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文献资料

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文献资料陈东 2015-6-8-惟思、粤等省,四面环海之地,与定海形势相似者不一而足逆夷既谋窥伺,难免各处垂涎。此时粤省各岛澳随在设防,更宜密益加密。第彼之所恃，只在炮利船坚，若赴大洋与之交锋，总应相度机宜，须得确有把握，方无虚发。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恤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协力齐心,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两广总督林则徐奏陈英占定海系早有预谋宜依靠定海军民诛灭敌军片七月初十日）（来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2）,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246页。）（1861年）是年一二月间,英国水师提督何伯、参赞巴夏礼等率舰艇在长冮中游巡视”、“调查”开埠通商事宜。时林翼曾往安庆视师,策马登龙山,俯视安庆,如在釜底,喜形于色,以为“贼势虽强,不足平也”。等到奔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飙风”,林翼“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林翼已患肺病,自此病情更重。（据说，临死之前，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天要变了”）（来源：王国平著,太平天国史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09,第329页。）【自然经济解体】“康乾盛世”时的中国GDP世界第一,但到1895年,中国经济总量被美国超越了。1820年,中国的GDP约为英国的7倍,却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击败。1870年中国的GDP仍是英国的1.8倍,而且大于英法的总和,却没能阻止英法联军在1860年火烧圆明园。究其根源:不是英国的GDP,而是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打败了封建的清帝国。根据大国的兴衰一书的计算,1860年,英国的生铁产量占世界的53%,煤和褐煤的产量占世界的50%,其现代工业的生产能力相当于全世界的40%-50%,人均工业化水平是中国的15倍。1890年,中国的GDP约为日本的5倍,但中国军队却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来源：徐国保著,绿色经济的崛起,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05,第151页。）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六十一回：“这里倒有点乡村风味，为十里洋场所无的。”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十多年中，中国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发展的家庭手工业，对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输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这时期，外国资本主义输入中国的商品以洋纱和洋布为主。而中国的家庭手工业主要从事的就是棉纺织业，且质量、价格俱优于洋纱洋布。一个英国人曾记载说：“远在1844年，我曾把这种土布的各种质地的样品，标明每一种的价格送回英国。和我通信的人都说，按照所标的价格，他们在曼彻斯特也做不出来。而所标的价格比此地（中国福建省。引者注）的价格还压低了很多”。中国家庭手工业生产的棉布，有时甚至比曼彻斯特生产的洋布的成本还低。在这种情势下，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十分有限。有资料表明：英国输华货值，鸦片战争前为数十万英镑，战后增至二百多万英镑，但道光二十六年(1846)以后开始下降，到咸丰四年(1854)为一百万英镑多一点，仅略超过战前的水平。这个时期家庭手工业遭受洋纱洋布打击的，主要是东南沿海，接近通商口岸的一些地区，如厦门，由于洋纱洋布的输入，“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宁波自五口通商后，其地的棉纺织手工业“已经受到了显著的影响”，“六年以前，每匹售价六元的白布（叫南京土布），现在只要三元五角就能买到。这样和本地货相同的货物的进口，已经使许多织布机停了下来”。松江太仓的棉花梭布原来非常出名，但道光二十六年(1846)包世臣在答族子孟开书中说：“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江布市，消减大半。”可见这里的手工纺织业也明显地衰落了。另外，广东顺德的织布业也由于“西洋以风水火牛运机成布，舶至贱售”，导致原先遍于县市的织布“女工几停其半”。但总的看来，除上述几个地区外，这一时期，中国的家庭手工业所受到的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冲击并不很大。 （来源：白寿彝总主编；周远廉，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1840-1919） 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06,第315-316页。）据英国在香港所办的中国邮报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二日社论说“江宁条约后，人们纷纷谈论我们这次可是一举而要为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需要而效劳了，这个消费我们货物的新市场的美景被人们在公共集会上和新闻报导上，广泛而动听地宣传开来人们告诉公众说：“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需要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注释：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下)J. 经济研究,1955,02:107-128.（来源：林增平编,中国近代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04,第144页。）曼彻斯特的制造商们互相议论说，只要想到这件事：如果每个中国人的衬衣下摆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就得忙上数十年！只要能够打开这个壁垒就好了。（来源：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1852年英国驻广州的代办密切尔曾经这样说道：“经过和这么一个大国家开放贸易十年之久，并且双方都以废除了一切独占制变，而拥有如此庞大人口的中国，其消费我们的制造品竟不及荷兰的一半，也不及我们那人口稀少的北美或澳大利亚殖民地的一半，赶不上法国或巴西，赶不上我们自己，不在西印度之上，只比欧洲大陆上某些小国和比利时、葡萄牙或那不勒斯稍做多一点，这好象是一个奇怪的结局。”（来源：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下)J. 经济研究,1955,02:107-128.）一个英国人甚至说：“我们永远找不到一个人会承认我们的布和他们的布一样好。就我对于布的知识而言，他们偏好土布是正确的。”另外他还发现中国“运往伦敦的生丝实际上是用曼彻斯特的上等棉布包装的”。“英国棉布是可能找到的最无价值的东西，比寻常的包装材料杭州粗棉布还要便宜和无用。”美国的棉纺织品在中国也有与英国商品相似的命运，或者大量发生积压，或者卖不出合适的价格。（来源：孙玉琴著,中国对外贸易史 （第2册）,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4年05月第1版,第66-67页。）于是，从1701年米迦勒节(9月29日)开始，英国政府实行下述条例：波斯、中国及印度产的所有丝织品以及混纺品，还有除开白底棉布以外的所有染过色的白细布、薄毛织品，均封存仓库，直至再输出之日为止；在英格兰的违禁品，不管是衣服还是日用品，均予没收，对其所有者乃至贩卖者课以200英镑的罚金。（来源：日田中正俊：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08月第1版,第6页。）我们永远找不到一个人会承认我们的布指英国布和他们的布指土布一样好。就我对于布的知识而言，他们偏好土布是正确的。没有比下述事情更清楚地证明中国人对我们的市布的轻视在上述年代里指南京条约后两三年，运往伦敦的生丝实际上是用曼彻斯特的上等棉布包装的！这就说明那时在华北实际是指上海，英国棉布是可能找到的最无价值的东西，比较寻常的包装材料杭州粗棉布还要便宜和无用。(额尔金代表团访问中国及日本报告页247。引用1852年3月15日米契尔致文翰的报告。英国议会出版。资料来源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350页。（来源：徐新吾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07月第1版,第155页。）19世纪中期一位美国商人曾经说：“当中国的条件得到改善时，它的需求就会增加。假如每个中国人穿一件衬衫，那么我们可以想象棉花贸易将有多大！所以，传教士就应该教他们如何穿衬衫。”这不是可笑的故事，而是天真美国人的真实想法。（来源：刘笑盈著：眺望珍珠港：美日从合作走向战争的历史透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4页。）再如上海一带，1846年包世臣在答族子孟开书中说：“松太利在棉花梭布，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分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消减大半。”（来源：郭立珍著：中国近代洋货进口与消费转型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03，第80页。）马克思对上述现象有过精辟的解说。在1858年一年内,马克思接连指出:“我们仔细地考察了中国贸易的历史以后得出的结论是:一般说来人们过高估计了天朝老百姓的需求和购买力。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下,谈不上什么大宗进口外国货。”“这个市场失败的主要原因看来是鸦片贸易,事实上,对中国的出口贸易的全部增长额始终都只限于这一项贸易,第二个原因是国内的经济组织和小农业等等”。“我们证明过鸦片贸易的增长与西方工业品的销售成反比。我们曾认为,除了鸦片贸易之外,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在资本论第卷中,马克思还写道:“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毘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来源：严中平著：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1840-1894,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4,第255页。）拟设织布局折（光绪十五年八月初六日）窃自中外通商以来，中国之财溢於外洋者，洋药而外，莫如洋布、洋纱。洋纱缕细且长，织成布，幅广阔，较之土布，一匹可抵数匹之用。纺纱、染纱、轧花、提花，悉用机器。一夫可抵百夫之力，工省价廉，销售日广。考之通商贸易册，布、毛、布三项，年盛一年。不惟衣土布者渐稀，即织土布者，亦买洋纱充用。（出處：清張之洞：張文襄公奏議卷26奏議二十六拟设织布局折，民國刻張文襄公全集本。）至于所谓“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之说,则实有夸大因素。弃土布而代之以洋布者,主要是那些原本就依赖购买土布制作衣物的市镇居民或非土布产区的农民,而在全国绝大部分耕织结合地区,这种过程并未发生。注释：郑观应：盛世危言卷7纺织(来源：孔泾源. 中国的农耕结构及其历史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01:40-46.)（1845年，福州官将军敬穆上奏朝廷，称：“今自夷人来厦开市，凡洋货皆系夷商自行转运且该夷除贩运洋货外，兼运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口，内地之商贩，皆在厦运入各府销变，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浙江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补遗抄本），第七册上，第1728-1729页。）”（来源：朱诚如主编,清朝通史综述分卷,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01月第1版,第2页。）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人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人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华民生计，皆为所夺矣。（盛世危言卷7纺织）（来源：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