建筑多有损毁。其中,又以赤眉军的破坏最有毁灭性: 明年夏,赤眉樊崇等众数十万人入关,立刘盆子,称尊号,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完。 (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 其实,每次起义、革命爆发,对社会文化、社会结构、农业生产、文物典籍等破坏最彻底的都是“农民起义军”,因为他们对于一切都一无所知,无知者无畏,也就无所顾忌。由于长安城在战争中破坏严重,东汉只好选择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作为都城。如果我们把两汉看成一个整体的话,那么,东汉定都洛阳就可以看作是一次东迁。 大家都看过三国演义,熟悉东汉末年的那段历史,想来对董卓迁都长安,火焚洛阳时的场景记忆犹新: 儒曰:“温侯新败,兵无战心。不若引兵回洛阳,迁帝于长安,以应童谣。近日街市童谣曰:西头一个汉,东头一个汉。鹿走入长安,方可无斯难。臣思此言西头一个汉,乃应高祖旺于西都长安,传一十二帝;东头一个汉,乃应光武旺于东都洛阳,今亦传一十二帝。天运合回。丞相迁回长安,方可无虞。 ”卓大喜曰:“非汝言,吾实不悟。 ”遂引吕布星夜回洛阳,商议迁都。 (三国演义·第六回·焚金阙董卓行凶匿玉玺孙坚背约) 8洛阳城被一把火烧得只剩断壁残垣,而董卓也没有李儒说的那样“无虞”。在公元196 年,汉王朝的都城再次东迁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市),而此时绵延几百年的汉室也快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在公元 220 年的许昌,一场“禅让”闹剧再次上演,此时汉王朝已经是彻底的回天乏术了。 从公元前 1200 年到公元 220 年这一千多年,可以视为是中国都城的“东迁时代”,一方面是因为此时的边患主要来自西部,主要是陕西以西的猃狁、犬戎;一方面也是因为随着东方淮夷的征服,肥沃而平坦的平原地带聚集了更多的人口,使得国家的经济重心逐渐东移,政治中心随之也有东移的趋向。 (三)南迁时代(三国到明末):向南!向南! 在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中原大乱的时候,中原的大量平民为生存所迫,不得已而背井离乡,摆在他们面前的有几条路:北上,西去,分别有东胡、鲜卑、匈奴和羌族的威胁;东去,渡海去辽东或许是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选择;南下,虽然有越族、苗蛮,那里温湿的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