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下）.

一、 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史学研究必须以历史资料为根底，同时又要使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因此方法论应当占有与历史资料同等重要的地位注：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由于经济史的特殊性，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是经济史研究的两大根本方法。 一历史学方法 熊彼特明白地说经济史只是通史的一局部，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局部别离出来注：熊彼特：?经济开展理论?，第65页。由于经济史是史学的一局部，因此史学方法当然也是经济史研究的根本方法。具体而言，是由于以下原因： 首先，传统的史学长于现象描述，因此也被视为艺术而非科学。而将过去的经济实践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乃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此方面，没有其他方法可取代传统的史学方法。 其次，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些研究中，定性分析是主要的方法，而这恰恰又正是史学方法之所长。对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的研究是了解过去经济实践的根底，因此离开了史学方法就谈不上经济史研究。 再次，历史学的根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经济史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胡适曾批评中国的传统史学说：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以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假设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台湾里仁书局1982年版，第19页。傅斯年更加强调史料学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史学便是史料学，原因是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注：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收于?傅斯年全集?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5、6页。吴承明那么指出：史料是史学的根本，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治史者必须从治史料开始，不治史料而径谈历史者，非史学家。由于史料并非史实，必须经过考据、整理，庶几接近史实，方能使用，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可以说是历史学的根本方法。从乾嘉学派到兰克学派，中外史家都力图通过考证分析，弄清历史记载的真伪和可靠程度注：吴承明：?论历史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经济史研究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也是经济史研究的根本方法。无论何人研究经济史，都必须掌握历史学的根本方法注：例如赵冈估计南宋中国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高达1/5，而该估计的根底主要是霍林斯沃斯(T.H.Hollingsworth)根据?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杭州胡椒消费量对南宋杭州城市人口作出的一个推测即杭州城市人口多达500万甚至600-700万。麦迪森借助于史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和巴拉兹(Etienne Balaz)对南宋杭州人口数量所作的考证，指出霍氏之说严重不符史实，因而赵氏据此所得出的结论也证据极其缺乏(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p.25)。 运用以上方法进行研究，并不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这种不重理论的做法，是传统史学方法的根本特征之一。这种不重理论的做法，也具有其特殊的价值，因为是否需要理论，乃是由研究的对象与目的所决定的。希克斯指出：在史学研究中，是否使用理论，在于我们到底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现象，那么就与理论经济学理论或其他社会理论有关。否那么，通常就与理论无关；而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至多成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连贯的理论作为前途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注：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p.2.。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经济史学家来说，传统的史学方法都是必须掌握的根本方法。 但不容否认的是，传统史学方法也有其先天缺乏。巴勒克拉夫总结20世纪上半叶国际史学的开展时，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主义学派的缺乏作了归纳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5页。吴承明对此作了进一步讨论，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1)史学是表达式的，缺乏分析；又常是事件和史例的罗列，或用单线因果关系将它们联系起来，而缺乏整体性、结构性的研究；(2)强调历史事件、人物和国家的特殊性和个性，而不去研究一般模式和存在于过去的普遍规律；(3)在考察史料时采用归纳法和实证论，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不能在逻辑上肯定认识的真实性；在解释史料和做判断时，由于缺乏公理原那么和强调个性，就主要凭史学家的主观推理和直觉：(4)或是根据伦理、道德取向来评议是非、臧否人物，或是认为一切是受时间、地点和历史环境决定，无绝对的善恶；(5)脱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研究历史，认为历史学的惟一目的是真实地再现和理解过去注：吴承明：?论历史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 由于传统史学方法存在上述问题，只依靠它们是难以深入研究经济史的。如吴承明所指出的那样，即使做到所用史料都正确无误，仍然不能保证就可得出正确的结论。传统史学所使用的根本方法是归纳法，而归纳法本身有缺陷，其中最突出的是：除非规定范围，所得结论都是单称命题，难以概括全体；虽然可以用概率论方法作些补救，但难用于历史。因此不求助于其他学科的方法，是无法深入研究经济史的。 二经济学方法 从对?检讨?的反响来看，在一些学者心目中，经济学的方法主要就是统计学的方法。这种想法缺乏为奇。希克斯说：但凡一种历史理论可能适用的历史现象，从我们对其兴趣而言，都可认为其具有统计学特征。经济史上的大多数现象无论我们如何广泛地看，都确实具有这些特征。我们要问的经济史的问题，大都涉及那些可以具有此特征的类别。但是希氏接着指出：从本质上来说，这并非经济史与其他历史之间的差异，因为在史学的任何分支中，我们都会发现自己在寻求统计学上的一致性。区别在于我们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注：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p.4.。因此把经济学方法等同于统计学方法的看法是很不全面的。对于那些可以获得大量数据的研究对象注：例如王业键所收集的清代的米价数据、李中清所收集的清代人口数据，都数以十万计。，只有依靠统计学方法，才能进行研究。但是对于那些数据不丰的研究对象，统计学方法就难以奏效了，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学方法对于古代经济史研究并无多大用处。但是我们要强调：经济学方法决不仅只是统计学方法，而经济史研究中可以利用的经济学方法也有多种。在许多情况下，其他一些方法可能比统计学方法更为重要。 首先，经济学方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经济学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框架。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设想技术。注：转引自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如果没有经济学提供的思维方法和设想技术，是无法进行经济史研究的。一些经济史学者拒绝经济学理论，但实际上他们也在不自觉地使用某种理论。至于这些理论是否正确，他们却并不去考虑。正因如此，他们往往在无意之中会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典型的例子如亩产量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我国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自清代中期以来，由于可耕地开垦殆尽，增加农业产量只好主要依靠提高亩产量。不少学者囿于这种习以为常的观念，把提高亩产量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惟一手段注：在?检讨?中讨论劳动生产率时，我以粮食亩产量增加作为判别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指标。这样做的原因及其特定条件，拙文中已作了清楚的解释。有的学者无视了我所作的说明，从而对拙文产生误解，认为我所说的劳动生产率就是粮食亩产量。其之所以会如此，主要原因即如上所述。而从经济学观点来看，亩产量与劳动生产率并非同一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劳动、资源、技术等要素相互关系的变化。在耕地资源丰富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通过广种薄收的方法到达。相反，在劳动力供应过多的情况下，亩产量虽然到达很高的水平，但却可能恰恰表现了内卷化或过密化下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注：伊懋可的高水平平衡机制和黄宗智农业过密化理论，都说的是这种情况。见伊懋可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第16章，以及同氏The High-Level Equipment Trap: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Invention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ile Industry(in Mark Elvin,Another History-Essays on China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Wild Peony,1996)；黄宗智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第8、9章，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以及同氏The Peasant Family Econom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第3、16章。 其次，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我们可以对经济史上的一些问题作出更为合理的判断。例如在宋代江南，是否由于有了最好的耕犁江东犁和因人多地少导致的充足的劳动力，就会导致精耕细作的开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呢？注：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178页。在分析精耕细作的开展问题时他还指出：这种耕作方法除犁需要改良和增加鋫刀这个垦田利器外，还必须有充足的劳动力，这两条缺少任何一条都是不能成功的。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来看，精耕细作指的是劳动密集的耕作方式，而江东犁那么代表了一种节省劳动的技术。劳动力的供应与劳动密集型的耕作之间通常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与节省劳动的生产工具之间那么通常是相互排斥的关系注：大卫•勒旺(David Levine)对此作了明确的说明：由于劳动廉价而且供应充分，人们不愿进行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工资低，原始的生产技术仍是最有利可图的；低水平的技术，导致劳动集约化。见David Levine,Family Formation in an Age of Nascent Capitalism,Academic Press,1977,p.14。一般而言，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农民通常采用的是节省土地的技术，而非使用节省劳动的技术注：白馥兰也指出：技艺趋向型技术和机械型技术都能增加单位农田的产量，但前者可视为土地的替代物，后者那么可视为劳动的替代物。要在二者之间作出合理的选择，必须考虑在一种具体的情况下，何种投入能够最大地提高产量(Francesca Bray,The Rice Economy: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n Societies,pp.115,156)。农民在使用江东犁时，首先会计算使用的本钱与收益，并与被使用这种耕犁而被节省下来的劳动的收益进行比拟。如果比拟的结果是不合算，那么就不会使用之注：这一点，明末宋应星已说得非常明白。他指出：牛耕的效率大大高于人耕，但是在苏州一带，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不假设人力亦便见?天工开物?乃粒第一卷稻工?。此外，如果没有兴旺的农村工业，使用江东犁节省下来的劳力也就没有了出路。在此情况下，农民为什么要使用江东犁呢？ 再次，对于比拟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