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六大看点和十大亮点解读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六大看点解读自宪法有规定以来部门法首现人权规定此次提交大会审议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在总则中明确写入“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保障问题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的时候还没有规定。现在规定进去是很大的亮点。”多次参与刑诉法草案修订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表示。“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王兆国说，刑事诉讼法在程序设置和具体规定中都贯彻了这一宪法原则。刑诉法是一部直接关系公民权益和基本权利的刑事诉讼法律，决定公民的生命、财产、自由等基本权利。“这是宪法有规定以来，我国部门法第一次有了人权规定。”陈光中说，“规定这几个字，不仅有宣示性，也有指导性意义，意味着在惩罚犯罪的同时，要尊重和保障人权。”防止刑讯逼供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冤错案让人们对刑讯逼供深恶痛绝。但刑事司法面临很大的破案社会压力，刑诉法修订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防止和遏制刑讯逼供。”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汪建成说。修正案草案在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严禁刑讯逼供的基础上，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同时，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标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陈光中认为，这次修法对非法证据排除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都进行了明确规定，是很大的进步。从制度上防止和遏制刑讯逼供及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提供保障。汪建成认为，过去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执行得不好，就是因为非法取得的口供可以作为证据。“因此，此次修法重点放在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上，而且还规定了严密的、严格的证据收集程序。这会对遏制刑讯逼供起到重要作用。”明确逮捕条件严格限制不通知家属“不通知”家属的情形一直备受关注。根据现行刑诉法规定，拘留、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 24 小时以内通知家属。其中“有碍侦查”情形的界限比较模糊。“在审议过程中，我们采纳社会各界意见，对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条件作出几次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修正案草案提请首次审议时，规定两种情形可不通知家属：无法通知和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做这一修改的本意是要用更为明确具体的条件，来严格限定不通知家属的情形。但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后，产生一些误读，反而被理解为增加了不通知的情形。”对此，二审稿进一步做了限定。“二审稿通过后，有意见认为步子还可以迈得大些。”法工委有关负责人说。鉴于此，此次提请大会审议的修正案草案明确规定，采取逮捕和指定监视居住措施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都应当通知家属。同时，缩小了拘留后因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范围。死刑复核更慎重落实“少杀、慎杀”原则为体现适用死刑的慎重，进一步保证死刑复核案件的质量，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可以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北京法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昊认为，从立法规定上看，死刑复核程序过去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带有一定行政化色彩，缺乏公开性、透明性，为保证这类案件的质量，避免错杀，落实“少杀、慎杀”的原则，完全有必要增加这样的规定。“上述修改，完善了死刑复核程序，为加强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监督提供了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说。辩护律师介入提前涉嫌伪证需异地侦办根据现行刑诉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只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只有到了审查起诉、审判阶段，才可以委托辩护人。“考虑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享有辩护权，修正案草案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法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对于这一改动，刘昊律师表示，这意味着在侦查阶段，律师的身份由“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转为“辩护人”。“律师在这一阶段除进行从前规定的会见、提供法律咨询、代为申诉控告等工作以外，还可以行使调查取证和提出辩护意见的权利。”刘昊说。修正案草案还完善了律师会见程序。根据我国律师法规定，律师凭借“三证”就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同现行刑诉法规定不一致，引发过争议。“经同有关方面反复研究认为，在刑事诉讼法中应当吸收律师法的相关规定，但对于极少数案件，从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实际情况考虑，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事先经侦查机关许可是必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说。据此，修正案草案规定“三类案件”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这既解决了与律师法有关规定的衔接问题，保证了法律和司法的统一，同时解决了侦查工作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法工委有关负责人说。此外，修正案草案还规定，律师涉嫌辩护人伪证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审慎把握刑事和解防止“花钱买刑”我国现行刑诉法对自诉案件的和解作了规定。这次修改又将部分公诉案件纳入和解程序。“将部分公诉案件纳入和解程序，适当扩大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同时，考虑到公诉案件的国家追诉性质和刑罚的严肃性，防止出现新的不公正，对建立这一新的诉讼制度宜审慎把握，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也不能过大。”全国人大法工委有关负责人说。修正案草案规定，公诉案件适用和解程序的范围为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故意犯罪案件，以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这一程序。修正案同时规定，对于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有人提出，这是否意味着可以“花钱买刑”。陈光中教授认为，制度不是一点没有弊端，但是修正案草案规定的适用范围很窄，比较严格，而且必须出于双方自愿。“鼓励犯罪人道歉赔偿，可以更好地保障被害人权益，使其得到更多赔偿。这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十大亮点盘点3 月 8 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请人代会审议。研阅这份修正案草案，人们发现，在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等诸多方面，草案充分体现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宪法原则。突出保障基本人权“尊重和保障人权”首次写入总则，平衡公权私权辜胜阻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修正案草案吸收了前一阶段社会各界提出的部分意见建议，做出了适当的调整和补充，其中“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入法引人注目。保护人权是宪法中非常重要的法律理念，刑诉法修改充分体现了这一重要理念，在惩治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关系方面处理得很好。草案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总则第二条，突出保障基本人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重要性，并在多项具体规定中贯彻这一原则。草案提出的上述规定将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和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能有效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证公民的诉讼权利。另外，草案引入了律师法的众多内容，在刑事诉讼中，公权一直是强势，私权是弱势，上述规定让公权退了一步，让私权进了一步，“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得到进一步体现。“不通知家属”受严限 最大限度平衡“通知家属”与“侦查需要”间的矛盾周光权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采取强制措施客观上会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及时通知家属是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是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修正案草案删除了逮捕后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情形，增加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家属的规定，严格限制拘留后不通知家属的范围，并规定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之后应立即通知家属。这是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是刑事诉讼立法上的重大进步，这一变化最大限度平衡了“通知家属”与“侦查需要”之间的矛盾。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恐怖活动的犯罪嫌疑人在被拘留时，有关证据尚未查清，出于侦查需要，对相关工作的确需要保密，此时通知被告人家属，可能确实有碍侦查，因此，修正案规定了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草案还规定：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一律通知家属。辩护律师提前介入加强被告人、嫌疑人的权利保护，增强辩控双方的对抗性李明蓉代表(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修正案草案规定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可委托辩护人。而现行刑诉法则规定，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可委托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提供法律帮助”和“辩护人”大不一样。犯罪嫌疑人可在侦查阶段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这实质上是把过去法律上规定的审查起诉中在检察院阶段能请辩护人，推进到在侦查阶段也可请，加强了被告人、嫌疑人的权利保护，增强辩控双方的对抗性，为律师在诉讼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法律根据。本次修改把律师会见要经过批准的案件只限于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和特别重大的贿赂犯罪这 3 种案件上，用列举方式明确了律师会见当事人需批准的情况，增强了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修改有助于公安、检察机关调整和转换侦查重点，变“由供到证”为“由证到供”，提高侦破水平。律师办案不再“三难”与律师法较好衔接，有助于检察机关兼听则明许智慧代表(北京鼎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修正案草案较充分地吸收了律师法的修订成果，律师法实施中遇到的和原有刑诉法不一致的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较好地保护了律师的职业权利，体现了法律保护人权的精神。实践中，因刑诉无相关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常被侦查机关以“本案涉及国家机密不能会见”等为由而拒绝。修正案草案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48 小时。”“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些规定有利于解决刑事诉讼中律师所面临的会见犯罪嫌疑人难、查阅案卷材料难、收集调取证据难“三难”问题。简易程序适用“扩容”简易程序公诉案件，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蔡 宁代表(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修正案草案对简易程序主要作了 3 方面修改。一是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将适用范围由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修改为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案件：“(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二)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三)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这就实现了“繁简分流”，对节省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有积极意义。二是赋予被告人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选择权，更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有利于庭审程序的顺利进行。三是草案要求，“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这将对检察机关的公诉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审慎把握刑事和解有助于克服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执行难问题李钺锋委员(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一分院副检察长)过去，刑事和解只限于自诉案件，公诉案件没有和解程序。修正案草案将“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的犯罪，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一些过失性犯罪”，列入特定范围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把范围限定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是慎重地注意把握这个程序的设置，具有积极意义。这个制度入法可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被害人判决执行难的问题，有利于被害人权利的实现。实践中，一些被告人不愿履行或通过隐匿财产等手段规避附带民事判决的执行，使被害人的利益难以实现。而在刑事和解中，由被害人与加害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加害人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有助于克服司法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执行难。此外，刑事和解能保证被害人获得加害人给予的及时有效赔偿，这个制度入法可为当事人节省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给予证人特殊保护证人为避免高风险代价而“失语”会危及司法公正徐睿霞代表(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由于现行刑诉法缺乏有效的证人保护机制，导致证人出庭率低，严重影响了刑事案件的调查和开展。如果大多数人为避免高风险代价而“失语”，会对诉讼中的证据制度产生冲击，进而危及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