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德-弗兰克法案研究总结

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研究报告发端于美国，并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不仅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创伤，而且使全球经济坠入了一个历史的低谷。本次危机的影响程度之深，破坏范围之广，波及领域之多，传导机制之复杂，堪比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 ，不得不引起全球金融界的反思。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多或少地成为金融危机的受害者，正在或者即将为金融危机的一系列后遗症买单。不论是在危机中受到重创并深陷泥潭的欧美，还是正在崛起之中的新兴经济体，都不可回避这场金融灾难所酿成的一系列后果，努力探索复苏世界经济、转危为机的济世良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和过度金融自由给一部分金融机构和金融家创造了丰厚的巨额利润回报，也给整个世界金融体系创造了难以估量的金融泡沫和系统性风险。普通民众，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尚未来得及享受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之利，反而沦为风险和责任的转嫁对象，赤裸裸地成为危机的无辜受害者。这一惨痛的教训说明，作为 21 世纪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不应该再向以往一样被动地接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而需要提高我们的智慧，更多地观察社会、思考社会、分析社会体系的运转规律，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规则的设计和制度的构建中来，维护我们应有的权益和尊严，捍卫国家主权和社会公平，为推进中国社会向商业文明转变而做出贡献。虽然此次金融危机，发源地和受灾最深地区主要分布在欧美国家，并通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经济体系传导至全球，但是我们也可以深深地感觉到危机对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影响之深。金融危机加剧了国际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性，一些贫困地区甚至爆发了政变、战争，加剧了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而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经济才刚刚起步，金融体系也相对比较独立，尚没有完全和国际接轨，正处于转型之中。这给中国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由于中国没有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金融体系的正式一员，很多的风险源被绝缘于国门之外，从欧美产生的金融衍生产品很难抵达中国本土并造成直接的危害。但是欧美金融危机导致资金链条断裂，波及到实体领域造成生产链条断裂、失业率增加、市场需求萎缩等一系列问题，并通过国际贸易途径来对中国经济造成危害。因此，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造成的伤害是间接地，而对中国对外贸易造成的伤害是直接的。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渡期，也处于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转轨的过渡期，许多体制性的缺陷、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认知局限性又会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变革产生很多阻碍和限制，这些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思考金融问题，一定要联系实体经济才有实际意义，否则金融就会被异化为复杂万分但是又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金钱游戏。如果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构建以金钱游戏为目的的金融体系，而不对实体经济创造财富产生根本的推动作用，那么这样的金融体系发生危机是必然的，崩溃也是必然的，甚至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性。实体是根本，金融是辅助，这两者相结合才构建了现代经济体系的大厦，也构成了现代商业文明社会制度的物质基础。金融是花，实体是木，花是开在树木枝干之上的，这一点永远不会变，否则就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我国的金融制度构建与变革应当建立在与实体经济相适应的基础之上，一切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同时也要善于借鉴发达国家金融改革的经验教训，以其前车之鉴来作为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的参考标准，尽量少走弯路，发挥后发优势。在研究金融危机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可回避地提及到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哪里？历史前进的规律是怎样的？如何衡量社会历史的进步？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生产力的进步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然而生产力的源泉又来自于人。高素质的人，推动科技进步，变革生产关系，改进生产工具，引领时代进步，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主导力量。而高素质的人就是能够高效地给社会创造财富、解决社会矛盾、协调利益关系、推动社会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向进步的一类人。这一类人是一个变化的群体，不是一个绝对的常量。既有数量上的积累，又有质量上的提高。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高素质的人越来越多，群体越来越庞大，那么社会就越来越进步；而对于单个社会人而言，积累的智能和技能越多，这个人就越来越进步。任何繁荣的时期，都是由高素质的人才担当社会的精英阶层和管理阶层，这完全合乎社会结构规律。因为能够成为社会统治阶级或者管理阶层的人往往是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的人，而这一类人也往往是懂得如何更好创造财富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在历史上的繁荣时期，权力和社会资源都由具有这一类特质的精英所主宰，否则社会结构不稳定，繁荣难以持久。那些短命王朝以及落后压抑的王朝，往往都是由社会人才结构错位引起的，中国元代的短命、明代的封闭落后造成中国历史的倒退，都是由于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壮大和被统治阶级重用而造成的社会落后、国家衰败，都可以印证这一点。清代能够重用一些有能力的知识精英，得以勉强维持统治几百年，但已经是中国王朝的没落期。 但即便是这样看似强悍的大清王朝，在资本主义炮火面前也变得不堪一击。当时的旧中国虽然不愿意去接受工业文明的洗礼和西方价值观的渗透，但是在船坚炮利的外来入侵之下，也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迫改革，并引起了后来的一系列革命。当两种文明发生碰撞的时候，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没有善恶优劣之分，最终决定历史发展趋势的是力量强大的一方，力量强大的文明形态最终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这是最基本的历史规律。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将原有的旧贵族彻底颠覆，实现了人性的解放，知识、生产资料、技术、资本得以快速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财富精英，并主导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这些人成为新贵族，取代了旧的封建势力，推动了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尽管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发展充满着野蛮和血腥，靠掠夺和压迫来实现资本扩张的贪婪欲望，但是马克思本人也曾经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因此，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看法，我们也应该保持着一分为二的态度。抛开近代史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问题所派生出来的一系列政治偏见和意识形态斗争，客观地从解放生产力和制度人性化设计来评价资本主义的话，资本主义的制度设计是功不可没的，最起码它相对于封建专制制度是极大的进步。解放人性，尊重人的价值，保障人权，将人与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一种公共契约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平等，人们对于自身命运的把握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权。尽管，资本主义仍然是少数人主导的社会经济体系，一小部分人来制定规则并成为社会精英阶层，但是已经打破了封建制对于资源的纵向世袭垄断和横向特权垄断，这是一次文明的伟大跨越。农业文明主导的社会价值观被工业文明所取代，并走向商业文明的繁荣。封建君主专制的崩溃，使得社会公权的掌控不可能再向以往一样由皇权贵族世代相传，而同一时代的统治阶级也不可能用绝对公权随心所欲地侵犯公民私权，任意干涉社会事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一种社会契约关系。公权来自于民众对自身权力的一部分让渡和授予，而社会管理阶层必须按照体现公众意志的法律来运行，公权必须在阳光下运行，封建统治时代彻底终结。真正意义上的“统治”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精英阶层社会治理” 。因此，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在于打垮了少数人独裁专政的封建旧势力，实现了社会资源更加自由的流动和优化配置。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的发展空前繁荣，这些都得益于制度赋予普通民众更多的人权和自由。现代西方制度的设计正是基于人性的制度设计，虽然也存在着诸多缺陷不足，但是总的来讲它也在历次危机中得到不断的补充和完善。资本主义危机史，也是资本主义发展史，每一次危机都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而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时，金融处于整个经济的核心地位，所以经济制度的发展也越来越多地集中体现在金融制度的创新。因此金融监管制度的变革史也可以看做是一部资本主义危机史。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产生金融创新，创新产生新的问题，加强金融监管，再创新，又产生新的问题，再监管，不断循环往复。金融创新就好比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满足了解决眼前矛盾的需求，另一方面又给长期的社会经济造成系统性风险，而金融监管正式为了解决由金融创新所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应运而生的。二者相辅相成，保障社会经济快速而又稳定发展。一般来讲，经济发展速度越快，风险也就越大，社会问题会比较突出，而既要保持这种创新的动力和发展的速度，又要保障系统的稳定性，这既是技术也是艺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这种制度优势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吸收其精髓的。与西方历史发展的进程不同，中国近代经历了数次革命战争，对于国家制度的设计和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探索也进行过不同的尝试，特别是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取得了成功。尽管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也走过一些弯路，犯过一些错误，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再一次腾飞的阶段，逐步回归到一个大国应有的水平，向中国历史的高位冲击。在此阶段，我们的经济、金融都需要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的经验教训，学习别人的长处，借他山之石来攻玉。然而，由于制度的差异和文化环境的不同，我们的改革和制度设计需要更多地立足中国国情，在吸收西方先进思想理念、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的同时，更需要反思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客观理性地看待自身的优势和不足，敢于自我否定，善于自我肯定，稳步推进制度建设和社会经济事业的健康发展。在未来金融改革的过程中，要力求从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避免极左或者极右思潮的抬头，把握好创新与监管的尺度与分寸，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做到金融服务于实体，实体服务于社会，给民众创造物质与精神财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物质丰富，精神愉快，是人民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而这必须是以经济的稳健增长，社会的和谐发展，教育文化事业的繁荣，法制民主制度的健全，人的价值得到尊重，人权得到保障为基本前提的。金融的创新，就是要促进实体经济更好地发展，而实体经济更好地发展，就是要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人民幸福之愿望。这是金融的使命，也是社会的根本需求。金融价值的最大化，并不在于货币价值的最大化或者满足人们对金钱的无限贪婪欲望，而是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金融监管，应当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前提之下去引导金融创新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力图矫正偏离正轨的金融创新行为，把握好尺度与分寸，处理好各种关系。只有让手段能够很好地服务于目标，我们的管理才是行之有效的。因此，一流的金融监管，并不局限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身，而是综合使用各种手段，以法规的方式来引导和规范金融市场各大主体的行为，并最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换句话说，金融监管，要引导金融创新更好地促进实体价值链的发展，创造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让更多的人拥有物质和精神财富成为高素质的公民，实现整个社会的进步，而不是两极分化，一小部分人很富，大部分人处于中低收入状态。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具有制度优势，主要体现在它对于生产力的解放程度以及对人性的解放程度。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化并且自由交易而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样就把勤奋的、智慧的、积极进取的、敢于冒险的人选拔出来，他们是能够给社会创造财富的人，解决社会矛盾和协调利益关系的人，传播知识和文明的人，也可以理解为财富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而这部分人可以成为主导社会经济体系的中流砥柱。不同人的价值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得以体现，不同的人性在这种社会分工和自由职业选择中得以体现，它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制度体系，充满着矛盾和缺陷，但是在这种不完美的制度体系之下，人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都拼命地追求利益最大化，客观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极大丰富了社会的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