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期探索》文献资料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期探索文献资料陈东2016-3-7【布列斯特和约】（1918年）1月21日,列宁在有63人参加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的会议上宣读了上述提纲讨论时,会议上分成了三派:费成提纲（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割地和约问题的提纲）的只有15人;赞成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策略者16人;另一派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正式形成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占32人,他们主张对德进行“革命战争”。（中央编译局，杨彦君：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列宁反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斗争（该文章细节较丰富）（来源：世界历史编辑部,苏联现代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09月第1版,第59页。）托洛茨基与布哈林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他对遭受了连年战争破坏的、饥锇的、经济崩溃的俄国的实际状况并没有视而不见,特别是他在去布列斯特途中,亲眼看到了俄军的防线几乎完全是不设防的,许多士兵把武器卖给德国人,甚至干脆扔掉武器而逃之夭夭。所以,1918年1月21日,在讨论列宁的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割地和约间题的提纲的会议上,即党内最初公开分成三派时,他就说:“进行革命战争是不可能的”,“如果进行革命战争,我们(即我们的政府)就会被推翻,这是显而易见的”。后来,他又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和党中央的会议上说:“我们不能宜战我们太弱,军队内部处于完全瓦解的状态”“我们软弱,现在我们不能作战”,“把我们的全部力量变成军事力量这是空想。因此关于革命战争的问题是一个不现实的问题”。（中央编译局，杨彦君：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列宁反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斗争）（来源：世界历史编辑部,苏联现代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09月第1版,第72-73页。）【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第四项措施是1918年夏宣布全国为“统一的军营”，社会生活军事化，使用的主要手段是强制和暴力。“统一的军营”由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而这些机构又受命于俄共中央及其政治局。苏维埃的权力被各种行政机构所取代。红军由30万人增加到550万人。(来源：陆南泉，黄宗良等主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上),新华出版社,2010.10,第108页。）大量的国有化工厂由工人占领并管理，但是，由于缺乏经验、技术和人才，特别是原材料的供应，许多工业企业陷于停工，甚至倒闭的状态。而这时，内战在扩大，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在多条战线上作战。苏维埃俄国面临十分危险的局势，1918年9月4日，工农红军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了“将苏维埃共和国变为军营”的决议。（来源：闻一著：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06,第60页。）自从1918年7月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以后，军队的人数迅速扩大。国内战争开始时，军队的人数约为30万人，而一年后扩大至300万人，再一年后猛增至500万人。武器和弹药成为各条战线急需的供应，各方面军司令长官纷纷向中央发来电报，要求武器和弹药。（来源：闻一著：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06,第61页。）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马克思设想，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取消商品和货币。（来源：岳麓版历史必修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社会革命党人对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进行暗杀活动:（1918年）8月30日,他们指使特务杀害了彼得格勒特别委员会主席乌里茨基;同一天,女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用带毒药的子弹打伤了列宁。（来源：苏淑民著,俄罗斯政治经济与外交,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03,第86页。）为了使疲惫不堪、疮痍满目的国家免除新的战祸，我们愿忍受最大的牺牲，向德国人声明我们同意接受他们提出的媾和条件。我们的军事谈判代表已于2月20日（7日）傍晚离开列日察到德文斯克去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回音。德国政府显然是在拖延答复。它显然是不愿意媾和。德国军国主义履行各国资本家的委托，要扼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要把土地归还地主，工厂归还银行家，政权恢复君主制。德国将军们想在彼得格勒和基辅建立自己的“秩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万分危急中。人民委员会决定：（1）全国所有一切人力物力全部用于革命的国防事业。（2）各级苏维埃和革命组织务必保卫每一个阵地，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6）资产阶级中凡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均应编入挖壕营，受赤卫队员的监视；违者枪毙。（8）所有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一律就地枪决。（列宁：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1918年2月21日。）（来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06月第3版,第418页。）列宁本人就承认“我们在夺取政权后便知道，不存在将资本主义制度具体改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现成方法。我不知道哪位社会主义者处理过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根据实验做出判断。”起初，几乎没有实验的机会，因为生存斗争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盛行于1917年至1921年间。（来源：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修订版（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02,第690页。）合理地分配粮食和燃料，努力获得粮食和燃料，由工人在全国范围内对此实行最严格的计算和监督，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真正的、主要的前阶。这已经不是“一般革命的”任务，而正是共产主义的任务，正是劳动者和贫苦农民应当向资本主义进行决战的任务。（列宁：论饥荒（给彼得格勒工人的信），1918年5月22日。）（来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339页。）形势不是绝望，而只是困难。由于在南部和东部战胜了反革命分子，改善粮食状况现在大有希望。应当考虑的不是贸易自由，经济工作者应当明白，在必需品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贸易自由无异于疯狂野蛮的投机，无异于富人战胜穷人。不应搞贸易自由，向后退，而应当通过(改善)国家垄断，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转折是困难的，但绝望是不能容忍的，也是不明智的。（列宁：1919年的信）（来源：闻一著：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06,第75页。）【余粮征集制】余粮口粮;扩大：肉类、油类、糖类、马铃薯烂掉;背口袋的人：劳改十年以上粮食的短缺和极度匮乏成为正在进行国内战争的苏维埃政权的最大的生死威胁。前线士兵们的供应常常面临断缺的危险，而为前线生产武器弹药的工厂中的工人和职员的粮食供应也少得微乎其微。此外，各条战线的指挥员相互间并不团结，因此他们常常借粮食问题引发军事指挥等各方面的矛盾与争端。为了保证前线作战将士的需要和稳定军心，在列宁主持下，向各条战线派出了专门解决粮食问题和整顿军纪军风的数量庞大的特派员(政治委员)队伍。（来源：闻一著：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06,第63页。）1918年5月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关于授予粮食人民委员部非常全权同隐匿存粮和投机贩卖存粮的农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法令，实行“粮食专政”，垄断粮食买卖和固定价格。法令规定，“除粮食所有者的田地所必需的种子以及他们的家庭到下次收获前所必需的口粮以外，一普特粮食也不应该留在他们手中”，国家要“对全部存粮实行最严格的核算和平均主义的分配”。不交余粮者被宣布为“人民敌人”。揭发隐匿粮食者可获得粮价一半的奖励，另一半奖给村社。与“粮食专政”配套，1918年6月11日成立贫农委员会，任务是在农村代替苏维埃掌权，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协助当地粮食机构没收富农余粮，在分配粮食和农具时给予贫苦农民以优待。贫农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展开。(来源：陆南泉，黄宗良等主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上),新华出版社,2010.10,第107页。）这种粮食的严重短缺和随之而来的粮食危机打乱了列宁的部署和人民委员会一系列法令的执行。早在1918年1月，当彼得格勒粮食的供应成饥荒趋势时，列宁就说过，这是彼得格勒工人毫无作为的情况造成的，不是没有粮食，而是没有人去搜查。他强调：“必须采取措施，把彼得格勒有的东西都找出来”，并要求所有的人都去搜查粮食，不去搜查的人就收回“面包配给证”。列宁认为，粮食的短缺是投机分子和富裕的居民造成的，“对于投机倒把分子不采取就地枪决的恐怖手段，我们就会一事无成”，“至于富裕的居民，应当3天不配给粮食，因为他们都有存粮和其他食品，并且可以用高价向投机商人购买”。因此，为用搜查的办法来解决粮食问题，人民委员会决定组织由士兵和工人组成的检查队，其任务是：监督粮食的征集、运输和缴送，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打击投机倒把分子和征收余粮。这种最严厉的措施包括“对于当场捕获的和罪证确凿的投机倒把分子，检查队可以就地枪决”。1918年2月21日，人民委员会在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补充法令中，明确规定：“隐匿存粮者也枪决。”1918年5月上旬，人民委员会连续作出了一系列决议，将解决粮食危机的办法从粮食专卖转为粮食垄断。5月9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粮食人民委员的特别权力的法令。这一法令一方面确认了粮食垄断和硬性价格的不可动摇，规定必须和粮食投机商人进行无情的斗争，要求每一个粮食拥有者要在一周内交出全部余粮(余粮的标准是：除去种子和个人按定额至新收获前的需要量)，对不交出余粮者将采取严厉措施；另一方面把执行粮食垄断的大权交给了粮食人民委员部，使其成为拥有生杀予夺大权，并对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负责的特殊部门。列宁特别强调了这一法令的基本思想是：“要摆脱饥荒，必须向囤积余粮的农民资产阶级和其他资产阶级展开无情的恐怖的斗争”，明确指出这个农民资产阶级就是“富农”，而无情的恐怖斗争就是：“凡有余粮而不把余粮运到收粮站者一律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判处10年以上徒刑，没收全部财产，永远驱逐出村社。”这时，在列宁的眼里，“凡是隐藏一普特余粮的人，凡是使国家损失一普特燃料的人，都是最大的罪犯”，主张组织伟大的“十字军讨伐”来反对投机商和富农，来解决粮食问题。（来源：闻一著：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06,第65页。）这种摊派征收农产品的办法，1919年下半年扩大用于肉类，1920年扩大到油脂及其他农副工业原料，如棉花、麻类、皮革等。余粮收集制要求贯彻阶级原则：贫农不收，中农酌情征收，富裕农户多收。但在实际执行时，由于摊派指标高，征收任务重，常常把中农与富农相提并论，用对待富农的办法来对待中农，甚至对播种1-2俄亩的贫农也有50列为应征户。同时，征购的粮食不仅是余粮，连必要的口粮和种籽粮也被征集一空。为了贯彻余粮收集制，再次大规模地组织工人征粮队下乡。国内战争期间，有1/51/10的工人参加过征粮队，全国共有2700个征粮队，参加的工人计有82000人。工人征粮队既是工作队又是宣传队，为了必要时实行强制收购和对付敌人的武装袭击，征粮队还配备手枪、机关枪等武器。实行余粮收集制以后，粮食征购量有较大幅度的上升。1917/18年度(粮食年度从当年8月至次年7月)征购粮食7340万普特，1918/19年度为10790万普特，1919/20年度为21250万普特。粮食征购量的增加证明这是战时环境下一种可行的粮食政策，既使红军的粮食供应得到保障，也使城市居民能配给到最低限度的口粮。然而