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生产的逻辑

1空间生产的逻辑摘要：空间曾一度遭到社会理论的漠视，在经典社会学理论中只隐隐约约出现过关于空间的片段论述，而齐美尔的观点是其中最为深刻的。在列斐伏尔的努力之下，空间才成为当代理论界的一个重要主题。列斐伏尔详尽地阐述了空间的社会性以及空间生产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并且还指出了空间的功能、类型和三个不同的层面。在列斐伏尔之后，福柯、布迪厄、吉登斯以及哈维和苏贾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空间问题展开论述，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空间理论。 关键词：空间；空间的生产；社会空间辩证法；列斐伏尔 一、空间的缺失和凸现：背景与原因 很长一段时间，空间都未能进入社会学思想的核心。在社会科学等领域里，一种执著的历史决定论掩盖了隐蔽的空间化，使得这种空间化近乎完全处于以后五十年批判性质疑的视野之外。厄里(Urry)叹息道：“从某些方面来看，20 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也就是时间和空间观念奇怪的缺失的历史。 ”在历史决定论的现代性视野中，空间似乎比时间遭受更大的不幸，诚如福柯所言：“空间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 ”在经典社会理论当中，哈维认为， “马克思、马歇尔、韦伯和涂尔干均具有以下的相同点：他们在考虑时间、历史与空间、地理的问题时，总是优先考虑前者，而认为后者是无关紧要的，往往视空间和地理为不便的语境和历史行为发生的地点。 ” 但如果说空间问题在三十年前完全受到忽视，那也未免有失公允。在早期大部分社会学家的著作中，空间虽并不是专门的研究对象，但它却始终在社会学著作2中忽隐忽现，从马克思、涂尔干和齐美尔等人的作品里，我们都可以体会到社会理论和空间的联系。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积累是怎样建立在时间对空间的消除的基础上，而这又如何进一步产生了农业、工业和人口方面在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令人惊奇的转型。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里指出空间的社会意义，“特定社会的每一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各种空间表现会如实折射出主导性的社会组织模式”。齐美尔是对空间最具有洞察力的经典理论家，他的论文空间社会学(1903)是探讨空间议题的最早文献。在齐美尔看来，空间是社会互动的形式，人们之间心灵的互动填满了空间，并把空间变得有生机和有意义。齐美尔还指出空间形式的五个基本品质：空间的排他性、空间的分割性、空间的固定化、空间的接近和远离、空间的制约性和流动性。 然而，到 20 世纪后半叶，社会理论发生了一个重要的空间转向，空间成为了一个主要的议题，学者们开始把以前给予时间和历史的青睐，纷纷转移到空间上来。詹明信在讨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时说：“我们的历史性在衰退，我们以某种积极方式体验历史的生动可能性正在衰退”；相反，我们的文化成了一种“日益受到空间和空间逻辑支配”的文化。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什么空间只是到了 20 世纪后半叶才得到各种详细的发掘和探索?福柯认为，社会理论的空间化可归因于哲学观念的转变、时空体验的转型、学科从分工到整合。而列斐伏尔的开创性研究，则对空间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二、列斐伏尔与“空间的生产” 1社会空间辩证法：从空间中的生产到空间本身的生产 列斐伏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奠基人。但在 20 世纪370、80 年代以后，他的思想发生了一次意味深长的转变：他把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翻转成一种“社会空间辩证法”。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其核心而言只探讨时间，讨论剩余价值的榨取和流通，而忽略了商品世界既存在于时间之中，也存在于空间之中。进而他宣称，辩证法既是时间性的也是空间性的。1974 年列斐伏尔发表了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书，详细论述了“空间辩证法”的展开过程。 列斐伏尔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将空间和地理的分析带进马克思主义中。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的一面，使得人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纯粹时间的魔力中解放出来。并不是只有以时间解放为主题的历史神学，空间本身积极地参与了整个商品的生产过程，同时，更重要地也参与了历史进程。列斐伏尔呼吁：“我们再也不能把空间构想成某种消极被动的东西或空洞无物了，也不能把它构想成类似产品那样的现有之物，空间这个概念不能被孤立起来或处于静止状。 ”在马克思那里，生产主要指的是物质生产，而空间通常被当作是物质生产的器皿和媒介。列斐伏尔则认为， “空间作为一种互动性的或者追溯性质的产物，它介入于自我生产之中，就其生产性地位作用而言，并作为一个生产者，空间(或好或坏地被组织起来的)成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一文中，列斐伏尔指出： 空间的生产，在概念上与实际上是最近才出现的，主要是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今日。对生产的分析显示我们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producfion of space)。 2空间意识形态：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反思 4一些评论家认为，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促使我们思考和探索空间生产的社会因素，并形成了城市空间研究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列斐伏尔摆脱了空间是空洞和静止的观念，认为空间是具有社会性的， “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因此，列斐伏尔断言， “(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品”，在他看来。空间的生产就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但是，社会空间总是社会的产物“这个事实却未获认知，社会以为他们接受与转变的乃是自然空间”。为了更清楚地了解空间生产的真相，列斐伏尔对空间的生产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反思。 空间作为一种社会产物，并不是指某种特定的产品，而是一束关系，是一个政治过程，列斐伏尔说， “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因而，空间的形成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是一个各种利益奋力角逐的产物，受到各种利益群体的制约与权衡。列斐伏尔进而分析道： 如今看起来空间是政治的。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地，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假如空间的内容有一种中立的、非利益的气氛，因而看起来是“纯粹”形式的、理性抽象的缩影，则正是因为它已经被占用了，并且成为地景中不留痕迹之昔日过程的焦点。 可见，在列斐伏尔笔下，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它主要是政治经济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空间被用来生产剩余价值，与空间相关的一切，都成为了生产剩余价值的中介和手段。列斐伏尔强调，现代经济的规划倾向于成为空间的规划，人们现在通过生产空间来逐利，这样，空间就成为利益争夺的焦点，“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都纳入了生产力与产物之中。都市结构挟其沟通与交换的多重网络，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城市及其各种设施(港口、火车站等)乃5是资本的一部分”。城市规划则成了列斐伏尔用来分析空间使用的政治学意义的重要案例。 他这样写道， “20 世纪 60 年代的城市规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一种巨大而且帷幕重重的操作。以一种令人怀疑的科学追求着它的目标和客观性城市规划显然是各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某种混合”。列斐伏尔认为，城市规划的设计者正置身于主导性空间之中，对空间加以排列和归类，以便为特定的阶级效劳。他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比“城市化”、特别是设计者在卓有成效地拥护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更为矛盾重重了。 3空间的功能、类型与空间的三性 列斐伏尔不仅揭示出了空间生产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原因，还指出了空间的功能与类型。他总结了资本主义空间的种种功能：空间是一种生产资料，利用空间如同利用机器一样；空间是一种消费对象，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在生产中被消费；空间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阶级斗争介入了空间的生产。因此，社会空间被列为生产力与生产资料、列为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特别是其再生产的一部分。列斐伏尔还运用不同的概念建构了社会空间的类型学，如绝对空间(absolute space)、抽象空间(abstract space)、矛盾空间和差异空间(differential space)。 在列斐伏尔的空间概念中，它包含了三个层面，即空间的三重性：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这三个层面是三位一体的，列斐伏尔赋予这三个方面的特征是体验的、感知的和想象的。 “空间实践”指的是发生在空间并跨越空间的相互作用，是作为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基本过程的一部分，它首先是人的活动的成果，表现为可感知的物理意义上的环境；“空间的表征”是一个概念化的空间，是科学家、6规划者、城市主义者、技术官僚和社会工程师的空间；“表征的空间”指被图形与符号以及生活在空间里的人们赋予生命力的空间。这些图形与符号的作者艺术家、作家和哲学家以叙事的手法表现了一个空间。它不仅是居住者和使用者的空间，也是一些艺术家(也许还包括一些不仅仅是想描述空间的作家和哲学家)的空间。 三、列斐伏尔之后：空间、权力、资本与阶级 在列斐伏尔的努力之下，空间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空间生产的理论也在各个学科领域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当然也引起了一些批评。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暂且把列斐伏尔之后的空间研究归纳为以下三种不同的路径： 1以福柯、布迪厄和吉登斯为代表的后现代社会学对空间的论述 在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发表后不久，福柯作了地理学问题的访谈，阐释了他的空间思想。与列斐伏尔不同，福柯致力于考察权力和知识的空间化趋势，并更多地将空间和个体关系作为讨论的重心，但他并不力图表明这种关系之间的辩证法。福柯是从政治的角度，从统治技术的角度来谈空间和人的关系，即权力是如何借助空间而发挥作用，而空间又是如何展开它自身特有的权力实践。他的规训与惩罚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经典论述。福柯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纪律社会，而空间成为权力运作的重要场所或媒介，空间是权力实践的重要机制(如学校、军营、工厂、医院)，空间既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同时也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 布迪厄对空间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厘清了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之间的关联以及空间与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在对卡比尔人的住宅研究中发现了空间的重要性。通过对住宅布局和空间象征意义的研究，他认为空间中的事物或场所的客观化意义只有通过按一定图式予以结构化的实践活动才能完整地显示出来，而实践7活动的结构化所依循的图式又是根据这些事物或场所来组织的。布迪厄有关社会空间的论述是与他的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资本、惯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空间就是一个关系的体系，空间的距离与社会的距离相符。行动者主要是依据他们拥有的资本总量和拥有的资本结构(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的比重)被划分进不同的社会空间，这些论点在其重要著作区隔中得到体现。 如果说布迪厄是从实践和符号的角度阐述其空间理论的，那么吉登斯则是从权力与互动的角度切入空间议题。吉登斯在其结构化理论中把时间和空间放在了核心的位置，他致力于围绕社会系统在时空延伸方面的构成方式来建构理论体系。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他借鉴了赫格斯特兰德的时间地理学和戈夫曼的戏剧论，并发展出了许多与空间相关的概念，如区域化、脱域(disembeding)、场所、共同在场和在场可得性等，他试图以这些概念辨识出社会互动在空间结构下如何以不同的形式延展并改变社会的资源分配结构和运行机制，同时将时间一空间关系直接与权力的产生和统治结构的再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 2以卡斯特、哈维和戈特德纳为代表的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 新城市社会学区别于传统城市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更加关注将“空间、阶级、性别与种族歧视等元素包含在都市发展研究之中”。曼努尔·卡斯特(Castells,M)的城市社会学就是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