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对外贸易73年]对外贸易范文

天津对外贸易73年对外贸易 天津对外贸易73年 天津地处海河五大支流交汇处1，河海水运发达，交通便利，具有发展国内外贸易的有利条件。鸦片战争前，天津与东南沿海和辽东地区的国内贸易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开埠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天津成为对外贸易口岸。天津作为中国对外贸易口岸，开展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对外贸易，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 一、建立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 如何发挥港口优势，搞好对外贸易，历来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历届天津市委、市政府把贯彻中共中央精神发展对外贸易作为发展建设天津的重要之举，认真抓好抓实，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成就。天津解放后，天津市军管会对外贸易接管处接收了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天津办事处、天津海关、天津商品检验局等国民党政府的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机构，接管了国民党中央信托天津分局、杨子公司天津分公司等官僚外贸企业，将它们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外贸机关和国营外贸企业。其中，海关管理权的接收是帝国主义对华经济和政治控制彻底结束的重要标志。对外贸企业的接管，根据中共中央规定仅限于官僚商业资本，外国洋行仍允许其存在，取消了帝国主义在津的一切经济特权，限制其活动范围，对民族商业资本，不仅允许存在，还要有一定发展。与对外贸易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金融业。天津解放时，金融市场极度混乱，游资大量充斥市场，非法交易泛滥。天津解放当天，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即宣告成立，金融接管处接管了官僚资本金融机构，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天津市军管会和市人民银行迅速收兑了金圆券和其他货币，统一发行了人民币；取缔了各种金融市场，禁止金银买卖和流通；废除外国银行操纵外汇特权，禁止外币流通，严厉打击黑市金融交易。1949年3月15日，以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以其所属外汇部为基础成立了专门管理、经营外汇业务和对外贸易存贷款业务的中国银行2。 随着天津等一些重要的港口城市的解放，许多外国商业机构和国统区的商业机关要求同解放区进行贸易，中国也需要通过对外贸易换取恢复和发展经济所需要的物资。1949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对外贸易的决定提出，在未与任何外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时候，在对我国有利而且保证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可以同其他国家进行非正式的、临时性的贸易往来，对外贸易由国家经营和管制，在天津成立华北对外贸易局，统一管理华北对外贸易。1949年3月18日，在天津军管会对外贸易接管处的基础上成立了华北对外贸易管理局3。华北人民政府公布了对外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外汇管理办法，废除了国民政府的关税政策，特别是废除了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十分有利的协定税率，实行对外贸易许可证制度，外汇由国家银行统一经营和管理。成立华北对外贸易公司，下设进口、出口、储运、油脂、土产药材5个部，开展国营经济的对外贸易。9月，又先后建立了华北猪鬃、油脂、皮毛、土产、蛋品5个专业出口公司，1个进口公司，国营对外贸易比重逐步上升。国营外贸机构建立后积极参与进出口业务的经营活动，主要与苏联、东欧部分国家和香港地区进行贸易，输出皮毛、花生仁，猪鬃、珍贵药材等换回石油、化工原料。对外贸易所需外汇由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指定私营银行按中国银行公布的牌价在交易所代理买卖，除指定银行外，任何个人不得经营外汇。出口货物得到的外汇收入，必须存入中国银行作为外汇存款，存款在40天内可以买卖，40天后由中国银行收兑。截至1949年8月中旬，中国银行收进外汇2022多万美元4。 这一时期，天津对外贸易的任务是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外贸方针是在自力更生、量入限出的基础上加强城乡物资交流，恢复国际贸易，为工农生产服务。因此，奢侈品和一些非必需品的进口被禁止，外贸部门积极组织剩余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输出，换回工农业生产急需的物资。为奖励出口，华北人民政府实行了免征出口税、免收出口签证费等措施。新成立的金融机构也积极为对外贸易服务，至1949年7月底，为外贸企业供给外汇4000余万美元，提供贷款50亿元(旧币)。对私营外贸企业，天津人民政府积极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鼓励他们利用原有渠道和客户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按照国内经济发展需要积极开展进出口业务。私营外贸企业积极性得到有效调动和发挥，加快了天津对外贸易的发展。贸易方式上，主要利用私营进出口商通过国外关系，自行配运进出口货物，采取以货易货的方式。1949年4月，中国银行设立了外汇交易所，开始办理结汇业务，但是由于国内物价波动，私营进出口商一般也通过换货调节进出口利润，结汇业务比重不大。 从成立到1949年7月，对外贸易管理局共批准进口总值1673万美元，出口总值1861万美元，基本上达到了进出口总值的平衡。批准的进出口总值中，私营华商占52.08%，国营占29.16%，外商占18.76%。外商的存在，有助于了解国外市场行情和进行出入口贸易，但其把持对外贸易的局面已得到根本改变，民族商业在人民政府扶持下获得经营和发展的有利条件。一直到1950年5月上海口岸贸易开展前，华南、华东所需物资也都要通过天津口岸。1950年，天津进口贸易总值达23604万美元，出口15267万美元，出口额达全国出口总额的27.64%。天津口岸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天津不再是帝国主义进行经济掠夺的通道，成为新政权与世界各国互通有无，支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重要口岸。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天津的对外贸易并不是一帆风顺，还与美国等国家进行了禁运与反禁运的斗争。由于政治制度不同，美国对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遏制措施。政治上，美国宣布对新政权不予承认；经济上，美国制定了对华贸易管制和禁运政策。1949年3月3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获得通过5。文件规定建立美国对整个中国的出口管制制度，全面禁止向中国出口可直接用于军事的所有物资，更要防止苏联、东欧、通过从中国的直接出口或再出口获得有战略价值的物资。对非战略性商品则实行数量控制。文件要求处在美军占领下的日本政府按美国的对华出口管制制度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于1949年11月联合西欧国家在巴黎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作为强化对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执行禁运的国际机构。朝鲜战争爆发后，因中国参战，美国政府将对华禁运升级为全面贸易禁运。1950年12月4日，美国商务部正式宣布禁止了与中国之间的所有进出口贸易，这比对苏联、东欧国家的禁运要严得多。为强化对华贸易禁运，1951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巴特尔法，该法规定美国将停止违反禁运条例向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国家提供援助。1952年9月，又建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分委员会，作为实施对华贸易禁运的专门机构。中国委员会的贸易管制水平比巴黎统筹委员会对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管制严格。 针对这种情况，天津根据中共中央精神，采取了相应的反禁运措施，并积极发展同苏联和东欧等国的贸易往来。美国实施禁运后，天津口岸被冻结的资金和其他债权总值达1800多万美元。为了避免更大的风险，天津对外贸易采取了许多新措施:主要物资先进后出，逐笔核算；收付款方式上，出口用跟单电汇，进口货到付款，保证了外汇收入和物资安全。为了改变出口商内部无序竞争导致的商品价格被压低的局面，对外贸易管理局组织公私贸易企业成立了15个出口专业组和7个进口专业组，做到了统一步调、一致对外，阻止了国际市场上产品价格下跌。天津还采取充分供应私营外贸企业外汇和银行贷款，简化结汇手续等措施，促进商品往来，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与此同时，天津还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积极开拓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1950年4月，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贸易协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贸易协定。此后，中国又同波兰、民主德国等签订了一系列政府间贸易协定，开辟了天津同波兰丹尼亚的海上航线，天津对苏联、东欧地区的贸易量迅速增长。此外，天津还积极开展同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通过香港市场把新产品推向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各项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反禁运斗争。1950年当年，天津进出口贸易总额达38486万美元，比1949年增长3倍多，一些主要产品的出口量达到或超过了抗战前的水平，工业器材，原材料等工农业生产物资的进口达到1949年的2.8倍，比1936年增长3.4倍。天津口岸为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封锁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集中贸易体制下天津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在独立自主、集中统一这一外贸工作原则和方针指导下，中国逐步建立起集中领导和统一管理的对外贸易体制。1950年12月政务院发布的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基础。1956年后，对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全面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对外贸易的经营和管理成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之密切相关的金融体制实行了集中计划管理。1952年，私营银行在联营、合营的基础上组成了公私合营银行天津分行，并于1955年与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储蓄部合并。1956年，公私合营银行外汇部并入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外资银行相继结束业务。按照1954年中国人民银行外汇收支计划编报办法规定，国营企业、机关团体和其他国际贸易业及个人外汇收入都要集中于国家银行，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需要进行有计划的分配。 外贸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完全按照指令性计划进行，计划成为调节外贸经营的单一杠杆和对外贸易管理的主要手段。对外进出口权仅授予外贸专业总公司及其所属口岸分公司，由各外贸专业总公司按经营分工统一负责进出口贸易的对外谈判、签约、履约等业务活动，其他机构一律无权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家对进出口贸易外汇实行统一管理，外贸公司出口收汇一律交国家，进口所需外汇由国家统一拨付，所有外汇业务由中国银行统一经营。1950年3月，6个进出口专业总公司在北京成立，华北区公司受北京总公司直接领导，华北对外贸易管理局改组为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天津对外贸易管理局，天津口岸对外贸易的重点转向按国家计划组织出口业务，为国家经济建设换取外汇。进口则是根据中共中央分配给天津的进口合同负责接货和拨交给用货部门，天津需要的物资和设备也由中央统一调配。 20世纪50年代，一些西方国家先后同中国恢复了贸易关系，天津对这些国家的贸易额显著增长。天津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一些国内不紧缺的畜产品和土产品，进口了五金机械等国内建设需要的重要物资。国家开始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后，国内物资需求增加，出口货源出现紧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天津外贸部门采取了内外销商品互相调剂的办法，从内贸部门调换出口货源。为扩大货源，天津外贸部门组织华北区物资交流大会，并在产季前派出业务采购人员到产地组织货源。为保证货源质量，外贸部门还派出技术人员帮助基层开展各种技术培训班，培养收购技术干部，帮助基层组织收购工作。在组织收购中，对完成任务较好的工厂发放奖金，鼓励他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花色品种，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如生产食品的起士林食品厂，在得到奖励后，在质量和包装上都有了改进，还增加了10多个新品种。1951年到1959年间，天津口岸出口总值由1.4亿美元增长到3.6亿美元，出口主要面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 1973年，国内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缺乏，出口货源紧张，为确保出口商品收购正常进行，国务院实施了出口产品奖励政策，对向外贸部门交售农副产品的农民实行奖励，还在全国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其中在天津建立了110处，生产49个品类的出口商品。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国的对外贸易开始转向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虽然受美国禁运政策的影响，中国与日本、西欧的贸易仍有很大发展。天津改进了出口生产工艺，使商品适应资本主义国家市场需求。天津外贸部门还积极开展来料加工业务，进口原料加工成成品后出口。1961年，天津口岸确定了27个以进养出项目，当年进口人造棉500吨，加工棉绸390万码，进口纸浆4000吨，加工有光纸3250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