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市民社会与儒学社会政治思想的现代意义

1民主、市民社会与儒学社会政治思想的 现代意义儒学的复兴今天似乎成为一种时尚，但对于此问题人们似乎还有不同的认识。比如余英时先生曾指出，儒学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古代宗族社会，正是在这一土壤中，儒学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才呈现出其现实意义。今天的情形完全变了：血缘关系让位于公民关系，等级制度让位于平等制度， “礼制”让位于法治，圣贤治国让位于民主治国。儒学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它所执持的那点精神信仰在现代社会充其量也只是个“游魂”。余的结论未必为我们接受，但是他的确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即儒学传统要想在今天复兴，就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今天的现实条件下，儒学还能不能像在古代那样有赖以发展自身的社会政治土壤？从社会制度建设的角度看，儒学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将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一有学者认为，儒学传统在今天的现实意义应当主要体现在道德、教育、修身养性等方面，而不是社会制度建设方面。这也是今天许多提倡儒学复兴的人从价值关怀角度出发的一种原因吧？从这个角度说，余英时的观点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比如他的“游魂”说就有些偏激，因为从价值关怀的角度来看，儒学的现代意义绝不应当低估！不过，我们虽然赞同从道德、教育或修身等方面来理解儒学传统的现代意义，但同时认为这远远不够，我们有必要从更全面的角度来理解其现代意义，包括制度建设及社会政治需要的角度。如果确如余先生所言，儒学传统今天已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现实基础，那么2我们就不仅面临着一个如何正确定位儒学的现实功能的课题，其中也包含着明确儒学的局限性，搞清儒学传统中不符合现代性需求的内容。但我们似乎感觉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儒学社会政治学说的核心内容是圣贤治国，坚持“为政在人”，主张“任贤使能”，其精神实质是把道德完善的君子是否在位当作治国安邦的决定性因素。从今天的角度说，这一理想虽不可能完全得到实施，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现实意义。因为即使是民主政治也需要政治人物的道德示范效应，要不然克林顿怎么会因莱温斯基事件而受谴责；即便是再完美的法律也受人为因素的左右，受社会风气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儒学社会政治学说主张通过任贤使能来移风易俗，达到“正人心而后正天下”，这种思想即使在民主、法治的现代社会也是必不可少的。从制度建设的立场来看，儒学应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思考其积极意义：（1）从意识形态方面讲，儒学传统的现代使命之一是为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提供文化价值理想。儒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周易上说的那句话，即“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儒学历来主张一个理想的社会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社会，孔子用了“为己”这个词，而中庸、孟子则用了“尽性”这个表述方式，讲的都是同一个思想。这种理想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指人的全面发展，包括潜能的发挥、个性的自由、人性的解放等。这个理想是与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相通，它充分证明儒学传统与现代社会需要在文化价值理念上是一致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压迫下失去了自身的理念，今天中国文化复兴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但是这个理想又不可能是某种人为想出来的新东西，必须符合时代潮流与现代性的要求，我认为这个理想我已经在儒学传统中找到了。（2）从社会制度建设方面讲，儒学作为一种精神价值传统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社3会空间的理性化与自治。这里的社会空间，指一切非官方的，或有官方性质但由社会力量经营和管理的机构、团体或实体，包括学校、公司、企业、大众传媒、社会集团、出版社、团体、协会等等。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道统与政统之争，它表现为儒法之争，王道与霸道之争；表现为官民之争，黎民百姓与官僚集团的利益之争，表现为公天下与家天下之争，等等。在这一斗争中，儒学代表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但是古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结构决定了，并不存在一个黑格尔所说家庭之上、官府之下的社会中间层，后者是欧洲中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的“市民社会”。这样的社会中间层在古代中国特定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生产力条件下是不可能形成的，但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演化，这样的社会空间在今天的中国正逐步成型，并逐渐扮演一个强大的制衡官方势力的社会力量。这股力量能否自身理性化发展，是决定未来中国社会基本趋向的重要因素。如果说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是通过政教合一的方式发挥其制衡官府作用的话，那么未来我预计它可以并主要地是通过渗透进社会空间中去来发挥这方面的作用的。（3）在政治制度方面，儒学的基本政治思想，如“任贤使能”， “为政以德”， “正名”、教育为本，移风易俗等思想无疑也仍然有其积极意义。这一点尤其重要，长期以来有一个重要的思想误区，即把民主政治与儒学的圣贤治国理想当作分属于两个互不相容的东西来对待，认为二者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其实圣贤治国或者说，“任贤使能”作为一种政治原则与民主政治体制是两个不同层面并能够互补共存的。前者属于政治原则方面，后者属于政治制度方面；不同历史时代的政治制度可以变化，比如从君主制度到民主制度，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任贤使能都是需要的，如果有圣人出世当然更好。也就是说， “任贤使能”不会、也不应当因为民主政治的诞生而失去其现实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说，民主选举也是确保能够4任贤使能的一种手段。任贤使能超然于现实的政治制度而普遍有效，无论是民主社会还是君主社会，都需要它。二有些学者以为， “任贤使能”与民主的理念是不相符的。因为民主的基本精神是多数人统治，而任贤使能的基本精神是精英统治；民主意味着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来选举领导人，而“任贤使能”导致古代帝王们通过征辟、推举以及科举的方式为国家选拔官员；因此民主观念与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相一致，而任贤使能的观念与古代的世袭君主政治制度相一致。这种看法虽然十分流行，然而它却是错误的。首先，我承认民主与任贤使能代表两种不同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立的理念。但是这没有什么稀奇，正因为不一样才需要互补。说任贤使能原则与征辟、推举乃至科举制度相一致固可，但要说它与君主制度相一致就完全错了。任贤使能不仅与民主的精神不一致，也与君主制度的精神不一致。我们都知道君主制度的精神实质是世袭，是家天下；而任贤使能的精神实质是用人唯贤，是公天下。如果儒家严格、彻底地沿着它的任贤使能原则走下去，就应当追求公天下而不是家天下，并且反对君权世袭。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它却不得不去适应君主制度。这是因为任贤使能毕竟只是一种理想，一种原则，而没有真正有效的可操作性。儒学的入世精神决定了，它一方面不得不适应与其基本理念不一致的君主制，但是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公天下”的精神和任贤使能的原则来抗衡君权，消弭君主制度的消极后果。这充分说明儒学本身是把政治理想与现实选择这二者相对区分开来的。与此同样的道理，今天儒学同样需要一方面接受一个与其基本理念不一致的民主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其精英政治的原则来抗衡民主的“暴政”，消弭民主制度的消极后果。君主制度也罢，民主制度也罢，都是相应于特定的社会现实条件，特别是社5会经济基础及生产关系结构而产生的，也都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严重局限性，古人选择君主制度是出于“无奈”，就像今人选择民主制度是出于“无奈”一样。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化运动，导致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误以为民主制度是普遍适用于一切历史时代的理想制度，于是他们由此出发，错误地把“孔子没有认识到民主”当作是孔子和儒学的一个“缺陷”，这个错误早就应当纠正过来了。至于由任贤使能精神所导致的中国古代官员选拔制度，如今已被中外学者普遍承认，它为现代文官制度的确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最发达国家，国家公务人员的选拔也仍然普遍采取与之类似的方式。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人们往往以为人类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着”的，从古代到现代，人类社会制度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文明。其实这种观点 20 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早就已经被批得体无完肤了。大家看看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就会略知一二。我们想指出的是，社会制度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基础上的，民主制度也罢，君主制度也罢，都只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才有效的。当社会条件不具备时，有些在我们看来代表“进步”和“文明”的制度也许只能起反动或倒退的作用。民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说民主制度可能变成反动和倒退的东西，这是因为民主政治的产生有一系列横向的现实条件和纵向的历史条件；在此条件尚未到来的情况下，即使是再高明的思想家也不可能把民主当作政治制度的理想。所谓横向的现实条件包括：（1）血缘纽带的冲破；（2）公共领域的形成；（3）公民社会的诞生。我们看到，在以农业为主、血缘纽带成为社会经济乃至政治生活中最主要的整合方式的情况下，人类没有哪一个文明曾经获得过真正民主的政治制度。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严格说来是一个现代概念，但在古希腊的雅典等城邦也并非不存在，它是在血缘纽带被6商业贸易和新型的社会交往冲破后产生的社会舆论领域，其核心是人从过去的“家族中人”演变成独立的个人。民主是在公共舆论领域以制度化的方式形成之后产生的。但是在血缘纽带是最主要的社会整合力量的情况下，那种超出于家族之上的公共舆论领域不可能以常规的形式出现于政治舞台。那么，公共领域如何以常规形式出现呢？那就是：人与人之间以超出家族的形式联合成为一个个经济实体或其它实体，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种形式的公共生活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成为国家生活中最强有力的力量。这种家族之上、国家之下的实体，公元16 世纪以来常被称之为“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市民社会的诞生以“自由人”的出现为前提，自由人（公民）的首要含义就是指冲破了血缘纽带的人。在古希腊的雅典等城邦，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血缘纽带被商业贸易的发展冲破，全体人被划分成公民和奴隶，于是一个正式形成了的“市民社会”成为民主政治的温床，其中公民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相反，在血缘纽带没有被完全冲破、市民社会尚未正式形成的斯巴达等其它希腊城邦，则没有出现民主政体。至于现代西方市民社会如何经历极其漫长的岁月和曲折道路而形成，这里就不多谈了。所谓民主产生的纵向历史条件是指：（1）从农业经济向商业经济的过渡。血缘纽带的冲破不可能是少数人主观愿望的产物，而是客观历史趋势特别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当这种历史趋势没有形成时，人们自然不可能把打破血缘纽带当作社会变革的理想。今天看来，这种历史趋势的形成应当归因于从农业经济向商业经济的过渡，而后者又不是某些人空想的产物，而是与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特定历史因素相关联。 （2）交通工具或者信息传播工具的发达。民主政治需要奔走游说，当交通工具和舆论传播工具不发达时，选举的程序不可能有效进行下去。在一个庞大的古代中央帝国里，一个候选人也许需要花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跑遍7所有选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指望能通过真正能体现民意的选举程序来决定国家的政治。 （3）新型公共权威的形成。民主需要文化基础，具体说来就是人们在心理上对新型公共权威的普遍认同，而这种认同往往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当认同不好的时候，民主可以演变成不同族群之间血腥的相互残杀，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及今天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屡见不鲜。因此，当认同民主权威所需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认同其它权威（比如“女王”、 “天皇”、 “皇帝”、 “法老”等权威）时，认同后者未必不是明智的选择。因此，即使在血缘纽带已经冲破，但是在人们普遍存在着对于新型公共权威的认同危机的情况下，民主制度也难以真正形成。我们不妨设想，当血缘纽带没有被完全冲破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整合主要采取家族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可能的公共舆论领域，都只是服务于家族需要的工具，而不可能具有自己的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必将成为少数大家族之间你死我活较量的战场，而不可能体现公意。不仅如此，由于交通工具和信息传播工具的不发达，一个君主就是花几十年时间也难以走遍中国所有地区，他如何能够到处奔走游说，而民意又如何能得到有效地集中和反馈？选举的程序如何能有效地进行？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我们也可以得出，君主制是古代士大夫唯一可以设想的政治制度安排。因为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