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水缘何能赋诗？——兼及山水诗的形成

1曲水缘何能赋诗？兼及山水诗的形 成一说起中古时期的“曲水赋诗”，很容易让人想起另一个与特定环境相关的文化现象，即先秦的“登高赋诗”传统。 “登高赋诗”本来是指春秋时期的诸侯卿大夫在交接邻国时，登上高高的台阶、升堂入室开展外事活动的过程中，援引诗经诗句以应对酬酢、伸发志意、展示才学的一种特定礼仪， 诗经毛传说， “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可见“赋诗”实际上是引诗已经成为当时士大夫的一种必备素质和能力。后来， “登高'一词于汉末进入了文学领域，魏晋之后更成了社会上的一种习俗”。 （周勋初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137149 页） 文人们登高望远，视野开阔，大自然的美景与个人心志神交冥会，极易激发诗情。曹操的“登高必赋”（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陶渊明的“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移居诗之二) ，都说明了创作意愿的萌生与“登高”的特定关系。不过，这时的“赋诗”已经不是引用诗句，而是一种真正的文人创作了。 自然环境对人的情绪心境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登高”如此， “临水”也同样，而且二者常常共同作用于人的情感世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 ”萧子显自序也说：“若乃登高目极，临水送归，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 ”就是将这两种人类活动引起的文化反应等量齐观了。如果说， “登高赋诗”传统经历了一个由庙堂仪式向民间习俗渐次转化的过程，那么， “曲水赋诗”现象则相反，它先是民间信仰和习俗的派生物，因为符合文人创作的心理机制而流行，最后被帝王和贵族所提倡，成为文人士大夫游宴雅集的一个特别节目，进而成为“公宴诗”的一个重要品种。 2“曲水赋诗”的民俗学背景是复杂而充满神秘色彩的。 周礼·春官·女巫说：“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郑玄注：“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衅浴意谓以香熏草药沐浴。 ”应劭风俗通：“按周礼，女巫掌岁时以祓除疾病。禊者，洁也，故于水上盥洁之也。 ”韩诗也说：“三月桃花水之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之上，执兰招魂续魄，拂除不祥。 ”论语·先进所载“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描述的就是这一习俗。另 据续齐谐记记载： 晋武帝问尚书挚虞曰：“三月曲水，其意何？”答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为怪，乃招携至水滨盥洗，遂因水以泛觞。曲水之意起于此。 ”帝曰：“若所谈，非好事。 ”尚书郎束晰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请说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曰：羽觞随流播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见有金人出，奉水心剑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处，立为曲水。二汉相沿，皆为盛集。 ”帝曰：“善。 ”赐金五十斤，左迁仲治为阳城令。(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按晋书·束晰传亦载此事，文字略有异同。) 可见， “三月曲水”、 “祓禊沐浴”的风俗与初民求子祈福的生殖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表达了人们对风调雨顺、子孙繁衍的由衷渴望。作为我国传统民间信仰和岁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习俗代代相沿，时间、地点以及祓禊、游戏活动的仪式和道具，皆有约定俗成的规制。时间一般在我国传统的“上巳节”。这是我国民间一个祓（同拂）除祸灾，祈求吉福的节日。汉代以前，上巳必取巳日，但不必 三月初三，从西京杂记第 77 条“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张乐于流水。如此终岁焉”的记载来看，甚至 祓禊的仪式也不必定在上巳日进行。魏以后则一般用三月初三，但不一定为巳日。 宋书·礼志记载：“自魏以后，3但用三日，不以巳也。魏明帝天渊池南设流柸石沟，燕群臣，晋海西钟山后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官人循之至今。 ”后来， “三月三”也就成了“上巳节”的代名词。二从文献的记载看，三月三的曲水春游，是非常热闹的。晋成公绥洛禊赋载：“考吉日，简良辰，祓除鲜禊，同会洛滨。妖童媛女，嬉游河曲，或渔纤手，或濯素足。临清流，坐砂场，列垒樽，飞羽觞。 ”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也说：“三月三日 ，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 ”不仅民间老少咸集于水滨，帝王贵族也都车马辐辏络绎不绝地赶来，以示“与民同乐”。 史记和汉书都记载，吕后曾于上巳日在灞上举行祓禊典礼。汉末时，袁绍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仪，也曾在“三月上巳，大会宾徒于薄落津”(后汉书·袁绍传)。晋元帝司马睿初到江南，为收拢人心， “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 （王）敦、 （王）导及诸名胜皆骑从。 ”（晋书·王导传）这些都说明历代统治阶层对这一民间习俗的重视。不过，正如有的论者所说， “汉代的节日，始终笼罩在一种宗教化的神秘氛围中，几乎所有的节俗活动均为媚神、娱神而设，故而节日的气氛是庄重而压抑的。魏晋以来，世积乱离，生命贱如草芥，朝不保夕，及时行乐的思潮就在时代文化的领导和弘扬阶层士族分子中间广为流行。节日成为他们抒发情思、寄托情怀、肆意玩乐的集中时段。禳灾去秽的上巳变成了高朋聚会、游戏水边的佳节良辰，而岁末逐疫的大傩也变成了闹哄哄的假面舞会”。 （张承宗、魏向东中国风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23 页）对水的崇拜渐渐被一种“戏水”、 “玩水”的心理和风气所取代。在水滨畅游时，节目自然很多，或执兰沐浴，或“张乐于流水”，或“曲水流觞”纵意酣畅。 不仅如此，据七世纪初的杜宝水饰记载，三月三日 ，还有大型的民间文艺演出。当时的新城（洛阳附近）热闹非凡，达官显4贵和黎民百姓都聚在“曲水以观水饰”。演出的剧目自“神龟负八卦出河”以迄“长鲸吞舟”共有 72 势，皆是与水有关的传说故事。演员为长二尺许的木人， “皆能运动如生，随曲水而行”， “木人奏音声，击罄撞钟，弹筝鼓瑟，皆得成曲；及为百戏，跳剑，舞轮，升竿，掷绳，皆如生无异”。场面很是壮观。 （太平广记二百二十六引大业拾遗）梁庾肩吾“百戏俱临水，千钟共逐流”（庾肩吾三月侍兰亭曲水宴诗）的诗句，描写的就是当时的盛况。民间的情况是这样，文人雅士圈中自然花样更多。正如韩诗章句所说的，三月上巳，于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除不详， “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观也。 ”于是，在俗众的游戏之外，又多了两个节目，那就是清谈和赋诗。 世说新语·言语篇载：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着。 ”（刘注引竹林七贤论曰：“王济诸人尝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问济曰：昨游，有何语议？'济云云。 ”）根据刘孝标注释中“解禊”一词，可知这次请谈聚会当是“三月三”这一天的事。而在此之前，曹丕也有“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 ”（与朝歌令吴质书）的描述。这里的“高谈”，也可理解为早期的请谈活动。 比之曲水之滨的请谈高论， “曲水赋诗”活动开始的还要早些。它跟汉末魏晋时期，伴随“文学的自觉”而出现的文人诗创作勃兴紧密相关，也是时代风气的产物。“水”在中古时期已经和“赋诗”活动密不可分。曹丕与吴质书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 ”（文选卷四十二）石崇金谷诗序：“余以元康六年，5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有别庐在河南县金谷涧。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涧中，赋诗以叙中怀。 ” 这里，酒的刺激作用是明显的，但“觞酌流行”当然也离不开曲水环绕。王羲之在三月三日兰亭序里说得更明白：“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后来， “曲水流觞”就成了一个脍炙人口的风雅典故。三如果说，诗人文士们在曲水集会上“酒酣耳热，仰而赋诗”，还是一种兴之所致的自然抒发的话，那么后来流衍而成的“ 三月三日 曲水赋诗”现象，便成了一种官方发起的、人为的创作活动，因而带有“应制”色彩。颜延年应诏燕曲水作诗注引水经注云：“旧乐游苑，宋元嘉十一年，以其地为曲水，武帝引流转酌赋诗。 ”裴子野宋略记载此事说：“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饮于乐游苑，且祖道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有诏，会者咸作诗，诏太子中庶子颜延年作序。 ”（文选卷二十） 帝王将相大摆曲水宴，诗人名士争写曲水诗，这种应诏赋诗的情况在整个南朝都很普遍，以致形成了“曲水诗”、 “上巳诗”或“三日诗”这样一种独特的诗题。今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辑录的“曲水诗”，约有一百余首，而实际的数目应该远不止这些。 由于带有某种例行公事的成分， “曲水赋诗”活动的游戏性质和程序化痕迹均较明显。 世说新语·排调篇载：“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三月三日 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 ”而“不能者罚酒”在兰亭集会上早已出现。王羲之临河序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 ”（世说新语·企羡刘注引）在作诗过程中，大家分行而坐，很像今天学校的考试。如果作弊，甚至有免官乃至坐牢的危险。沈约俗说里就有这么一则6故事： 陶夔为王孝伯参军，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一参军督护在坐。陶于坐作诗，随得三五句，后坐参军督护随写取。诗成，陶犹更思补缀，后坐写其诗者先呈，陶诗经日方呈。王怪，收陶参军，乃复写人诗？陶愧愕不知所以。 王后知陶非滥，遂弹去写诗者。 （太平御览二百四十九引） 不仅写作的外部情况如此，就是诗作的题材、意象、词藻和主题等，也都带有程式化因素，读来难免千篇一律，鲜有新意。比如，诗歌多有“兰觞”、 “蕙肴”、 “绛枣”、“素卵”、 “玄醪”、 “醉鱼”等意象，一看就知道是曲水诗。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作为一种“公宴诗”，大部分曲水诗题材雷同，为文造情，有的甚至沦为歌功颂德的陈词滥调（如文选归入“公宴”类的颜延之四言诗应诏燕曲水作诗等）。但这类诗又与一般公宴诗不同，因为特定的时令（春三月）和特定的环境（曲水边），曲水诗在模山范水、写景状物方面，确有可取之处。如西晋张华上巳篇诗：“密云荫朝日，零雨洒微尘；飞轩游九野，置酒会众宾。 ”荀勖三月三日从华林园诗：“清节中季春，姑洗通滞塞。玉辂扶渌池，临川荡苛慝。 ”潘尼三日洛水诗：“朱轩荫兰皋，翠幕映洛湄；沉钩出比目，举弋落双飞。羽觞乘波进，素卵随流归。 ”这些写景的诗句，读来颇有几分山水诗的味道。被钟嵘称为“巧构形似之言”的张协，他的洛禊赋更是笔触繁复，情景交融。而张协的诗歌，则为后来的山水诗人谢灵运所取法。 （参见钟嵘诗品·上品评谢灵运语） 而且，谢灵运也写过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诗等曲水诗，与他齐名的颜延之更是此类应制诗的行家里手，他写的曲水诗约在十首以上。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这句话历来被作为山水诗摆脱玄言诗而自立的明证。作为对时代风气和文学发展的整体把握，这种看法基本上符合事实。但是，也应该看到，玄言诗和山水诗严格说来只是一种诗歌创作的题材，而不是一种诗体或诗型。既是题材，往往是“你中有我，我7中有你”，不能截然分开。再则，老庄思想和自然山水本就是一个事物的内外两面，是主（意识）、客观（存在）意义上的有机整体，更不能强分轩轾。从某种意义上说，玄言诗本来就是诗人文士“固以玄对山水”（世说新语·容止注引孙绰庾亮碑文) 的产物。这也就是为什么谢灵运的山水诗往往拖着一个“玄言的尾巴”的原因。通过对曲水诗的考察，我们发现，在玄风独振的两晋诗坛，以反映岁时景物为主的曲水诗，反而成了摆脱玄言束缚的一个隐蔽信道，尽管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有些曲水诗往往也会带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面孔。东晋王羲之在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发起的著名的“兰亭集会”，请来的 41 位名流雅士，不少就是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