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中的生活

网络社会中的生活1、中国语境下的网络化生存20 世纪发明并发展起来的以电子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网络技术，正在影响着人类的文明进程。网络以及网络化趋势的出现和扩张，不但最大限度地整合了现代科学技术，还连接了人类的群体、组织、社会与文化，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态。互联网不仅成为一种人们用以在网上结成电子共同体的强势技术工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类的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 ，从衣、食、住、行、用各个方面渗透进入人们的生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国内国外学者针对此种现象提出“数字化生存” 、 “网络化生存”和“符码化生存”的概念，它们显然是相对于传统社会的“规范化生存”和“名词化生存”而言的（根据我的理解“规范化生存” 、 “名词化生存” ，应该是指传统社会中按照规定范式进行生产生活，强调的是效率与信誉等） 。它们的出现，不仅是信息化社会时尚的一种表征，也是对人类生活意义的深层思考的一种反映。网络化生存不仅是一个全球性的学术术语，而且是一个中国语境问题。从中国语境来看网络化生存，有其直接现实和指导现实的意义。（1）网络化生存的语境问题语境即言语环境，它包括语言因素，也包括非语言因素。上下文、时间、空间、情景、对象、话语前提等与语词使用有关的都是语境因素。从具体性来说， “网络化生存”必然存在一个中国语境的问题。相对于网络化生存的世界性和全球化而言，中国的网络化生存问题就是具体的、特殊的。中国人的网络生存状态是处于中国这个独特人群和地区范围内的。从整体性上说，也能推出“网络化生存”的中国语境问题。科学实践的本质常常表现为整体性，而不是孤立的行为性或单纯的、经验的对应性。中国的网络化水平可能还不能与美、日、英等发达国家相比，但中国发展潜力巨大，而且在很多方面显示出异质性来，完善对网络化生存的研究，必须考虑中国语境。（2）网络化社会背后的生存论自觉“网络化生存”以虚拟现实空间网络社区为栖身之所。网络空间兼具“诗性”与“本真”双重特质，人们在网上得以“诗意地栖居” ，放松心情。 “网人”在网络上拥有自己最本我的希望，成为自己所能是的东西，这正是完善的“网络化人生” ，虽然现实可能不尽如此。 “网络化生存”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语境下的人类生存体验。生活在网络化社会中的“网人”需要建立自己的生存自觉或对生存观进行反省。（3）网络化对中国现实语境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影响关于网络技术，存在三种基本理论价值向度：信息技术决定论、信息技术悲观主义、信息技术温和论。信息技术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不一定是推动的主要动力，也不是制约的唯一因素。因为具有独特传统文化、价值系统和利益取向的中国社会结构，是异常复杂的。（4）网络化对中国传统生存哲学的挑战网络社会带来“文化趋同”的现象，实质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竞争上的不平等，在现代社会跟具体说就是信息资源占有的不平等。从生存哲学的角度来看，网络化社会的到来首先将对中国传统的人生观、交往准则等形成挑战。关于如何安身立命，古人有自己的见解。孔子、庄子、墨子等思想家的思想对中国传统社会影响深远。目前， “网络化生存”的虚拟人生现象对中国传统生存哲学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顺应天命” 、 “出世” 、 “严守礼教”等思想的没落和“兼相爱” 、 “仁义” 、 “诚信”等思想的发扬。研究网络化生存，以具体的"网人"生存状况为经验基础不断地在中国语境下生成自身，力求创造出新的生存哲学来。2、网络社会中的社会生活（1）网络社会的媒介生活随着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和传媒在数字化、网络化意义上的深化，媒介元素不仅成为了现代性工具条件，而且越来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重构与塑形载体。当代社会生活在印刷和电子媒介的影响下，正在或将要朝着现代化和多样化的方向呈现或延伸，人类生活史也在媒介技术的变迁演进中不断获得新生。现代网络化媒介生活的特质有以下八项：虚拟现实性，即借助网络平台，虚拟日常生活世界，沟通现实与虚拟社区；时空延伸性，因为媒介是人体或知觉的延伸；秩序二级性，组织化媒体是有序的，个体化媒体更多是无序的；公私两域性，公域与私域是相对于机构性媒介而言的，在网络空间中界限已被模糊；主体自由性，即网络交往的高度随意性和隐匿性；传受交互性，即传统媒介更多的是单向传播，网络传播更有利于双向互动；权力流动性，在传统模式下，职业传播者拥有强大的媒介权力，网络使得个人成为媒介生活权力的载体；全球多元性，体现在时效性和空间覆盖性强，但会产生文化霸权主义问题。作为现代社会的结构性要素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媒介主义化元素，传媒已经成为衡量国家社会发展质量和人民生活幸福的尺度之一。媒介化生活中的幸福观有别于传统社会中过分偏重衣、食、住、行、用等物质资源和易于满足的心理倾向和价值观念，是一种是一种注重个体自由选择、审美愉悦和具有多元化诉求的幸福观念。它植根于东方文化传统，是具有“全球化” 、 “西方化”一味的开放社会的幸福观。网络传播作为一种现代性因素，对当代人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凸显。相对于传统媒介，网络传传播是一种以大众传媒为形式的人际传播，兼有以往大众传媒和人际传播的特点。受众由大众过渡到小众，最终将面向个人，更加应和个人需求的发展。互联网在实现了从传统大众传播的单向度传播向网络传播的多向度传播的转变后，也极大地拓展了现代性生活空间，提供了更多自由选择生活的机会。如何在媒介化生活中获得自己的快乐，从根本上说，有两个维度，即通过个人感性或理性的选择行动和借助他者（他人、媒介、社会）的力量来实现目标，具体有六个方面：使媒介化生活由繁杂变简单，在复杂型媒介生活中追求明快的生活；使媒介化生活由理性变感性，在理性化媒介生活中寻求“感官化的幸福” ；使媒介化生活由喧闹变宁静，在混沌的媒介生活中寻求安静的慰藉；使媒介化生活由单一、封闭变为多元与开放，在后现代的媒介生活中寻求自由的元素；使媒介化生活由小乐变“至乐” ，在图像化的世界中寻求快感；使媒介化生活由无度变节制，在充满诱惑的虚拟空间中摆脱“丰富的痛苦” 。（2）网络社会的家庭生活互联网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集中体现，它的出现和长足发展正在或将要对人类家庭功能产生深刻影响。家庭信息化，就是指在信息技术背景下人们利用家庭拥有的信息资源或信息工具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实现家庭生活现代化的过程或状态。家庭信息化是一个动态过程，也是一种现代生活状态，还是显示未来社会家庭变迁趋势的象征。生活质量是指人们在特定生活状态下的心理感受，是对生活的满意感和对社会的反馈行为。一方面，信息消费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家庭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即家庭信息化程度的高低会影响生活质量。家庭信息化的进展，取决于国家信息能力和家庭成员信息能力这两种能力的提高上。虽然我国目前信息化水平还不是很高，且存在城乡差别与东、西部的鸿沟，但发展趋势是肯定的，是现代家庭追求生活方式多样化和高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还会引发新信息消费，对家庭信息化、网络化起到促进作用。在家庭休闲娱乐功能方面，网络休闲开始兴起。美国学者里夫金说过，工业革命主要是增加了物质产量，而信息革命的主要贡献是将休闲时间的大量增加， “时间自由”取代“物质积累”而形成人们的主要价值观。传统家庭中的闲暇、学习与工作在性质上、功能上和时空分布上都泾渭分明。从活动性质和功能上来看，工作和学习具有强制性和外在规定性，而闲暇是指由个人自由支配并对职业劳动和专业学习的补偿性活动。从空间上来说，劳动工作场所和学习场所是与家庭休闲娱乐场所相分离的。从时间上来看，只有在学习工作外的时间才叫闲暇。而互联网的出现，让三者出现了重叠、交融，使三者的时间相对都延长了，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和生活质量。但同时也由此产生了上网成瘾等新的家庭娱乐病症，使之成为了网络技术的异化对象。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它们。长时间使用网络并不意味着上网成瘾，关键是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合理调节网上活动和进行科学的时间安排。互联网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集中体现，它的出现和长足发展正在或将要对人类消费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唐魁玉教授认为网络消费时尚是指目前正在流行的网上消费行为的总和，包括网络消费者或网络信息服务对象所使用的时兴网语、交易方式、商务风格、思维方式等。符号消费是大众生活的时尚，前大众时代的时尚追求是一种刻苦努力的模仿，而大众时代的时尚追求则是转瞬即逝的欲望的消费和折射。从某种程度上说，在线网络消费就是一种能够满足各种消费需求和欲望的时尚化“符号消费” 。然而，当今的网络消费者以青年人为主，充满活力而理智不足，支付能力与欲望需求不相匹配，面对高额网费账单，只能痛并快乐着。网络消费时尚同生活质量之间也存在着相互联系：首先，网络消费作为一种时尚化指数，对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次，生活质量一旦得到提高，还会引发新的消费时尚，尤其对丰富更加时尚化的网络消费形式有促进作用。由于互联网具有现实性、虚拟性、共享性等传播特质，所以，网民的消费观念对其网络消费行为的影响也很大。（3）网络社会的政治生活众所周知，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的改革一直存在着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结点” ，现在仍未解决这个问题。有学者提出，可以建立以“网络化民主法治政治生活”为基点的“网络化政体” 。网络传播对政治生活的负面影响剖析：第一，网络传播有时会出现背离政治社会化的结果，降低国家的凝聚力。政治信息通过网络能够快速地在世界各国流动，信息快速收集的同时，西方政治价值观念、信仰等也随之而来，存在着分化社会、分裂国家的风险。第二，网络传播的便利性、隐蔽性促使行政决策权走向集中。网络的运用可以减少行政运行中的信息的传达层级，使信息更快速地从地方集中到中央，且难以得到监督，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也会随之加强。第三，当民主借助网络实现时，一部分人将被剥夺更多的民主权利。网络社会中，人们利用信息能力的不平等，会造成其民主权利的进一步不平等。第四，网络传播中的政治欺骗问题使决策民主受损。所谓政治欺骗，是政治力量采用的一种混淆视听，影响公众对特定事件的认知和判断，从而引导舆论或公众支持自身利益与要求的行为。在未来的网络社会中，网络传播渗入到人们政治生活中，一方面会提高公众的民主政治生活质量，从“冷漠式政治”向“参与式政治”过渡；另一方面也会不可避免的是社会控制变得困难。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工业化还没有完全完成，但与此同时还面临着信息经济与信息社会浪潮的冲击。在社会由“农业工业信息业”的双重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的耦合度不高，脆性较大，社会运行机制不稳定，会产生许多新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哈弗大学教授亨廷顿说过，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扩张的速度偏高，政治组织化和制度化的速度偏低，其结果只能是政治不稳定和无秩序。经典社会学家认为，合法的强制力量是贯穿政治体系活动的主线，并使之具有作为一个体系所特有的重要性和凝聚力。只有国家这一公认的权力主体才可以采用强制手段并基于这种权力要求人们服从。面对政治生活困境，从国家、政府宏观调控层面需要做到：认识到构建网络化民主法制生活的重大意义，制定和实施网络民主参议规划，规范民众的网络政治生活，调动参政议政热情，推动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信息技术产品的推广使用，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从个人层面上讲，个人要有自我参政主体的意识，自觉学习如何使用互联网与世界进行沟通，了解世界，开阔视野，提高政治素养，端正态度，遵守法律法规与伦理。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速，网络作为一种具有虚拟现实性和交互性等现代性特征的信息传播载体，已经进入人类日常生活世界的各个层面。政治社会化是指人类社会出现阶级、国家等政治现象后，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接受现存的政治制度所肯定和实行的政治观念和规范，形成特定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过程。网络传播对公众政治社会化的影响表现在：有助于社会成员顺利实现自身的政治社会化；有助于促使社会成员开始新的社会化；有助于培养公众的现代政治理性；有助于公众之间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传播拓宽了公众政治参与的渠道，也改变了公众政治参与的方式。美国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