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案例分析

从群体性事件来看公共危机管理以马鞍山 611 事件为例引文“群体性事件”绝对算得上是近年来网络上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条之一，每次它的出现无不激荡着闻者的心绪，挑动着当政者最敏感脆弱的神经。全国每天都有多起群体性事件发生，其数量之巨、发展势头之迅猛，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它的影响十分可观，近年来各地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相当频繁、接踵而至，造成全国影响的也有多起，包括嘉禾强制拆迁事件、吉林市石化爆炸事件、阳澄湖大闸蟹致癌事件、海南毒香蕉事件、雪灾、三亚西宁及重庆等地的出租车罢运事件、上访事件、云南上海警民冲突事件、警察打死大学生事件、海南东方市感城镇村民打砸烧镇政府和派出所事件、海南东方市感城镇感镇村和宝山村两村村民斗殴致死伤的群体性事件、三亚系列公共危机事件、会宁警民冲突事件、巴中公交车司机停运事件、南康征税事件、郑州民办教师集体上访事件、飙车撞飞行人、火车相撞、公交车爆炸事件、上海楼房倒塌等。以短期论，当前经济危机阴影尚未驱散，又逢建党 90 周年之际；以长期言，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为建立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亟需缓释社会积怨，减少群体性冲突。因此，现在有必要直面现实，对群体性事件作出深入的检省与思考。事件始末这里我们以马鞍山 611 事件为例来分析一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应对，以及我国现阶段公共管理的问题和赶紧措施。选取这样一个案例的用意，或多或少是因为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上都距离我们较近，对我个人而言，此事发生不久我去过该地，对于当时的情况亲友都有所告知，在信息获取的渠道方面可能会较为方便和全面。对于此事件的资料情况，众说纷纭，我们可以发现在现存的几个版本中描述可以窥知一二。一、事件起因说法一 6 月 11 日 18 时 40 分，马鞍山市花山区旅游局局长汪国庆开车行至湖北东路大润发卖场附近，中学生行人胡某不小心刮蹭到局长的车，局长下车后动手打了胡某，引起周围人的不满。围观的人数从几个、十几个，迅速升至几百、几千，整个大街堵得水泄不通，将这位局长大人和一位女士堵在轿车内，不能离去。最后不得不“请来”马鞍山市委书记和市长及几百名防暴警察帮他解围，开出的条件是，他这位局长的乌纱帽当场被撸去，还得被拘留关进看守所。说法二 傍晚六点左右，马鞍山市某局长及一女子驾车驶到天润发路口时，由于车速太快撞到一位中学生，局长下车后不但不关心受伤者的伤情，还在那名女子的怂恿下大打出手，将那名中学生的眼眶打裂，满脸鲜血，在场围观的群众非常愤慨，要求局长赔礼道歉，局长不但不道歉，反而出口伤人，并且想开车走人。围观的群众将其拦下不让其走。僵持许久围观的人群越积越多，了解实情之后都极为气愤，一致要求局长下车道歉，可是局长自认位高权重，平时作威作福惯了，根本不把群众放在眼里，发动车就想冲，见人多冲不出去就躲在车里打电话求救，不一会来了几十个警察过来保护着这位局长大人，将其送入警车准备撤离现场。群众被一幕给激怒了，他们将警车也围了起来用他们的身体筑起了一道人肉盾牌。 警察围在车外阻挡群众将局长拉下车，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起码有上千人，群众的怒气被进一步的激化，在焦灼中群众试着冲击警车，有的向其投掷矿泉水瓶有的试图推警车，大概僵持了两个小时。说法三 在我途径事发现场的时候，是 8 点多，那时候围观群众还不是很多，但警车却多达 10 多辆，警员目测至少也有五，六十号人。而且道路也已经被封锁，一辆警车被近 20 名警员包围，其外围大概有 20 来个情绪比较激动的群众封堵着。 （剩下的更多的是不明真相和想知道真相的旁观群众）我当时第一感触就是，为什么这么多警员在这，却没有一个人对群众进行劝解，后经观察，在四周还有几十号警察，他们的表情都是一种漠然，三五结群的在一起，对于身边发生的事他们显得是那么的“无助”和事不关己。 （这点我想特别强调下，在我目睹这起事件的过程中，至少有 10 几个警员也和我们是站在同一个“立场” ，把自己当成局外人，几个小时一直都是在街边看“热闹” ） 。随着时间的推移，围观群众越来越多，警员也不断在增加，事态的发展也在不断升级，已经有群众出现暴躁的情绪，开始呼喊着，推挤着要把警车推翻（因为当事人在警车上） ，更有无端人士，开始向警车投掷矿泉水，抢夺警员帽子。而直到 9 点多，还未出现一个相关领导到现场进行协调和处理。临近 10 点，花山区的主要领导才亲临现场，在外围进行喊话，各负责人向群众做思想工作。10 点多一点的时候，花山区区委书记杨勇义在一辆警车上喊话，表明自己的身份和公布当事人的身份（花山区旅游局负责人汪国庆）并公布了花山区紧急会议作出的对汪国庆的处罚决定。 （这番喊话其实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因为其是在外围的警车上喊话，那时候由于人多，能听到的群众也只集中在那辆警车周围的少部分群众，而包围当事人的群众压根就听不到）喊话结束后，除了少部分听到喊话的群众鼓掌叫好外，包围当事人的群众又开始了推挤和投掷，事态没有得到半点缓解。在过后不久，我看到了市委书记郑为民来到了外围，他到一旁拿出一张纸，在一辆车旁俯身写些什么，然后拿起一个扩音器，直接进入包围圈，站上被包围的警车，开始了喊话。在郑书记喊话的过程中，旁边不时的有人投掷矿泉水，他的喊话声音由于扩音器的原因（中途有人上去帮他换了一个） ，传的并不是很远，具体内容我也没听清，但从他挥舞的手势上看，他做出了当地政府最高级别的表态。喊话结束后，郑书记不知道什么原因，离开了现场，他紧急征用了旁边的延平文化，和市长周春雨，公安局长李群在延平内紧急商讨下一步处理意见。（这段场景我有幸目睹，并进行了现场拍摄）从他们的表现我已经明白了，下一步就是出动武警了（之前出动了消防官兵，已经是个先兆了） 。从以上材料可以获知，事件大致是一名局长开车过失撞到两名学生，该局长不仅不赔偿道歉反而动手打人，气焰十分嚣张，结果被围观群众困在车内，不得不惊动市领导和警察力量解围，而后该局长被撤职拘留。二、事件结果和后续报道事情发生后，旅游局局长打人事件迅速登上了各大网站，记者在马鞍山 OK论坛上看见，在短短不到 24 小时的时间里，该论坛“OK”聊吧中，竟然已经出现了 24 个帖子讨论当晚发生的事件，网友们直接称这起事件为“马鞍山6·11 事件” 。有的网友则连夜整理现场图片和视频上传到网上，网友们纷纷跟帖发表自己的看法。网友“心似莲花开”上传了一段当晚的现场视频。该网友发帖名为非常敬佩这个在大润发现场喊话的领导 。记者看见，在这段 3 分14 秒的视频中，马鞍山市委书记郑为文站在警车上，高举着扩音喇叭说：“我们会全力以赴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坚决惩治肇事者，你们可以看市委市政府的行动，如果处理得不到位，你们来找我。 ”三分多钟的现场视频中，围观群众至少爆发出了 10 余次欢呼，为市委书记的承诺叫好。网友跟帖长达十页，不少网友对市委书记在现场作出的表态感到满意。其中，网友“上山砍柴”跟帖说：“非常赞同！人民就需要这样有气魄、敢担当的好干部。 ”记者就花山区旅游局局长汪国庆抽打一中学生耳光的事，来到花山区区委区政府采访。记者先来到同在一个大院内位于政府大楼后的旅游局采访。上班时间，旅游局的铁大门是紧闭的。记者敲门，半天有一女工作人员开了门。当了解到记者来意后，她表示歉意，答复说局长今天(6 月 12 日) 没来上班，对于昨晚发生的事，她让记者去区委宣传部了解。记者随后来到花山区委宣传部，宣传部负责接待媒体的负责人袁德琴告诉记者，当晚发生事件后不久，他们区委领导基本都已赶到现场。 “在围观群众陆续散去时，已是今日凌晨，我们区委常委在现场开办公会，落实了市委书记的决定，讨论免去了汪国庆旅游局长职务。 ”袁德琴说，他们当夜还成立了“6·11”事件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区委书记杨勇义任第一组长，区长周正忍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四个工作组，分别为事件工作组、事件调查组、信访维稳组和宣传接待组。 ”据了解，会议结束时已是昨日凌晨三时左右，领导小组还派工作人员去被打小孩的家中安抚慰问。从事件的后续发展和影响来看，该事件的处理方式和结果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区委书记的承诺最终兑现表明了至少是在此事上政府成功维护了人民的利益，惩治了政府官员中的“蛀虫” ，疏散了围观群众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案例分析先来看看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和相关信息。“群体性事件” ，目前的界定仍然有争议，但一般认为是指具有某些共同利益的群体，为了实现某一目的，采取静坐、冲击、游行、集合等方式向党政机关施加压力，出现破坏公私财物、危害人身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的事件，可分为群体性暴力事件和群体性非暴力事件。从性质上来说，当前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都是对权利和权益的诉求，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由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而产生的，并不是要推翻国家政权和现行社会制度。它的矛头指向一般不是国家、政府高层，而是针对社会上和基层的种种不公正的现象，它的产生也是以对党和国家的信赖为基本前提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表明了人们权利意识的加强和对政府的信赖。面对群体性事件，堵不如疏 。2000 年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增多，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成为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突出问题，成为各级党政机关亟需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一方面，要从理论上承认群体性事件是利益纷争，就必须认可那些群众都是有血有肉的公民，他们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其诉求不过是为了生存。另一方面，现在有那么“群众意见很大”就不再是个别地域性的问题，而逐渐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再来说说从马鞍山 611 事件得到的启示。从事件起因我们看到事件的深层原因来自官本位思想，来自官员普遍的专横跋扈，权力自肥，不得人心。平时人们没有机会宣泄不满，没有由头排遣愤怒，更对自己领导的霸道和特权敢怒不敢言，此时局长的犯众怒成了点燃干柴的火种，导致了自发的，没有组织的群体事件。其实全国类似事件频度和强度都有增无减，并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就是腐败、不公、分化种下的恶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总会给人们比事件本身更长远、更深刻的教训，基于此，需要有针对性地革除事件显现的深层次制度积弊，并推而广之；更需要探索减少大规模群体性冲突、预防冲突升至对抗的机制，求和谐社会之实。前者，意味着群体性事件的解决绝不能满足于权宜之计。政治家愿妥协、善协商、能对话，但更是重承诺，必须于治标之后立足治本，通过履行承诺、触及根本的制度改革和创新，解决关乎群众长远利益的重大问题，重建政府公信力。 后者，意味着执政方式的改进和民主对话机制的构建。中国现阶段出现的各类群体性事件，不仅凸显了社会转轨时期的特征，而且或多或少与政府公权力使用不当、缺乏监督相关，改进执政方式、提升执政能力已经迫在眉睫。在此过程中，应当推进民主进程，发挥人大和政协应有的作用，建立更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并通过工会、妇联等社会组织及其他非政府组织拓展有效的民意渠道，确保民意表达与对话。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虽各有原因，发展进程及规模也并不一样，却存有某些共性：事情往往起因于单一事件，有时仅是一起治安或者刑事案，却因政府工作人员漠视当事人基本权利，处理粗暴，致使民怨沸腾，对抗升级；一旦事态急剧扩大，则民生问题与司法公正问题交织纠结；基层政府此时极易举措失当，擅用警力，进而封锁信息，其结果当然是抽刀断水，公信力尽失虽然每一起群体性事件总会平息，但不同的处置手段和持续时间意味着不同的社会政治代价，最终检验着领导者的能力和“执政为民”的诚意，并为政府的公信力留下长久的印记。从马鞍山 611 事件可以看出，举凡对群体性事件处理较好的当政者，均能做到公开透明，舆论自由，特别尊重媒体监督的权利；而钳制舆情不仅招致民众反感，更因信息封锁在互联网时代的无效性引致流言丛生，真相难辨，几乎必然地激发或扩大群体性冲突，这一点两年前的贵州“瓮安事件”给了我们最好的例证。还可以看出，迷信和滥用警力容易火上浇油，反而激起暴力对抗，纵强行平息事件也会留下巨大后患；而在法律的框架下展开对话协商，政府态度包容勇于担责，则大大有助于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