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法学语境中的“经济国家”

·博文精萃·论经济法学语境中的 “经济国家” 冯辉摘要 “经济国家” 是指国家受经济属性的嵌入与公私融合的驱动, 超越单纯的政治主权组织而成为经济、 社会发展的内生因素与主导力量, 在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的同时亦引发自身的组织及行为变革。于实践而言, 经济国家的发轫与勃兴乃是中国经济和社会成功转轨的根本所在, 中国经济法的成长也正是得益于契合了经济国家对法律调整的需求。于经济法学理论而言, 经济国家的提出代表着一种以经济与社会实践为根本、 以增强经济法学理论解释力为核心的 “实践性总论研究进路” 。关键词经济国家国家经济职能公私融合中国经济法作者冯辉, 法学博士,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讲师。一、选题背景改革开放以来, 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成功转轨并成就斐然的原因固然有很多, 但最根本的一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一股动力, 应当是国家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主权组织, 转变成一股理性、敏锐而强有力的市场力量, 随着法治的发展和指引, 与国民经济的整体结构以及局部细节紧密相连, 通过这种 “官民捆绑” 和 “公私融合” 塑造出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本文用 “经济国家” 来概括这种转变的本质特征:经济国家是指由于国家的经济职能得到空前强化, 受经济属性的嵌入与公私融合的驱动, 国家在性质、组织、 行为方式上开始发生众多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作为一个政治主权组织而具有的观念特征和行为方式。国家开始深度融入市场机制, 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 “内生因素” ,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引发自身的组织和行为变革。在古典主义理论中, 盛行的国家理论是 “守夜国家” , 亚当·斯密主张国家的职能应当仅限于提164 史际春教授等在2001年曾经提出,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 整个社会出现了一种 “从市民社会和民商法向经济国家和经济法的时代跨越” , 这一理论无疑是对之后近10年中国乃至世界经济、 政治和法治文明演进的一个重要预判。参见史际春、陈岳琴:论从市民社会和民商法到经济国家和经济法的时代跨越, 载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此后陈乃新教授等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 强调 “经济国家” 在经济全球化、 国家间竞争激烈的当代社会具有的普遍性, 则进一步凸显了经济国家这个命题的实践意义。参见陈乃新等:略论 “经济国家” 我国政府在经济全球化中的角色创新初探 , 载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指导教师为史际春教授。答辩委员为徐孟洲、 王欣新、 黄勇、 崔勤之和王艳林五位教授。答辩年度为2010年。供“国防、 军事、外交等公共产品” , 而不应当涉足经济发展、 干涉市场活动。 但是当资本主义受制于自由市场机制的固有矛盾而危机重重时, “守夜国家” 就不可避免地让位于 “干预国家” 。凯恩斯主张 “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主张, 实行国家干预, 国家一方面干预收入分配, 促进收入均等化提高消费倾向, 另一方面对投资进行社会控制, 以保证足够的投资需求。” 这一理论帮助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战胜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 但其同时引发的路径依赖也使资本主义赖以为根基的自由市场体制深受伤害, 所以也就不难明白哈耶克、 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学者反对“干预国家” 、主张回到 “守夜国家” 的主张了。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由里根和撒切尔倡行的私有化运动则是该主张的最佳例证。同时, 萨缪尔森早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 “混合经济” 理论日益受到重视, “当代社会中没有一个社会完全属于上述两种极端中的一个。相反, 所有的社会都是既带有市场成分也带有指令成分的混合经济” 。 与此相对应, “混合国家” 就是国家通过公共经济管理、维护市场竞争和参与市场运行等方式, 与市场机制紧密融合, 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混合国家” 在科斯、 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中同样得到了阐述与强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理论与西方有很大的差异。苏联成立之后到解体之前、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段时间,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出现过 “计划国家”, 即以国家代替市场作为资源分配的机制, 结果证明这一国家理论及其实践方式均贻害无穷。于是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通过各种形式的改革实行市场经济, 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上混合国家的实践道路。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同样脱胎于计划国家的失败, 其后继的演进却最终发展出 “经济国家” 这样一种有别于混合国家的实践类型。总体而言, 经济国家的诞生固然受到了上述理论和实践变迁进程中各种国家类型的影响, 但它与上述任何一种国家类型又都存在着不同。 本文拟对经济国家这个时代性的命题做一番系统讨论, 阐述其概念及发生动因, 并对其之于中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意义做一展望。二、基本内容与核心观点(一)国家经济职能的特殊性分析国家经济职能的特殊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目标集中性、手段整合性和效果辐射性。首先是目标集中性。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中, 对于一个国家或地方政府来说, 将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投资环境作为目标是非常直接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是一种165论经济法学语境中的 “经济国家” 守夜国家的本质在于最大程度地捍卫自由竞争、 反对政府干预;干预国家的本质也在于坚持自由竞争, 只不过它的方法是通过国家干预弥补市场缺陷。混合国家则通过 “市场缺陷、 政府弥补” 和 “政府缺陷、 市场弥补” 对前二者作了一个折中, 但其本质仍然是坚持完善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经济国家与前述三者的最大不同, 就是基于公私融合的实践背景, 超越纯粹的自由竞争以及简单的 “弥补思维” , 寻找国家 “嵌入” 经济和社会实践的空间及意义。除了上述三种常见的国家类型, 在实践中还存在诸如 “预算国家” 、 “税收国家” 、 “福利国家” 和 “民族国家” 之类的提法。预算国家和税收国家的本质在于通过完善、强化规范的预算和税收制度以约束国家, 并行使国家职能;福利国家主要强调国家在各种社会保障上的责任。这三个术语主要指涉国家在经济和社会中表现出来的实践性特征。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基本同义, 强调国家范围内的族群认同和国家的独立主权地位。经济国家在不同形式、 程度上表现出国家的这些实践性特征, 同时也是经济职能嵌入民族国家、 以及公私融合驱动的产物。易言之, 经济国家乃是在扬弃传统国家形态、 因应新的时代背景、 在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作用下发轫并勃兴的。它不仅在理念上超越了守夜国家、 干预国家、 混合国家等传统的国家类型, 而且受公私融合与全球化的影响整合了预算国家、 福利国家、 民族国家等众多实践性特征, 具有强烈的经济性、实践性、 国际性, 是一种新的、 独特并且更加高级的国家形态。美 萨缪尔森、 诺德豪斯:宏观经济学 (第16版), 萧琛等译, 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第5页。英 凯恩斯:就业、 利息和货币通论 , 徐毓木丹译,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第47页。参见 英 亚当·斯密:国富论 (上卷), 郭大力、 王亚南译, 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第328页。单一而且集中的目标。特别是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 把发展经济作为政府目标不仅是自然而然的, 而且这一职能在实践中使得政府具有很高的积极性围绕搞好经济这一目标 “大干快上” 。目标集中性的效果就是制造一种强大的绩效刺激机制, 政府为了发展经济使出的十八般武艺所能取得的效果立马就能在实践中获得验证。到底一种政策灵不灵、 一笔投入有没有赚钱、一个行为有没有帮助老百姓增加收入从而也将政府的 “钱袋子” 鼓起来, 其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如果有效果就继续增强, 没效果就马上改弦更张, 政策不行换政策, 人不行换人, 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经济职能就是这样, 目标单一、集中, 而且自然塑造出一种有效的绩效考核机制。目标集中与绩效机制会进一步产生强烈的激励效果, 激励具体的政府官员将注意力和精力转移到发展经济上来, 由于经济发展的绩效容易测度, 因此官员个人的绩效也就容易获得表现, 因此经济职能实际上为官员进行公开、公正的绩效竞赛提供了一个舞台。经济职能制造了一种竞争机制, 这种竞争和激励机制的作用, 要比传统的政治手段高明得多、有效得多。为了进一步说明国家经济职能的目标集中性, 我们可以用国家的司法裁判与救济职能来做一个对比。司法裁判与救济职能的特点明显不能用目标集中单一来概括, 一个案件的判罚不仅要考虑法律规定、 案件细节, 往往还要考虑社会影响即所谓的“民意” 。如果法院仅仅考虑其中一个因素、 不顾其他影响而做出 “法律正确” 的判决, 可能引发出意想不到的社会争议, 反过来又影响法院及其代表的国家在政治意义上的 “正确性” 与 “合法性” 。其次是手段整合性。国家为了实现各种职能而采取的手段是多样的, 但与其他职能相比, 国家为实现经济职能而采取的手段具有突出的整合性。也就是说, 一旦设定了发展经济的目标, 政府会想方设法、 克服各种困难、摆脱各种束缚、 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完成这一目标, 包括经济手段、 政治手段、 文化手段和法律手段, 常规手段与应急手段, 正式手段与非正式手段等等。在发展经济这样一种高度单一、 集中且构成强大激励的目标推动下, 国家采取的手段不可能拘泥于任何一种, 即便有意识形态等因素附加的枷锁, 冲破枷锁、 海阔天空也是必然的趋势。为了完成经济发展与增长的目标, 就必须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手段、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国家在其演进历程中出现的一个明显趋势, 就是向实践性靠拢、 实用性日益增强, 而这种实践性、 实用性明显被经济职能所强化, 并且体现在为了实现经济职能而高度整合一切手段和资源上。经济职能导致的手段整合性在实践中产生的第一个效果就是增强了国家经济行为的效率, 一切以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为中心, 必然会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迫使政府提高经济决策及其执行的效率。手段整合性的第二个效果就是提升官员的能力, 迫使官员提高自身素质、加强专业素养。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 要想将同样错综复杂的各种手段运用得得心应手, 除了加强学习之外别无他法。加强学习的同时就是刺激官员养成创新精神, 墨守成规的官员不可能在发展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 在失败面前缺乏改进能力的官员同样如此。真正能在经济职能竞赛中脱颖而出的官员, 必定具备学习能力和创新166法学家2011年第5期 这方面的案例其实有很多, 但似乎只有经过网络传播才能成为焦点, 比如轰动一时的 “邓玉娇案” 。根据湖北省巴东县法院的判决书, 其基本案情如下:2009年5月10日晚, 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3名工作人员在该镇雄风宾馆 “梦幻城” 消费时, 与女员工邓玉娇发生争执。邓玉娇用刀将对方两人刺伤, 其中一人被刺中喉部, 不治身亡。经证实, 死者是野三关镇政府招商协调办公室主任邓贵大。5月11日, 邓玉娇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巴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6月7日, 巴东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起诉邓玉娇。6月16日, 法院宣判: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 但属于防卫过当, 且邓玉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 又有自首情节, 所以对其免予处罚。虽然一审法院的判决做到了 “法律正确” , 但此案在当事人身份 (女服务员寻欢官员)和具体过程 (警方曾将未做精神鉴定的邓玉娇带回看守所、 案件关键证据曾在警方取证前夜离奇被毁)中的诸多问题仍然引发了社会一边倒地支持邓玉娇, 全然不顾已经明显折中并倾向于民意而做出判决的法院, 甚至马克昌等著名的刑法学者也被牵涉进民意的漩涡。联想到2008年4月10日, 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提出 “判不判死刑” 要遵循三个依据:“一是要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二是要以治安总体状况为依据;三是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 , 足以可见国家在实施司法裁判与救济职能时面临的制度约束, 与经济职能大为不同。精神, 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